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十二岁的孩子，出生时母亲因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已经去世。他也被感染，与奶奶、父亲、继母生活，别的小朋友见到他就躲开。
吃饭时，他吃的菜由爸爸夹在碗里。吃火锅的时候，他吃了一会儿，往前凑了下身子看了一下锅，又坐下了。他爸说：“你吃什么？”
他端着碗怯生生地说：“粉条。”
爸爸意识到摄影师在，犹豫了一下，说：“你夹着吃。”
他立刻说：“不，你给我夹。”
“夹吧。”
他说：“你给我夹。”继母在边上说了一句：“夹吧。”
他爸说：“你就夹吧，没事没事。”
他迟疑着站起身，看了一眼锅，在离自己最近的汤的表面匆匆夹了一片菜叶，坐下来放在碗里，搅着。
桌面上没有声音，他解释了一句：“粉条没有了。”
过了一会儿，他爸捞了一筷子粉条放在他碗里。
看完这个纪录片，我们决定采访他。但一坐在他对面，我就知道这采访有难度。他太敏感了，或者说，他所承受的超过了一定的限度。但记者的职责是提出问题，如果问得不准确，时机不对，没有勇气触碰禁忌，或者碰了之后掌握不住，都不成。有一天看村上春树的非虚构类作品《地下》，写东京奥姆真理教在地铁施放毒气事件。他写非虚构作品远远不如写小说，可我理解他的拘谨，只有坐在受害者面前，才能理解那种压力——不管你再怎么想“不能伤害任何人”，但“置身的立场本身就有一种傲慢性”。
采访中他说看这个纪录片公映的时候哭了。我问：“是不是吃饭那一段？”
“阿姨，你怎么猜得这么准？”他意外地看着我。
我没想到他会问我这个，就据实说：“因为如果是我，我也会很难受的。”
他没说话，眼睛红了。如果在以往，我可能会停下来，或者问下去，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看了他一会儿，说了句“怕你心里受委屈”，就低下了头。我不知道为什么掉眼泪的不是他，而是我。
这句话后来我让编导剪掉了，这不是一个记者应有的反应——不要在采访中妄加议论，更不应流露太多的情绪。但我奇怪的是，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这句前言不搭后语的话，我根本没想过要说，它只是从心里浮出来了。
后来我翻看笔记，一个月前我看纪录片里吃饭这段时，写过“这真是天大的委屈，让他受了”。在采访的那一刻，他问我是怎么猜到的时，这个问题唤醒了我那一瞬间的感受。
2
采访药家鑫案时，张妙的母亲在房间里痛哭，她父亲跟我们说话。我觉得没办法在这样的哭声里采访下去，就问他：“你不去劝劝吗？”
他说：“没有用。”脸上满是无奈。
我坐不住了，回头对摄像师说：“我去看看。”
我进屋抚摸着张妙母亲的胳膊，她精神已经有些恍惚，只是哭喊，没办法说话。张妙两岁的孩子过来，把他的塑料玩具递给我，说：“给你，摩托。”我摸他的脸，说：“大宝贝，不是摩托，是奥特曼。”
事后我想，我为什么会去那个房间，为什么会这么说话，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这是一种非新闻记者式的语态和动作，我在日常生活里也不是一个性格很外露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
与药家鑫的父亲交谈。他说到临刑前的最后一面，药家鑫说要捐出眼角膜，他拒绝了，说：“把你的罪恶全都带走，不要将来出了事别人再来怪我。”
我低着头，用笔敲着手，“你这么说他会难受的。”
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
“这种采访像在竹茬尖子上走，”我在笔记里写，“我把自己的心也放在这密密的芒刺上。”
3
昨天晚上跟一个朋友谈话。她生活中的一个偶像，50多岁了，最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事，“竟然包养了一个20多岁的女孩，准备离婚”。
她说：“我就是心疼他，二奶不是个好货色。”
“你怎么知道？”“他们告诉我的，没别的，就是年轻。”
“你可以亲自了解一下，不要带判断，不要预设，去谈谈，可能对家庭、对他都有帮助。”
“简直是撞到鬼了，他是我的偶像呢，英俊，有才华，善良。”
“不会有人十几年一直撞到鬼，你可以像个作家一样去问问他。”
我的朋友是一个内心很丰富的人，也很善解人意，我理解她的震惊与创痛，只是自身的感受往往会妨碍我们去感受他人。
我说“像个作家一样去问”的时候，是想起了《安娜·卡列尼娜》。这本书也讲男女情爱，但托尔斯泰好像可以钻进每个人甚至动物的心里去活一遍。他并不美化他们，只是深化他们，不管哪种类型——花花公子调情时的满足感和身不由己爱上一个人之后内心的恐惧；一只猎狗接近野鸭子时折磨它们的乐趣；一匹马在起跑时只用运动表达的本能思维；老官僚的一丁点柔情和他妻子原谅他外遇的全部心理过程……不管他多么爱憎某人、某物，但就因为他在理解上有同等的深度，所以人人都平等起来。
以前我采访过不少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自认为对他们的处境有些了解，但仍然是从概念出发，不能把自我放下，沉浸在别人的命运里，像他们那样活一遭。这个结果就是，你能做出片子来，也没人说不好，但自己心里清楚，就像黄庭坚说的，大雨滂沱而下，万物吸纳之，只有庭前的大石头，雨落其上却“入不得”。
什么叫“进入”？制作《在一起》时，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刘老师说她有一天打车的时候，司机问她去哪儿，她说了地址，对方有点奇怪，看了她一眼，说：“你去那儿干啥？那儿都是艾滋病人。”
“我就是。”
司机一脚刹车，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说：“我看你也是一个人呀！”
这句话，足见误解和恐惧之深。一个社会的恐惧和暴戾之气，往往来自想象而不是事实；来自议论而不是感受。
有一个阶段，我勒令自己不能在节目中带着感受，因为我认为客观的前提是不动声色，真相会流失在涕泪交加中。但托尔斯泰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客观是对事件中的任何一方都“投入其中”，对生活在此侧与生活在彼侧的人都要有所感受，相互冲突的感受自会相互克制，达到平衡，呈现出“客观”的结果，露出世界的本来面目。
（沁云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看见》一书，视觉中国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