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澳大利亚已有30所高校开设传媒本科教育，西澳大学是其中之一。笔者前往西澳大学访学期间，考察了新闻专业的课堂教学。它的新闻专业设在社会科学学院，隶属文学院，全称为“传播与媒介”，是西澳大学新闻教育的主要力量，专业排名位列全球150-200位。
澳大利亚高校不只是面向国内，更面向国际招收留学生。目前只有邦德大学、查尔斯斯特大学、杰姆斯库克大学和墨尔本皇家理工学院的部分新闻课程对本地学生有特殊要求，其他所有课程都接受来自海外学生的申请，绝大多数高校通过互联网接受海外学生的入学要求和登记注册，这也体现了澳大利亚新闻教育的国际化特点。
案例透析
1.课程设置。西澳大学新闻专业的主干课为传播个案研究、传播与大众媒介、传播研究项目、人类科技：辩论传播、文化、新媒介和传播、数字媒介、设计虚拟游戏、电视和视频制作。这些课程涉及传播媒介理论的核心区域，非常集中，针对性强。除了专业课程，学生还要选修一定数量的主要学位课程之外的其他学位课程即“扩展课”来扩大知识面，这些“扩展课”必须包括至少一门关注变化着的全球社会的课程，以提升学生的“全球视野”。即使加上“扩展课”，学生的课程数量也不多，平均每个学期四门课，本科生在三年时间内只要完成24门课，就符合拿到学位的条件。
2.教室授课。新闻专业的课程分两种，一种是“大课”，一种是“指导课”。指导课更能体现出课堂的特色。学生选择参加一定课时数的指导课，主要内容就是讨论教师事先布置好的几个选题之一。指导课配有专门的助教，教师也会参加到指导课中和学生互动。默默坐在一角背笔记是没有分数的，为了让教师对自己有更深的印象，就必须利用一切机会表现自己，如出众的口才、精心的发言设计、积极的网络互动、与教师的频繁交流、在讨论中提供有价值的内容等，向老师和其他学生证明自己的存在。而要做到这一点，课后就要花大量时间阅读、撰写发言稿、做好发言与讨论的准备。
其实，敢于自我表达和积极准备表达素材正是传媒人的工作状态，而这里的学生在走出校门前，就无数次地训练了这种工作模式。
教师讲课速度都比较快，点到即止，如“传播与大众媒介”教师陶尔·哈珀讲传播学的“议题设置”理论，就说是谁说的，观点是什么，再来段引文，就结束了。这主要由于全部课件和阅读材料预先在网上公开，学生可事先预习，课后也可去看，课堂教学只是“仙人指路”而已。
3.课程考试。课堂虽然轻松，但学生最关心的考试并不太轻松。学期刚开学，教师们要花一周的时间谈怎么考试，可见考试的重要。考试分为平时小测验、论文、实习、课堂活动、指导活动等几部分，各占一定分值。还有网络的小测验，学生必须先阅读网上的相关文献，读完后测验题目才显现，须在一周内完成测验。各种阅读、各种测验、各种活动，挤满学生的课外时间，想拿高分？临时突击、死记硬背可不行！所以学生们蛮拼的，图书馆夜里十点钟后依旧挤满了人。
4.阅读培养。在复杂的新的媒介语境中，未来的传媒人要在短时间内形成对一个事件的正确看法，扎实的阅读量是必不可少的。但新闻专业更强调的是：与其让学生读多少本书，不如让学生形成阅读的习惯。
没有谁天生愿意去读艰深的理论著述，为确保学生阅读，不少教师采用“考题刺激法”，一些小测验每周都有，学生须在上完课后的一周时间内在网络上读完、答毕，题目就是基于所给阅读材料而布置，题量不多，每次2-4道，只有一次答题机会，学生必须仔仔细细地把布置的阅读材料看上几遍，才能确保分数过关。这些材料多是一本书的一个重要章节，或网站上有关的内容，老师不规训，但通过给出阅读材料指引方向。
大部分阅读材料都由教师提前扫描到网上，可供学生阅读下载，契合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效特点，与其让学生花大把时间去找资料，不如提前把资料找好让学生看，节省学生阅读的时间。教师除直接给出阅读章节扫描版外，也会开列书单，书单就链接着学校图书馆的目录，一点击，就看到这本书所处的位置、目录编号、馆藏情况，大大方便学生借阅。
5.作业设计。为完成几乎每位老师都会布置的练习作业，学生必须自组5-6人的团队，从选题、策划、组稿、拍摄、剪辑，都要求小组合作完成，团队成员自己分工，然后安排工作流程，彼此保持密切联系。
