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粹主义背后的西方精神危机
为何民粹主义浪潮在西方来势汹汹，一波接着一波？民众为何会反精英、反建制、反全球化？其背后有深层次的经济和社会原因。而这些蕴含在西方政治和社会中的因素，不但最终反映为民众的政治要求，还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新一轮的精神危机。原来笃信不疑的价值观念、引以为豪的发展模式遭到现实的挑战，每况愈下的生活与美好的愿景形成强烈反差。贫富差距、毒品泛滥、失业率上升等社会问题越积越多，社会失去活力，矛盾无法缓解，往日荣光渐行渐远。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对政府、体制、发展模式普遍担忧、失望甚至怀疑。2016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希腊65%的受访者、意大利52%的受访者、法国46%的受访者和英国40%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在过去的十年里国际地位下降了，而不是上升了。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下，民众会越发把责任归咎于政府，归咎于精英，担忧资本主义发展方式，反对全球化。这种精神危机有三个典型的表现形式：
1.主流价值撕裂
在精神危机中，西方社会的主流价值受到冲击，社会群体的心理裂痕日渐加深，以致出现激烈的价值观对立。其中，民众与精英的对立、本地居民与外来移民的对立、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反对全球化与支持全球化的对立、宗教之间的对立等，各种各样的社会价值分歧撕裂了西方的主流价值构建，传统的社会秩序受到冲击，各种矛盾日益凸显。
在美国，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新教徒）是社会主流价值观的代表。然而正是白人社会地位的衰落，导致了美国的民粹主义浪潮。从上世纪60年代至今，白人劳工阶层中30到40多岁的男性工作率从96%下降到79%，同时，他们的已婚率从86%下降到52%。在社会上，白人劳工被上层精英鄙视。在经济上，他们受到下层移民冲击。愤怒的美国白人劳工开始仇视外来移民，漠视精英。这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脱离欧盟问题上，英国社会也展示出截然对立的社会图景。公投数据证明：大城市的居民更希望留在欧盟，因为他们都能从中得利；大城市的移民也希望留在欧盟，不希望移民政策出现紧缩；小城市和乡下的居民更希望脱离欧盟；老年人比年轻人更希望脱欧；没受过教育的人比受过教育的人更希望脱欧。不但英国是这样，整个欧洲都开始出现越来越明显的宗教和族群对立问题。由于穆斯林人口的扩大和伊斯兰地区恐怖主义的肆虐，西方社会抵制穆斯林的呼声越来越高。
2.制度自信下滑
新自由主义是冷战后西方“胜利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新自由主义的发展模式酿成的灾难让民众心有余悸。西方人的自信心在下降。美国《华盛顿邮报》2011年8月公布的民调显示，多数美国人认为，该为当下经济危机负责的恰恰是华盛顿的两党政客。接近3/4的受访者不相信华盛顿有能力修补美国经济，与2010年10月相比，“无信心”投票增加21个百分点。另外，接近80%的人对美国现行政治体系不满，其中45%的人表示“极为不满”。《明镜》周刊题为“西方往事”的文章说，“西方”这个词曾有过很深的含义，这个世界中的国家分享着民主的尊严，拥有共同目标和价值观，比专制和暴政国家更加正义。但现在，一切看上去成了“往事”，西方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的竞选口号“让美国重新强大”宛如一只悲哀的号角在落日黄昏中独奏。连美国人自己都觉得美国衰落了，美国挑起的“西方”大旗已不再熠熠生辉。低水平的投票率反映了选民对政党的越来越不信任和不满意。近年来的美国大选中，无党派人士的队伍一直持续壮大。政治腐败让民众更加失去对西方制度的信心。以院外游说、政治献金和“旋转门”为代表，政治精英的分肥制已成了美国政治难以消除的痼疾。奥巴马政府无法实现“劫富”，只能依靠医保政策加大“济贫”，以缓解社会压力。国家财政愈发恶化，社会福利费用只用于部分需救济人员的改革让民众更加不满。民主党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失败告终。美国民主的有效性遭到前所未有的怀疑。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所推行的美国式“民主制度”不但没有实现民众生活好转，社会繁荣。这些地区反而越来越动乱，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在内外事实面前，西方的制度自信遭受重创。
3.价值观转向
