读者读书会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施蛰存先生所著的《唐诗百话》（一套三册）。
施蛰存先生是我国著名学者型作家，早期从事文学创作，以心理分析的方法创作小说，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人之一。
《唐诗百话》是施蛰存先生晚年的作品，是一部唐诗研究、鉴赏的佳作。凭借此书的广泛影响，施蛰存先生赢得了上海文学艺术奖的最高奖项——“杰出贡献奖”。写这部书，施蛰存先生的初衷是帮助语文水平一般的普通人欣赏唐诗、消遣闲暇、陶冶性情，是欣赏而非研究。写作过程中，因为要把很多问题讲透彻，这本书慢慢从简单地欣赏唐诗，转而增加了一些研究的成分。故而，这本书从单个诗人故事入手，深刻挖掘了关于唐诗的格律、辞藻、典故、艺术特点、写法沿革，诗人们或繁华或悲凉或喜乐或仓皇的一生，既有散文般优美的文字，又梳理了唐诗史，还对历代唐诗疑难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因缘际会，把此书变成了一部有才情、有趣味、有学识的著作，是一本唐诗入门的经典之作。耶鲁大学选择此书作为他们汉学课程的指定教材，是对它的高度认同。因为文字通俗，语言优美，这本书适合普通读者阅读，游心文字之间，领略唐诗之美。
很多年前，华东师大的施蛰存老先生招考研究生时出了一道题目：“什么是唐诗？”这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唐诗是一个美好的词语。汉语中有很多美好的词语，比如长江、黄河、黄山、长城等。我们提起唐诗，就有一种齿颊生香的感觉。唐诗只是风花雪月吗？只是文学遗产吗？只是语言艺术吗？我们仅从风花雪月的角度去看唐诗，或许表明我们的人生太功利了；我们仅从语言艺术和文学遗产的角度去看唐诗，又可能把唐诗看得太专业了。唐诗还可不可以指向一些更远更大的东西？
大家知道，唐代有兼容并包的文化精神，有世界主义的文化精神，有继承创新的文化精神。但我觉得还不够，毕竟诗歌是关于心灵的事情，心灵性才更是唐诗幽深处的文化精神。
马一浮先生有一句话说得好：诗其实就是（人的生命）“如迷忽觉，如梦忽醒，如仆者之起，如病者之苏”。诗就是人心的苏醒，是离我们心灵本身最近的事情，是从平庸、浮华与困顿中，醒过来见到自己的真身。这似乎有点玄了，那姑且作一个比喻：人生有很多幻身、化身，真身是这当中那个比较有力量、自己也比较爱之惜之的那个自我，而且是直觉的美好。我又想起古代有两位禅师有一天讨论问题，第一位禅师说了一大套关于天地宇宙是什么的道理，轮到第二位禅师时，他忽然看到池子里边有一株荷花开了，就说了一句：“时人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我读唐诗，似懂非懂、似问似答之间，正是“见此一枝花，如梦相似”。因为读诗是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多读诗，就是多与新鲜的、感性的经验相接触、相释放，就像看花。也因为读诗读到会心，又恍然好像古人是我们的梦中人，我们是古人的前世今生。
我十五岁离开家去当工人的时候，心里只是想家，沛然莫之能御。有一天读一首小小的唐诗：“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我忽然就觉得，那个大风大雪中快要回到家中的夜归人，就是我自己啊。心里一下子有说不出的温暖与感动。
为什么唐诗会这样呢？我想这是因为唐诗表达了我们古今相通的人性，而且是用永远新鲜的、感性的经验来表达。所以唐诗一方面显露的是永恒的人性，另一方面又永远是感性的、新鲜的。而这个古今相通的人性，恰恰正是中国文化内心深处的梦。我想我们中国文化做梦做得最深最美的地方，就是古今相通的人性精神。风花雪月的背后是永远的人性世界。
在历代传诵的唐诗诗句中，有说不出的美妙。譬如李白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一低头一抬头，随口吟来，即成永恒。你能说出这里面的好来吗？其实这样的诗歌，背后的深厚底蕴正是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一个是永恒的情思，一个是刹那的感动，又新鲜又古老，又简单又厚实。依中国文化的古老观念，人心与人心不是隔绝不通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也。无邪就是诚，就是人性与人性的照面。心与心之间，被巧语、算计、利害、物欲等隔开，都是不诚。孔子说“兴于诗”，就是从诗歌开发人性、人心的根本。孔子又说，一个人如果不学习《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一个人对墙而立，就是隔，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尽心尽情的精神，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人性与人性的照面。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石，也成为中国文化千年的一个梦。
现代社会，是一个人心与人心隔阂不通的世界。我有一天看了女儿买的幾米的《地下铁》，也觉得好，有点唐诗的味道。你看那个小女孩，那样瘦弱，背着那样大的书包，在空荡荡的地铁里走着，没有人理她。她使我想起唐代诗人在现世的化身，那样的敏感，那样的多情。台湾的新儒家徐复观先生在日本时，也写过地铁。他说地铁有两个特点，一是自己本来有目的地，却被人推着往目的地走去；二是地铁车厢本来是人与人距离最近的地方，却又是人与人离得最远的地方。所以，地铁可以说是现代社会人心与人心不相通的一个象征。在现代社会中保留一点唐诗精神，不是风花雪月，不是语言艺术，而是回到唐人的梦，回到可以通而不隔的心。
台湾的牟宗三先生对中国文化精神有很深的理解，他曾提出一个公式，用“心、性、理、才、情、气”这六个字，来把握中国历史的不同特点。有尽心尽理的时代，也有尽才尽气的时代。他的学生，台湾著名学者蔡仁厚教授，更明确地说，唐代人只是“尽才、尽情、尽气”，却不太能够“尽心、尽性、尽理”。这样的说法虽然有道理，却有二元论的简单化，
将“心性理”与“才情气”简单地打成两截，等于说唐人只知道挥洒才情气，不懂得尽心尽性尽理。其实在才情气当中，就有心性理的内容。心就是良知，理就是天理。杜甫有诗句云：“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这里有很深的“理”。第一，中国文化中，人皆可以成尧舜，布衣也可以为圣贤事业。这是高度的道德自主。要做知识人，就要多少有点圣贤气象。第二，愚与拙，都是正面的价值。其近义词即是诚与朴，能如此，就是最大限度热爱生命的美好。第三，《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这就是中国文化中圣贤精神的内涵。唐诗有杜甫，有韩愈，可以说，尽情、尽气与尽心、尽理，完全是可以打通的。
唐诗“以山水为教堂，以文字为智珠”。它珍视人间的美好，成全宇宙的大美，既是尽气尽才的精神，也是尽心尽情的精神。同时，心气与才情，又有着超越的根据，人心与自然共同美好、共同无限、共同充满美好的希望。
如果总结成一句话，即珍惜美好，实现自我，永葆爱心。这是唐诗的精神，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精神。
《唐诗百话》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