笔者曾问传播研究项目课的教师卡特丽娜：“团队中的导演、制片很重要，会不会给他们高分？”答：“不会。分数都一样。”问：“团队里有司机、后勤、化妆……他们也拿一样的分吗？”答：“当然，每个人在其中按照自己职业的表现才最重要，只要他们能写出相应的报告。”这里的“报告”指在项目开始前，每位学生都要写申请报告，陈述团队角色与工作计划，项目完成后还要写总结报告，阐明实习成果。如果阐述清楚、论证完整，能证明一个司机在这个团队中的价值，那么这个“司机”也会拿到高分。是司机很重要吗？不是。是让学生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学会和习惯在团队里工作，而不是挑三拣四只捡自己喜欢的工作。工作没有高低，只有不同而已。
学校图书馆里有专门的讨论室，可供学生小组活动之用。这些遍布各楼层的讨论室里经常传出学生们嘤嘤嗡嗡的辩论声。至于草坪上、餐馆里，更是一群群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走近一听，他们居然很多都是在讨论课堂选题。教师也会不定期进入某个团队，和学生一起商量和讨论。他们刷新了课堂的定义——什么是课堂？一个团队的学生碰头讨论的地方就叫课堂。
课堂后会有一些小测验要在网上完成，也考“记忆题”，就是针对一段阅读材料回答它的主要内容，但教师会专门注明，“小测验的所谓正确答案并非你认为正确的答案，而是所给阅读材料认为的答案”，被称为“假想完美原则”，意为假定阅读的材料是对的，然后再回答，提醒学生重视阅读的同时不能成为阅读的奴隶，要主动思考。教师还会提供很多观点迥异的课外阅读材料，如《传播与大众媒介》课教师陶尔·哈珀提供的“媒介暴力”的材料中，既有认为媒介暴力对孩子的负面影响很大的经典的社会调查和分析，也有认为媒体不该对儿童暴力负责的文章，材料本身就是可议论的，而不是单维度的。教师看重的是阅读本身和与阅读相伴的独立思考，而不是答案。
为将独立思考贯彻到底，“辩论”几乎是学生拿到学分必不可少的一道作业，为此还有门主干课叫作“人类科技：辩论传播”，可见对辩论的重视。学生以组为单位开展辩论，不同组持有不同观点，在“指导课”上辩论。为准备材料，组员们必须寻找材料支持自己的观点并从对手角度考虑问题。
很多课堂作业让学生设计项目，或拍摄一部作品，或开展一次调查。作业的核心就是养成遵守严格程序的习惯。很多作业并非让学生真正去做项目，而是去按照严格的工作流程来做准备。教师会花整堂或更多的课堂时间告诉学生怎么遵守工作程序，如组织团队、设立目标、撰写报告，项目书该如何从价值、意义写到预计成果，类似国内的科研项目书申报。有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是份虚拟的报告，一定要求学生写上花费。
启示
1.基础技能的培养。澳大利亚新闻专业就业竞争十分激烈，每年大概在主流媒体有300个左右岗位，而每年毕业生超过三倍，但新闻专业毕业生仍可在研究机构、杂志和期刊出版部门和新媒体机构供职。无论媒体格局如何变化，机会永远都存在于那些基础和传统的能力上面。实践证明，新闻专业毕业生如果能具备实际研究和生产技能、理论背景的复合式才能，对他们找到与媒体有关的高薪工作十分有利。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高校重视在传媒理念形成、传媒工作习惯孕育的本科阶段夯实学生的思维基础，开展不同视角的理解训练，不仅注重想象和创新，而且强调扎实的按照流程的执行过程，力图从基础入手，培养学生的工作严谨性、阅读广泛性、思考独立性、表达积极性及合作主动性，这样的毕业生在时代的巨变中不但不会落伍，反而越来越显现其强大的后劲。
2.课程设置的平衡。记者出身的学者华尔特·默多克（WalterMurdoch）就认为新闻教育不该在课堂进行，他戏谑地说：“我认识的最有能力的记者都没有上过课。”他这么说的原因就在于不信任过于理论化的新闻课程，认为其对实践不具备指导意义。从另一方面说，也对新闻课程设置上理论与实务的平衡提出了要求，这也是当时媒体人的普遍建议。新南威尔士州教育官员卡迈克尔（A.C.Carmichael）1920年在悉尼大学讨论新闻业前景时就指出：对真正的记者而言，高校课程具有拓宽文化视野的影响。罗德里克（Roderick）和雷维尔（Revill）在他们合著的澳大利亚第一本新闻实习教程《记者的手艺：现代实践的指南》中指出，高校新闻教育是有用的，但不是新闻业成功的必由之途。