西方的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信条在每况愈下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自由竞争和机会平等在全球化框架下并没有最终让民众普遍获益。在全球化、智能化和信息化时代的浪潮中，西方大量的工作岗位被淘汰。相信机会平等的民众发现在勤奋、聪明的外来移民面前，他们的机会渺茫。欧洲在面对汹涌而至的难民时，传统的价值观告诉他们：要帮助这些难民，要给难民生存的权利。但许多民众的实际处境却告诉他们：如果有更多的难民进来和他们争夺“饭碗”，无疑是和他们争夺生存机会。
西方自由主义价值光环的褪色，使得部分西方民众的价值认同开始转向了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2015年6月，美国人口统计局公布最新数据，在五岁以下的美国儿童中，白人第一次成为少数民族，而黑人、西班牙裔和亚裔总人口第一次成了多数，这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开始成为少数族裔了。白人开始恐慌，实际上从第一位非白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起，他们已经感受到了威胁。美国历史上的排外传统似乎又要死灰复燃。特朗普赤裸裸的排外主义和种族歧视言论，为他赢得了大量白人选民的选票。在英国，脱欧派的政客宣扬民族主义和利己主义。欧洲各国的民族主义浪潮抬头，欧盟的未来蒙上深深的阴影。
二、中国价值观传播迎来机遇
在新的形势下，西方对中国的价值观压力出现明显的缓解。特朗普在他的竞选纲领中，尽管激烈地批评中国，却很少再提及中国的政治制度和人权等问题，这在之前的美国总统候选人中是非常罕见的。而英国在卡梅伦政府时期则明显突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传统上和中国“只谈钱不谈感情”的政治正确性被超越，中英关系迎来“黄金时代”。仅从意识形态上来看，中国和西方关系开始出现以前不具备的条件和基础。
但对中国来说，在话语权问题上不但要缓解被动的局面，更迎来主动的机遇。长期以来，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下，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不看、不听、不理。而今天西方在自身的精神危机和社会反思中，对于中国的模式和道路有了更开放的态度和兴趣。这个时候，“中国故事”有了更多的听众。可以说，西方社会的反思浪潮，也伴随着对中国这个现如今热情、昂扬、自信的东方大国的持续聚焦。在特朗普、卡梅伦们用不同的方式把“中国”当成口头禅时，西方对中国的心态已经悄然变化。不管他们如何认识中国上升的力量，他们都更清晰地面对中国的发展奇迹，想了解中国发展背后的原因。而在西方怀疑和彷徨的时候，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希望把自己的发展经验分享给全世界。这些发展经验背后，蕴藏着中国的独特的价值观。
当然，新时期中国价值观的传播不能走西方式的“强买强卖”道路。应当紧紧抓住西方社会最核心的难题，面向西方民众心中最迫切的疑惑，讲出中国的经验、方法和价值。一方面让西方社会更加理解和正视中国，另一方面也用中国的思想为西方的改革提供新的视角和思路。当价值观的传播是起于需求、终于互利的时候，就成为文明互鉴的进程。
我们认为，以下一些价值观问题是当前西方社会最希望听到的中国故事，值得重点研究、提炼和对外传播。
第一是中国政治制度的优点。长期以来，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持有强烈的偏见。在当前局面下，中国有机会更好地讲述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在对外传播中，讲“优势”不是讲“优于”，不必搞比较、对抗，而应求补充、互鉴。讲好中国政治制度，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中国的发展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的。中国共产党显然不是西方意义下的普通政党。因而要讲好中国共产党，就要超越传统的西方式的政党理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精英统治团体，而不像西方政党一样是部分社会利益代表和表达团体，这一定程度上根植于中国悠久的贤能政治传统。中国共产党在全社会范围内选拔和培养政治统治者，这与西方社会通过全民选举在精英中选出统治者，是形式不同的民主，也是逻辑不同的政治文化。而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在全球危机的时代，显然避免了西方式民主的恶性对抗和社会撕裂，更能坚持做正确的事，在政策层面上也能够更好地协商、平衡和坚持。在西方民主的乱象中，中国应该更清晰地阐释中国政治制度的优点。
第二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哲学。新自由主义最大的逻辑前提是个人自由。其成于此，其败也于此。因为西方个人主义具有自由解放的一面，也包含着弱肉强食的一面。而在中国的哲学中，个人、家庭、社会、国家和天下都是同构的。在由内而外的层层结构中，贯穿着统一的哲学，就是和谐。个人修身，正心而诚意，内在的和谐奠定了外在的和谐。因而中国的人字是小写的，是家国天下自然大道中的一部分。中国的政治、社会都依此观念而构建。在全球性的危机中，在中国国家快速发展和转型期内，中国和西方一样也面临着激烈的社会矛盾。但中国处理这种社会矛盾的方式与西方相比更加柔韧，中国人对矛盾的理解、包容能力更强。西方所预言的中国崩溃迟迟没有到来。当西方出现社会危机、出现各种刚性的对抗时，可能更有兴趣了解中国人的哲学逻辑。
