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国和平崛起、造福世界的新时代大国角色做出了准确定位，对中国作为新时代强国的大国文化姿态做出了准确指引：“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①十九大报告中蕴含的世界性高度和国际担当精神，凸显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大格局观”，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大历史叙述，是中国梦宏伟蓝图的现实书写。
笔者认为，处于全球化与新媒体语境的中国文化研究应当兼具深厚的民族传统内涵和广阔的国际视野，坚持地域上跨文化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的学科建构理念，基于“文化自信”的新时代理念，让中国文化在理论研究与文化实践中不断增强文化凝聚力。于是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就成了顺应新时代而生的课题。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基于纵贯时间维度的历史视野和横跨空间维度的全球视野，从宏观上系统归纳中国文化作品与文化思想在世界各国的流传、接受、变异和影响现状，以传播路径、交流方式与批判性接受状况的实证性案例为支撑来探寻中国文化在异域传播与接受的机制性规律，为后续的文化创作与文化外传提供可以参照的范本和具有极强针对性的理论指导，同时也为世界范围内的中国文化研究提供详实可靠的学术研究材料。研究中国文化传播路径和接受实效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将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开创新时代中国文化研究的新体系，并成为增进文化自信的有效学术路径，服务于“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建构新的传播秩序”。②
二、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的战略意义
从战略角度来看，以增强文化自信为基点的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将会推动具有“中国气派”的文化研究的理论体系建构与学术范式改革，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提供一套具有高度理论可行性的跨文化对话的方法论体系。
首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的体系性研究将促成中国人文社科学界学术研究范式从“拿来主义”到“送去主义”再到有的放矢的“送去主义”这一对外文化立场的重大转变。近代以来的一段时期内，中国文化界与学术界有不少文艺创作者与文化研究者一味站在接受者的立场引进西方的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在接受的同时被传播者消解掉了接受主体的文化本位与文化自信，生成了“崇洋媚外”的文化病态心理。不可否认，西方先进理论登陆中国后让处于接受立场的中国文化迎来了重大的文化模式变革与文化发展，但西方文化在中国广泛传播的同时也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相当严重的问题，其中最严重的莫过于文化自尊心的失落与文化自信的流失。在“言必称希腊”的文化模仿期，对西方文化的不完全消化酿成了文化上的“邯郸学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陌生和远离导致古典精神险些断代，导致文化形态变异成了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不伦不类、非民族非世界的“四不像”。四川大学曹顺庆教授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学术界因全盘借用西方话语而得的“文论失语症”，并剖析了由此引发的严重“文化病态”：一是对传统文化与传统文论的陌生化；二是中国古代文论解读能力低下；三是文化价值判断扭曲；四是理论创造力低下。③因此，缺乏独立话语体系的国家自然会丧失与他国文化进行平等对话的精神基础。后来当中国文化力图迈出国门、走向世界，我们才发现，迫切期望得到西方认可的文化外传有时反而沦落成为了自说自话的孤芳自赏、一厢情愿的顾影自怜。要在异质文化之间建立一个平等对话平台，我们首先必须树立坚定的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不仅是一种“主体心态”“价值诉求”以及“精神生活质量标志”，还是深刻认识与正确对待本国文化和他国文化、从而取长补短、共享文明的重要出发点。④要将本国文化推向世界，我们必须实现文化立场的转变，确立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文化本位立场，把中国文化置于文化放送者之位，以主动的姿态积极探寻他国对中国文化接受的现实路径。具有世界情怀与公众精神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直把向世界推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视为自己的使命，因此也热衷于把中国的文化艺术作品和文化理论著作翻译成各种语言，送给国外。然而具体传播过程中，有时候国外的接受者似乎并不领情，对这份主动送上门的好意冷眼旁观，反倒对一些在国内备受冷落的文化艺术作品类型青眼有加，以至于国内备受喜爱的文化艺术作品到了国外无人问津，而那些不被中国学人看好或重视的文艺作品或文艺理论反倒在西方世界大放异彩，开拓出了中国文化海外批评与研究的宏阔领域。
