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是国际政治经济领域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与主导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却还未拥有与综合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议程设置作为大众传媒影响社会舆论的主要方式，能够通过新闻报道的显著性加以凸显或降低，从而有效引导受众的注意力，是建构话语权、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方法和路径。
斯蒂芬·利文斯通(StevenG.Livingston)提出了议程“切入点”概念，指出国际政治的议程设置是通过“议程切入点进行的，也是通过切入点来进行议程控制的”。所谓“切入点”，是指行为体构建令人信服的议题的场所。在国际政治中，它大致包括四类场所：全球知识生产场所、跨国网络及传媒、关键的国际组织或机制、国际会议或联盟等外交活动。正是通过这些切入点，问题的界定、政策备选方案以及议题显著性三者结合起来，从而塑造了一项国际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议程设置的成功取决于一个行为体是否居于有利地位，恰好拥有或可以利用这些切入点”。①G20峰会在中国浙江杭州举办，可谓拥有建构国际话语权的“切入点”，在这一次宝贵的国际传播机遇中，媒体如何发挥议程设置功能，面对纷繁复杂的跨文化传播现象，在国际传播中占据主动地位，是中国新闻媒体在激烈的国际传媒市场竞争中，建构、维护与提升本国话语权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集中反映，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传媒等，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其建构过程也相应地需要一种系统化的框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是影响21世纪人类进程的两大关键性因素。”而现代城市“作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信息中心，是劳动力、资本、各类经济、生活基础设施高度聚集，人流、资金流、物资流、能量流、信息流高度交汇，子系统繁多的多维度、多结构、多层次、多要素间关联关系高度繁杂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其系统性与本届G20峰会主题的四大关键词“创新、活力、联动、包容”高度匹配，因此，将城市作为本届G20峰会宣传议程设置的一种框架，可以成为中国国际话语权建构的一个载体。
一、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G20峰会主旨契合
成立于1999年的20国集团（G20），由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组成，作为一个国际经济合作论坛，旨在推动已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的持续增长。2008年起，G20财长会议升级为G20领导人峰会，定期召开的G20峰会是一次首脑聚首破解国际经济难题的会议，更是一次加速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会议。
城市是人类社会地域生产力最集中的表现形式。古代城市主要是军事和政治中心，但随着社会大分工促进城乡分离，或“因城而市”，或“因市而城”，城市开始成为经济中心。工业革命则使城市发生了根本变化，工厂的大量出现与集中，使城市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市政、金融、商业和交通等领域的发展，进一步提高了城市的经济地位。城市是生产要素的集聚中心，是生产、交换和消费中心，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城市通过发挥集散功能，在一定空间范围内聚集和扩散各种经济要素；就城市集聚来说，英国城市经济学家K.J.巴顿（K.J.Button）把城市集聚经济利益分为本地市场规模、生产费用节省、人口限度标准、熟练劳动力汇集、交通运输经济、企业家集中、融资的便利性、自由交流思想、刺激革新、集中提供设施等十大类。信息和互联网革命，又进一步促使城市经济结构成为物流、能流、信息流、价值流和人口流的循环运动，相互联系，相互沟通，并组成一个完整的结构体系。
城市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信息中心和交通枢纽，其经济活力可以带动整个地域的经济发展，而当处于经济全球化的今天，20国集团的GDP总量已占全球GDP的85%，贸易占全球贸易总额的80%以上，人口约占全球人口的2/3，主要源于现代城市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和强劲动力。从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套开城镇化工作会议，到2014年国务院发布《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又到2015年召开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城市在带动经济发展、促进转型升级、解决民生问题等诸多方面的作用。G20峰会协商机制的落脚点在于城市经济适应国际政治经济的高速变化，城市在全球化背景下具有市场需求的适应能力、消费结构的升级能力、基础结构的供给能力、科技的创新能力、劳动力素质的优化能力和生产关系结构的自我变革能力。
二、城市议题的共通性是国际话语权建构的基础