第三是民族融合和宗教包容的能力。西方所经历的“文明摩擦”，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也长期存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四次民族大融合。第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在中国腹心地区进行，形成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民族。第二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迁徙出现对流，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少数民族徙往内地。其后在宋辽金元时期，民族融合多是在边疆地区进行。第四次民族大融合发生在清代，奠定了现在中国疆域和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的基础。因而中国在处理宗教、民族问题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经验。首先，从目标上看，中国在政治上从来是崇尚“合”而不是崇尚“分”的，不管政治矛盾多么激烈，统一总是大目标。民族割据政权最终要走向大一统，才是回归政治的常态。这背后是超越民族、着眼人类和文明的“天下观”。其次，从方法上看，中国把民族和宗教视为文化问题，而不视为政治问题。中国的很多战争是以民族武装为基础的、或是以宗教为纽带的，但在正常的统治时期，中国在政治层面强有力的大一统与文化层面的多民族、多宗教局面能够和谐共存。最后，从手段上来看，中国处理民族宗教问题非常灵活，也相当耐心，历朝历代都有对民族地区的特殊统治机构，还通过移民、通婚、互市、文化交流等手段把主体民族与其他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总体上颇为成功的民族政策来源于强大而富有生命力的中华文化，其在维护民族团结统一方面厥功甚伟。因而，中国在近代以前都只有天下观，没有民族观。而到了今天，中国的外交政策越发明显超越欧洲式民族国家体系的思维，传统观念通过结合现代因素，自我扬弃、出现回归。
三、新形势下中国价值观对外传播的方法
当前整个西方笼罩在自我反思的精神危机中，并把目光转向中国，中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有了新的机遇。但这不意味着西方会迅速放弃话语权。为了反思和自保，西方社会的保守主义倾向会增强，政治和外交的争夺仍将非常激烈。因此，本文提出中国价值观对外传播的机遇，是一种结构性的机遇，也就是在部分重要问题、面对部分西方受众、出现了一定限度的沟通空间。这样的局面对于中国的对外传播来说，不但没有变得更轻松，反而更具有挑战性，更要求传播策略的清晰和传播方法的精炼。为此应该更加强调以下原则：
第一，对不同的受众讲不同的故事。这里的“不同受众”，不只是指传播理论中通常强调的不同媒介的受众（读者、观众、听众、网民）、不同受教育水平的受众、不同年龄段的受众或不同性别的受众，而更多的是指在西方社会精神危机和结构性撕裂中的不同受众，如行业精英与普通民众，基督教徒与穆斯林，本地居民与移民，白人群体与亚、非裔群体，反全球化者与支持全球化者。这些受众之间复杂而又交叉的思想分歧既给“中国故事”带来多样的、真诚的听众，也对中国故事的传播提出了新的挑战。移民肯定更想听中国民族融合的故事，而被特朗普现象冲击的美国知识精英可能更有兴趣了解中国式的政治制度。中国价值观的传播必须更精确地对应需求而进行。
第二，用不同的方式讲中国故事。例如，要讲中国的模式和道路，如果是跟西方的精英讲，恐怕要更清晰地提炼出富有历史和哲学深度、符合普遍价值的理论才可以；对西方普通民众讲，则需要中国民众、社会组织和企业等在对外交往中，更好地去讲中国人自己身边的故事。当前条件下，中国愈发成为西方人关注的焦点，把中国的故事拍摄成电影、纪录片、深度采访等，尤其是让西方媒体和艺术家自己去拍摄，会比以前有更多的机会。对于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形式，如功夫、中医、手工艺、电影等，已经在西方社会有了一定传播基础，主要问题是如何在文化形式的传播中凝练和表达出中国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正好回应了西方人心中的文化问题。
第三，让普通中国人去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民众如何理解国际形势的变化、如何看待未来的中外关系？是否知道外国人怎么看待中国，他们又会问中国什么问题？中国民众有没有能力去回答外国人的疑问?上面这些问题已经是老问题，但在今天的形势下，将不但决定新时期中国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广度和深度，更决定中国人在西方的精神危机之中，能否实现自我的精神成长和蜕变。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