这种现象说明外国对于中国文化确实有引进来的需求，而我国亦不乏将己国文化传播出去的愿望，这么说来，中国文化走出国门、在异域广泛传播应是“你情我愿、互惠互利的乐事”。⑤但为什么现实中中国文化的传出与引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处于各行其是的状况，无法实现供给与需求的高度契合呢？深入反思这一现象，我们发现，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进行文化换位思考，深刻把握异域文化接受者的接受喜好与接受心理。要转换文化立场，我们就必须先进行文化换位思考，把中国文化从世界文化的接受者转变为世界文化的发送者，稳固文化自信立场，同时超越唯我独尊的狭隘的一国文化中心主义，从他者的接受视野全面反思考察接受者的文化兴趣、文化心理、文化好恶、思维习惯等等。只有对作为他者的接受对象、接受原因和接受方法进行整体考察，我们才能提高中国文化的可接受程度，顺利推出中国文化。
其次，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能够立足于异域文化接受者的视阈，更有效地反观一国文化在跨文化传播的得与失。世界各国面对中国文化究竟接受了什么？具体是怎样接受的？为什么会接受这些内容？各国之间的接受有何种差异？为何会出现这些差异？要给上述问题找出答案，我们就必须先全盘而又深入地考察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进行传播与接受的具体历史过程从而建立世界各国对中国文艺作品与文化理论进行翻译与研究的学术史，以实证研究来考察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的互相交流与影响关系、从而探寻到中国文化向世界各国传播的现实经由路径。作为路径起点的“文化发送符号”可以是中国文化中的任何单位，可以小到一篇文艺批评文章，可以大到一部文艺理论著作，可以具体于一种文艺作品类型，可以抽象为一种文艺概念，言个体可以指涉到一名文艺创作者，论集体可以统摄于一种文艺流派，择共时可以选取一种文艺思潮，总历时可以宏括为一种文艺传统。与“文化发送符号”相对应的则是处于文化传播终点的“文化接受主体”。需要指出的一点是，此处论及的“文化接受主体”侧重关注世界各国研究中国文艺作品与文艺思想的学者，相较于普通读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符号”接受的研究目的性与理论性更强，文化回馈也更集中、更系统、更具代表性。连接文化传播路径两个端点的传递符号，就是跨越语言天堑的翻译桥梁媒介——语言类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著作的译者与译作。当然，不少文化接受者同时也承担起了文化翻译传递者的任务，比如说西方不少汉学家都是最先将中国文化著作翻译、介绍到西方的翻译者与传播者。
在文化传播与接受这条经由路径中,作为流传对象的文艺作品，传播符号在异域语境中发生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时时处处都会受到接受主体思维影响、以适度变异的形式来调整在异域文化中的存在形态。因此，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在注重实证研究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文化符号的表意变异现象，从各个角度考察中国文化话语在各国传播的变异机制，复原中国文化传播的变异过程，以此反推异域文化接受者的兴趣偏好与接受取向。文化符号的跨文化变异表征机制研究既重整体宏括又重微观深掘，广泛而深刻地牵涉到了“创造性叛逆”核心论点支撑起的译介学，立足于阐释主体多元化的阐释学，注重发掘接受主体性的接受美学，探索文化主题、文化类型、文化形象异同、文化过滤与文化误读的比较文化学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综合交叉。文化符号在异域传播过程中发生的话语变异不但是文化符号的文化过滤和文化异化过程，而且可以成为基于他者视野展开换位思考、实现跨越异质文化隔阂、最终达成双向文化理解的切入点。事实上，中国文艺理论在译介与传播过程中往往会出现这种现象，即国人自译的中国文艺作品与文艺理论论著虽然更接近作品的真实状态，但是无法引起国外读者与学者的兴趣和重视，而出自国外译者之手、频频出现误读、误译的译本大受本土人士的欢迎。这是为什么？原因就在于我国学界对文化国际传播过程中的“变异”现象与变异机制缺乏全面、深刻的认识。若固守“以我为准”的文化视角，将考察中国文化译作的准确性、传递中国文化的绝对原貌作为跨文化审视的唯一出发点，“变异”自然会被习惯性地视为背离真实的消极性因素。若我们能够破除“一元文化本位思想”，从他者的接受视野展开换位思考，那么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发生的文化变异就成了必然发生且值得研究的积极因素，因为它是一国文化在异域传播中达成跨文化双向理解的基本元素与必要方式，在异质文化对话交流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桥梁作用。因此，我们要在尊重、理解、适应异国文化异质性的基础上找准主导变异机制的他者文化思维接受点与接受成因，深入发掘并积极引导中国文化思想投射到外国接受主体时文化文本“从状态引导出动态”过程中因“认知意义流动”而产生的“认知差”，从而借助他者话语中包含的文化受众心理规律来增强中国文化在异域境遇中的“文化亲和力”，为中国文化开辟出一条既能传输中国特有的文化精神又能充分适应他国文化传播环境的文化传播路径。⑥