建构国际话语权，“在议题选择与界定环节，有两点尤其值得关注：一是选择那些既与本身利益密切相关，又能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二是设法将选择的议题界定为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议题，或将一个纯粹的技术议题上升为政治或伦理问题”。②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城市发展带动经济社会发展，城市建设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要动力，城市成为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活动的中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谓“既与本身利益密切相关，又能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
1.城市发展形态历程具有共通性
无论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带来的蔓延式城市化，还是以英、德为代表的西欧国家的政府调控+市场主导型城市化，甚至是拉美、非洲为代表的过度城市化，城市形态都经历了中小城市、大城市、区域城市、城市带、城市群的发展演变，到20世纪下半叶，大纽约区、大芝加哥区、大洛杉矶区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美国经济的贡献率达67%，大东京区、阪神区、名古屋区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日本经济的贡献率超过70%，网络化的城市群发展形态已成为后工业化时代城市发展的主体形态，当前中国正在实施“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等战略，都与城市空间的科学规划、紧凑集约和高效绿色发展直接或间接地产生联系，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中国各个城市之间需要强化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协作协同，根据各自的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明确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形成横向错位发展、纵向分工协作的发展格局，需要加强创新合作机制建设，构建开放高效的创新资源共享网络，以协同创新牵引城市协同发展，这样的诉求恰好呼应本届峰会的四大主题。
2.城市发展方式演变具有共通性
随着西方国家进入后工业化时代，城市的扩张规模已经逐步缩小，逐步演变为以蔓延和更新为主的城市发展方式，针对城市盲目扩张和日益严重的环境恶化问题，人们开始反思原有以汽车交通为主导的城市化，投入到对生态城市、低碳城市、绿色城市等理想城市形态的研究中，致力于寻求一种高效能、低污染、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城市发展方式。中国用了30年左右的时间走完西方国家用近两百年完成的城市化进程，时间速度的压缩也同样带来了发展中同样的问题，相同的境况，具备了共同话语的基础。19世纪末，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Howard）提出了“花园城市”理论,此后，美国的“精明增长”“紧凑城市”成为主流的城市发展理念；在中国独树一帜的是，“两弹一星”功臣钱学森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山水城市”的概念，其内涵是“把中国的山水诗词、古典园林建筑和山水画融合在一起，既结合中外文化，又利用现代科技，作为未来中国城市构筑的模型”。③可见，从中西方关于城市发展方式的共识来看，城市理应成为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在尊重自然、绿色循环低碳理念下，关于城市交通、能源、供排水、供热、垃圾处理等基础设施的议题既具有“技术议题”的性质，也具有“公共议题”的属性。
3.城市文化软实力发展具有共通性
文化可以为城市发展注入强劲的源源不断的生命活力。巴黎、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城市，之所以能够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名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城市拥有其他城市无法复制、无法替代的文化，而且现代文化经济的主要部分集中在这些全球大都市，“全球大都市所构成的文化创意产业集群就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概念，而且更是跨空间的全球产业与文化消费链”。④当城市经济发展到较少地依赖于制造业，而更多地依赖于知识之时，城市创新创造活力，就更多地取决于城市的文化。文化对创新创造的支撑，不仅仅体现在技术工艺的革新上，更体现在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上。文化作为城市发展的软实力，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推动与支撑着城市的创新创造。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集中体现，通过文化资源的创造性开发和利用，拓展和挖掘了文化在经济社会中的渗透力、影响力，并助推了国家形象的构建：英国通过文化外交用现代商业手段将文化重新包装发展成为创意产业，由落日帝国更新为创意英国。二战后的日本，通过推进动漫外交扩大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参与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部署旅游振兴战略等文化外交手段，成功树立了新的国际形象。
三、“城市”作为G20峰会宣传议程设置的框架构成
