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南生简介：
1942年生于新加坡，祖籍中国广东，早年受教育于新加坡南洋大学，1966年负笈东瀛,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卓南生从事日本研究和新闻评论长达50年之久，先后在东京大学和京都龙谷大学任教，现为龙谷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卓南生是资深日本政治问题和中日关系学者，著作颇丰，代表作是《日本的乱象与真相》、《卓南生日本时论文集》（全三卷）、《日本的亚洲报道与亚洲外交》和《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合著）等。
华裔新加坡学者卓南生教授旅日多年，深耕日本问题研究，撰写了大量有关日本时政以及中日关系方面的文章。近年来，他与中国学术界交流密切，担任多所大学客座教授，他的著作《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等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提供了第三方视角。他对中日媒体以及两国关系的深入研究对我国对外传播工作具有重要镜鉴意义。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对外传播》近期就中日关系的走向，日本媒体的保守化倾向，以及中国方面该如何应对等问题在北京专访了卓南生教授。
中日不可能“结婚”，何来两国“蜜月期”
《对外传播》：历史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两国关系的最大绊脚石。日本担心中国没有解决“未来的问题”——中国崛起将对日本构成威胁；而中国担心日本没有解决“过去的问题”——历史问题不解决，军国主义就会卷土重来。您觉得该如何化解中日之间这种认知错位？
卓南生：这不是认知错位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看待真相的问题。日本社会已经“总保守化”，对战前的历史不肯认错，而且变本加厉地在往回走，具体体现在教科书问题，以及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亚洲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对日本保持高度警惕，这是十分自然的，而且是有必要的，特别是中曾根政府、小泉政府、安倍政府，在这方面的复古色彩越来越浓厚，加之日本《和平宪法》修改已经不是可能不可能，而是势在必行。一旦日本修改宪法，日本难保不成为脱缰之马，我觉得亚洲人民应该明确发出讯号，提高警惕。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日本学界曾提倡所谓“亚洲经济雁行论”，日本作为雁头，接下来是亚洲四小龙，东盟各国，垫底的是中国。这样一种旨在鼓吹“日本盟主论”的所谓亚洲经济运行方式，在日本泡沫期曾经被学界和媒体大肆宣传，但是这个论调最终证明是失败的。中国大陆迅速崛起，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方面的感受肯定不是那么舒服，特别是和本身“失去的10年甚至20年”的处境相比，心情更加复杂；加之在以“国益至上”为标榜的日本媒体不断煽风点火、大肆渲染下，“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从战后两国道路的选择和政治经济发展规律，以及如何总结并处理邻国关系的视角来谈中日关系问题可能会更加清楚。如果只是用“民族性论”和“国民性论”，或者是单纯的“强弱论”来看问题，永远看不明白，将导致中国人民无法理解日本，日本人也无法理解亚洲。
《对外传播》：20世纪80年代，中日关系处于“蜜月期”。199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日本明仁天皇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把两国友好关系推到顶点。为什么之后会突然出现大逆转？
卓南生：中日之间不可能“结婚”，所以也就谈不上什么“蜜月”不“蜜月”。在日本天皇访华这点上，中国方面的看法和日本有微妙差异。中国把日本天皇访华视为其外交的突破和业绩，但是在日本看来，这是它战后展开“新天皇外交”的一个大好机会，因为日本在展开“新天皇外交”的时候是有所顾忌的，最大的顾忌是亚洲民众的反应，所以必须予以试探。为此，1991年9月，先以东南亚五国为试点，最初的访问行程是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菲律宾，后来担心日本二战期间在菲律宾和新加坡有屠杀事件等负面记录而临时取消，那么接下来日本能够展开“新天皇外交”的只有中国和韩国。韩国因为慰安妇问题突出，欠缺访问的气氛，“新天皇外交”的重头戏就只剩下中国了。
由此可见，当年明仁天皇访华，东京方面是有其战略考量的。从战后宪法的条文来看，战后的日本天皇不是政治主脑人物，只是象征，所以不能够有政治行为。日本一些自由派的知识分子之所以对此有所微言，原因之一是，在他们看来这是变相提高了天皇的政治地位。他们认为，天皇与天皇制这是两个概念，个别天皇也许比较温和且有亲近感，但是媒体大可不必为明仁天皇的一言一语而一喜一忧，因为天皇不是问题关键所在，天皇制才是问题之核心，后者是一种运作方式，一种政治制度。
《对外传播》：20世纪80年代，日本民众有八成认为“对华有亲近感”，世变时移，现在调查问卷显示八成回答“对华没有亲近感”。同样，长期以来中国民众的对日感情也持续走低。如何改善中日之间积怨已久、摩擦不断的双边关系？