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的现实使命,就是要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开拓出一条理论先行之道。武汉大学骆郁廷教授说：“只有采取各种方式传播本国的文化，使本国文化走向世界，为世界各国人民所接触、了解、欣赏、认同和接受，才能真正产生文化吸引力。”⑦因此，我们需要构建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的传播与接受研究史体系，需要以“文化发送符号”为研究范畴划分研究单位，建立起一个囊括世界各国关于中国文化作品与文化思想的译者、译作、研究者、研究成果全部内容的学术数据库。构成这一数据库的纵轴应是从时间跨度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得以翻译与研究的历史性传承与流变的罗列与梳理，以保证整个研究体系能够从历史性视野宏观统摄中国文化的跨文化穿透力与民族文化精神；构成这一数据库的横向脉络应是从空间跨度对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得以翻译研究的共时性比较与归纳，以保证对不同国家中国文化的译者、译作、研究者、研究著作进行差异性考察，从而对各国之间文化交流与相互影响关系何以影响中国文化异域传播这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就本质而言，建立这个数据库的核心思想在于对中国文化异域传播的实证性史料加以“齐全完备”的搜集与整理，而其关键作用，可以说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作为一项继往开来式的学术工程，它不仅是对前人成果的总结与领会，更要为后续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翻译和研究奠定稳固的基石、指明未来的方向。
三、小结
总之，从实践维度来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有利于在深刻把握中外文化异同的基础上探寻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外传播规律，确立一套促进中外文化发展与交流、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有效实施的长久可行性机制；从推动中国文化研究与时俱进的现实指导层面来看，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有利于启发和指导全球化时代中国当下的文化艺术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
清华大学王宁教授认为，在世界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交错中我们需要“建构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和哲学以恢复我国悠久的并且光辉灿烂的文化传统”，而目前传统文化在国内的复兴和新儒学在世界的复兴表明中国文化“正在从边缘向中心运动，最终将成为一种能够与西方的现代性话语平等对话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理论话语”。⑧
因此，中国文化创造与研究需要实现本土化与全球化的辩证性统一、实现国家性与国际性的有机融合，需要我们打开视野、放眼世界，把中国文化的接受者定位为世界各国人民，而不只局限于本国或是汉文化圈的接受者。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与接受研究从学术角度出发对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接受和研究状况进行再研究，通过考察中国文化海外的传播机制与接受规律来确保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动力有据可依、有理可依，以此提高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与中国文化的国际地位，具有汇聚“学”之理论与“术”之方法论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文系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武侠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翻译与接受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17CZW058）
「注释」
①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②卜彦芳：《“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传媒国际话语平台建设》，《对外传播》2017年第8期。
③曹顺庆：《文论失语症与文化病态》，《文艺争鸣》1996年第2期。
④廖小琴：《文化自信：精神生活质量的新向度》，《齐鲁学刊》2012年第2期。
⑤曹顺庆：《教育部社科基金重大投标项目特稿：英语世界中国文学译介与研究》，《中外文化与文论》2013年第3期。
⑥赵毅衡：《认知差:意义活动的基本动力》，《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⑦骆郁廷：《文化软实力：基于中国实践的话语创新》，《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⑧王宁：《全球化、全球本土化以及中国的文化学术策略》，《江海学刊》2017年第3期。
责编：朱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