新闻教育需要更为广泛综合的知识教育，而不仅是专业教育。1955年，“记协”起草了一份新闻教学大纲，但没有公开推出，而只是用在媒体内部的培训中，介绍了五点培训目标：第一，熟悉媒体各部门活动，拥有处理、收集、发布新闻的全部知识；第二，学习速记和打字；第三，参加高级记者或其他当局官员的新闻理论和实务讲座；第四，参与实战报道并获得广泛的实践经验；第五，陪同条线记者跑新闻并接受实践指导。这个教学大纲注重维护新闻理论和实务训练平衡的特点十分明显。“记协”成员怀特提出过一份培训课程的清单，包括英语语言、文学、哲学、宪法史、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三门新闻实践课和一门选修课。“记协”塔斯马尼亚委员会代表乔治·狄克逊（GeorgeDixon）对课程内容则有不同意见，他主张加强理论知识在课程中的地位，他建议的课单是：论文写作、英语语言、文学、英国通史、英国殖民地史、欧洲历史、经济学。“记协”采纳了狄克逊的建议，认为新闻教育不应局限于新闻业务，要让学生掌握综合知识，形成宽广视野，这种观点渐渐在高校新闻教育界形成了共识。为保证学生能够接受理论和实务相结合的教育，澳大利亚的大部分新闻教师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高的学历水平，只有不到5%的教师缺乏大众媒体经验。在加入学术队伍之前，大多数在主流媒体上都有很长的职业生涯。只有3.6%的教师没有正式的高等教育资质，近一半的教师正在攻读更高的学位，很多人已经拿到了学位。在澳大利亚的新闻讲师中，有七分之一的讲师出版了不止一本书，大多数参与了这样那样的媒体顾问。
3.新闻教育价值的强化。一开始，新闻业并不认同新闻教育，尤其不认同高校的新闻课程学习，“记协”的负责人凯文·多纳胡（KevinO’Donohue）就提出：“新闻教育应该由新闻媒体的内部机构来承担，而不是让高校去做。”他的观点得到了资深媒体人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电视新闻编导谷雷（F.L.J.Gulley）和邮件编辑、管理总监西奥多布雷（TheodoreBray）的支持，他们认为：“见习记者唯一可行的训练是报社的在职培训。没有报纸、电台或电视台会考虑在高校脱产训练。”在类似观点影响下，不少记者对课程学习的态度十分消极，如因为工作和上课时间冲突而逃课，一旦获得记者身份就不再继续学习等，华勒斯（Wallace）进一步指出，高校课程笨拙地尝试着连接实践和理论，但在行业人眼中，这些课程完全忽略了新闻实践。
也有人支持高校新闻课程学习，哈德森（Hudson）认为，“在岗上课”的教育方式是行不通的，应引进美国通行的大学预备课程，让学员全日制上课，进行系统学习。尼科尔斯（1916）就认为大学文凭对那些想从事新闻业的人是有用的，高校可以教的内容很多，包括语法、风格、一般知识、印刷机制、责任、道德等，他说：“我看不出任何理由，为什么高校不能开设新闻课程？”1968年，昆士兰的詹姆库克大学的罗德里克教授提出了一个至今流传在新闻教育界的看法：如果新闻业要实现真正的专业化，就必须得到高校的支持。如果高校希望新闻教育真正得到发展，我相信，它也必须向一线记者求援。1970年代，5DN广播电台的新闻编辑瑞安（Ryan）发出警告称：“记者如果只满足于跑跑新闻，而不通过学习追求职业的专业化，就是在逃避责任。”
某种程度上说，澳大利亚新闻教育史也是一部新闻业对高校新闻教育的态度转变史，从“文凭不是进入新闻业的先决条件”的认识，到记者应该“通过学习追求职业的专业化”的认识的转变，揭示出了新闻教育逐步受到新闻业重视的过程，透露出在新的媒介语境中二者唇齿相依的关系。
（本文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江苏艺术家与早期中国电影文化产业发展研究”（14FYS003）和江苏省“青蓝工程”项目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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