卓南生：我想，要改善这个问题，彼此都要走出一些条条框框。比如说，不少日本媒体把任何批判日本的行为（实际上是批判日本当局及其推行的国策，而不是反对日本老百姓）打上“反日”的标签，这是非常不可取的。同样，中国（亚洲国家亦然）媒体在批判日本时，这个“日”是指日本政府、日本企业，或者是指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还是日本的老百姓，也应该明确予以划分，否则就容易掉入“民族性”和“国民性”论的陷阱。因为，当你把某个民族或国家定性为好战的或者是具有侵略基因的话，那意味着本性难移，无法相处，所以我认为应该走出这种思维误区。
《对外传播》：中日之间“政冷经热”已经持续多年，国际政治认为两个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中日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和飞速发展，能够维持两国长久和平的双边关系吗？
卓南生：经济互补没有错，但是彼此相互尊重，营造对话的气氛与机制也很重要。一般来说，经济上有所需求的一方最爱倡议“政经分离”，因为政治上它照样可以给你出难题，采取敌对态度，历史教科书可以照样修改，靖国神社可以照样参拜。从另一方的角度来看，我门户开放，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促进经济交流，你却处心积虑采取敌对态度，这是不可能会被接受的。“政经分离”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会出现，是不可能长久持续的。
日本研究既不能割裂历史，也不能脱离现实
《对外传播》：作为资深中日关系学者，您觉得中日关系今后主要发展趋势是什么？
卓南生：我个人是持比较悲观的态度。我在日本念书、教书，与日本打交道差不多半个世纪，在中日恢复邦交之前，对中日关系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希望，看到日本民间新生的力量、新生的气息，他们在努力打破僵局，努力寻求良好方向，走一条和平的道路。今天中日两国交流更多了，表面上看似乎相互更加了解，懂日语的人更多了，学习中文的人也不少，但是中日两国的分歧却越来越大。中日之间的三个主要问题，一个是台湾问题，一个是历史问题，再加上一个领土问题，基本问题虽然不变，但比起1972年或1978年，情况显得更加棘手。
《对外传播》：您在2005年与吴学文教授对谈的《中日关系出了什么问题？》一书中，指出日本的中国研究相对扎实，而很多在日的中国留学生对日本的研究流于表面，甚至是重复研究。现在十多年已经过去，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观？中国的对日研究还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卓南生：日本学者对中国的调查和研究一直在十分认真地展开，这和战前他们对中国的研究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中国方面对日本的研究相对显得不够深入，尽管懂日语的人很多，但是对日本的认识和判断似乎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原因之一是有些反应过于僵化与教条，有些年轻学者欠缺研究的主体性，倾向于向日本媒体或日本学术界取经，并在取经过程中不慎跟着日本某些基调团团转。目前这种情况基本上没有改观。也许是因为对于日本的走向，以及中日关系史不甚了解，有个别研究者不知不觉地对某些在历史上，对中国和亚洲非常不友好的人物予以过高评价，甚至无意识间跟着日本的某些舆论诱导方向走，将一些原本黑白是非很清楚的问题搞糊涂。在所谓平衡看待问题的借口下，把某些早已被定性为侵略的理论或人物，变成是有侵略的一面，也有友好的一面，这是非常令人忧虑的动向。
我感觉中国的对日研究目前有一个偏差，就是研究历史的学者未必了解现状，而研究现状的学者对历史问题似乎不够重视。有些人写文章时，很轻易地对于过去的历史一笔带过。要走出这样的窘境，应该从一个历史的长河来看待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既不能轻易解构历史、割裂历史，也不能脱离现实。对中日关系的发展过程、变化过程，以及一些细节问题，年轻学者应改变不肯花时间下苦功研究的态度。
《对外传播》：从传播效果来说，很多日本极端言论就是因为我们的过度关注而对社会产生影响的。对各种仇恨言论和极右言论，采取一种防微杜渐的态度固然重要，但过于在意可能正中那些人的下怀，所以中国方面不必太在意。您认同这种观点吗？
卓南生：我觉得这种说法不成立，什么叫过度关注？我认为中国和不少亚洲国家（韩国除外）的关注度不是走过头，而是不够。对于日本的右倾言论，你必须面对，必须做出相应的反应和批判。比如说“ABCD包围圈论”，这是战前日本为发动战争刻意制造的一种舆论，A是美国，B是英国，C是中国，D是荷兰，他们说日本是在ABCD包围圈中被迫参战的，是防卫战争。这些歪论并不是我们过度关注，它才更加兴奋或者被刺激起来。恰恰相反，对于这种大是大非、黑白分明的问题，我们必须对它的历史根源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我不赞成只看日本领导人是否有表面上的“反思”或“道歉”的表态就满足的看法。
《对外传播》：对于日本媒体的右倾言论，中国方面应该如何应对？