1.新闻媒体
美国新闻传播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Shaw)研究发现，如果媒体突出报道某些议题，这些议题就会成为受众重点关注的对象，而且通过对议题的属性描述，还能影响受众对该议题的态度和判断，可见，新闻媒体对公众舆论具有强大的议程设置能力。新闻媒体通过突出报道某些事项，或通过对某些议题属性的选择性“框架构建”，会极大影响受众对这些议题的认识和看法。因此，一方面中国要建立世界一流的国际新闻传播平台，向那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西方媒体学习，通过专业话语建构中国主流媒体的专业权威形象，提升国际新闻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中国争夺国际话语权创造良好条件；另一方面，也要从新闻媒介与空间地理的交叉关系中，注重城市空间媒介化的意义建构，就是“把媒介的理解扩展到实体空间，关注城市景观、空间布局对于城市公共交往的意义，把传播从远距离的信息传递，扩展理解为仪式感的实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建构”。⑤
2.专家系统
专家系统是具有专业知识、对决策目标持有某些共同价值观的专家、专业人才团体或网络。知识复杂性是决定专家系统所拥有的专业知识、技能对于信息传播网络中其他主体所具有的价值的最主要的客观因素。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发展，在国际话语权建构中，人们可以在超越现实存在的虚拟时空中建构新型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全球化使在场和缺场纠缠在一起，让远距离的社会时间和社会关系与地方性场景交织在一起”，“专家系统则通过专业知识的调度对时空加以分类，这种知识的效度独立于利用它们的具体从业者和当事人”。⑥专家系统的形象化组织——“智库”日益在国际对话交流中起到关键作用。“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起步建设过程中，有关于城市问题的专家系统既拥有国际学术研究的思维范式，又谙熟中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发展的根源现状，应先于、敢于并善于“发声”。
3.倡议网络
20世纪末,除了主权国家以外,许多非国家行为体也成为了世界政治的重要参与者,它们彼此之间以及与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国际政治中的跨国网络。这些网络既包括像跨国公司这样的经济行为体,也包括基于共同的事业和价值观念而形成的非政府组织。“全球约6万个非政府国际组织或国际论坛机制，有中国人介入并发挥作用的不足3%，这是目前中国与国际社会交往不顺畅、中国国际形象塑造乏力的重要原因”。⑦美国政治学家玛格丽特·E.凯克(MargaretE.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Sikkink)提出“倡议网络”的概念⑧，借助“网络”这种以自愿、互利、横向的交往和交流模式为特点的组织形式，国际和国内的非政府研究和倡议组织、媒体、商会、基金会成为议程设置话语建构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这也正如沃勒斯坦(Wallerstein)所指出的国际间的城市互相连结，全球正成为一个紧密的、互相依存的世界体，而“倡议网络”的运行机制之一则在于充分利用媒体对信息进行加工、包装和架构获得话语权，城市因其异质性和包容性而成为倡议网络生存和发展的框架，从城市出发，媒体更容易形成舆论动力，从而推动一系列议题进入国际媒体新闻传播议程。
四、结语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关于举办2016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G20峰会）的致辞中总结道：“杭州是一座历史名城，也是一座创新之城，既充满浓郁的中华文化韵味，也拥有面向世界的宽广视野。”峰会全年还将在中国20个城市举办66场各类会议。城市通过发挥生产中心功能，为城市的极化和提高供给能力提供坚实的基础；城市通过发挥服务功能，为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提供全面、高效、便捷服务；城市通过发挥创新功能，使各经济领域保持活力和生机，推动地区和国家经济不断向前发展。从2008北京奥运会、2010上海世博会，国际性重要会议活动都在城市中举办，历次的对外传播，或者聚焦于国家形象建构，或者聚焦于会展活动，如何将城市作为一种媒介，挖掘城市题材的内在全球共通性，在媒介地理学的视角下丰富传播内容、增强传播效果，是G20峰会对外传播可作创新的探索。
「注释」
①韦宗友：《国际议程设置：一种初步分析框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10期，第38-52页。
②同上。
③傅礼铭：《钱学森山水城市思想及其研究》，《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第65-75页。
④郑涵、张莹编：《文化创意产业读本》，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页。
⑤孙玮：《作为媒介的城市：传播意义再阐释》，《新闻大学》2012年第2期，第41-47页。
⑥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0、23页。
⑦王文.：《2016年G20峰会筹备工作之我见》，《对外传播》2015年第1期，第43-44页。
⑧韩召颖：《非政府组织•跨国倡议网络•国家主权——〈超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述评》，《欧洲研究》2006年第1期，第144-1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