卓南生：很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的新闻工作者和研究人员，如果没有及时提高自己的水平与能力，以粗枝大叶的态度来报道和评论，很难和相对严谨的日本学者和新闻记者进行真正平等对话。有些媒体人很容易被日本的媒体牵着鼻子走，这是令人担忧的。以日本“国益”（实际上是当权者的利益）为重的日本媒体，包括《朝日新闻》的言论其实都具有迷惑性。对于像《产经新闻》这类极端保守媒体，很多人一眼就看得出来，因为它是清清楚楚告诉你它继承战前思想，但是对于貌似公正的《朝日新闻》，有时候就会在无意识当中掉进它的陷阱。
举个例子来说，在石原慎太郎提出“购岛论”之后，《产经新闻》跟《读卖新闻》都表态支持，但是《朝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就提出不赞同石原慎太郎购岛的构想。一部分中国媒体就认为日本的媒体像《朝日新闻》和《东京新闻》是反对购岛的，是批判力量。其实你再进一步仔细看，《朝日新闻》反对购岛跟中国的反对是两码事。《朝日新闻》反对的是，你身为一个东京都地方政府的知事，无权过问国家大事，这不是你的本分，要购岛，应该由国家出面，这其实是出了一个主意让国家去接管。《东京新闻》则提出东京都的钱应该为当地市民谋福利，不应该拿去购岛，意思也是那是国家的事。这种“批判”态度，其实是在为当权者出谋献策，诱导舆论。
由此可见，《朝日新闻》和《东京新闻》的表态跟中国的反对购岛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有些媒体似乎有报喜不报忧的倾向。实际上我跟《朝日新闻》关系很好，我是《朝日新闻》战后第一个外国实习记者，我在那里有很多好朋友。该报馆确有很多好记者，受人尊敬的记者，包括我的好几位老师都是《朝日新闻》出身，但是我也看到了《朝日新闻》的两面性。应该指出的是，个别好记者不能代表这个报馆的总体方针和走向。有趣的是，《朝日新闻》尽管是一家典型的“小骂大帮忙”的报纸，也不为安倍政府所容忍，觉得是碍手碍脚，所以近年来对《朝日新闻》加强控制并施加影响。今天《朝日新闻》的言论跟《产经新闻》和《读卖新闻》几乎没有什么不同了。这种比过去更为口径一致的“划一性”是当前日本媒体的一个新现象。同样的论调，同样的标签，这是最近日本媒体的一个变化，也是安倍第二次上台后舆论界的新动向。
文化交流论的前提是诚挚
《对外传播》：爱国主义教育是中国政府为唤起中国人民的国家意识而实施的一大政策，通过展示和学习抗日战争胜利的历史事实，来唤起中国人新的国家意识。但是中国近年来的爱国教育常被日本媒体解读为“反日教育”，您觉得该如何消除这种误解？
卓南生：这不是一种误解或误读，而是立场与政策之体现。日本媒体如果认真站在黑白是非的角度，当外国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时候，明知是先人犯了错误的报人，应该是参与这个批判。令人失望的是，基于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不少日本媒体对于来自邻国的批判声音，往往先定性为“反日”行为。实际上，就我在中国这十多年来的观察，我觉得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并不像日本媒体所述一般。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下，很多中国年轻人已经对政治不再敏感和关心，和日本相比，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其实更加倾向于个人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其实并没有得到真正的推崇。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被解读为“反日教育”，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保守化大环境下，日本媒体大肆渲染的一个论调，这种论调后来开始出口外销，甚至包括部分中国学者也跟着反复哼唱，反而帮助日本媒体进行宣传。
《对外传播》：中国和日本虽然咫尺相邻又十分遥远，既相像又不同，既熟悉又陌生，既交往密切而又互不信任，两国之间相互理解非常有限。加强两国沟通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卓南生：文化交流论，或者说青少年交流论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要先有诚心、要有诚意，否则都是外交战里面的烟雾，特别是对于出钱多的一方，其目的无非是要影响另一方。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是一个所谓软实力的较量，所以交流论其实是另一个战场，并不是说真的通过所谓交流就能够达到相互了解的目的。要得到真正相互了解与和解，也许首先得回答究竟为何交流？为谁交流？只有搞清楚这样的问题，才有真诚交流的可能性，否则其实都是外交战中互相试探、互摸底牌的游戏。我长期在日本的大学（东京大学和京都龙谷大学）教授国际文化交流论，我对文化交流或国际交流的背后更加重视。我认为交流就要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诚挚，否则其实是相互制造“美丽的误会”，无法解决真正的问题。
《对外传播》：中日两国近年来民间外交方兴未艾，中国政府强调青年关乎中日关系的未来，是改善中日关系的关键。当下该如何针对日本年轻人做好沟通交流工作？
卓南生：沟通、交流我觉得不需要太过刻意安排，最好是自然的交流。据我所知，中国方面曾邀请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当时不少年轻人很想了解日本侵略中国这段历史，但是中国方面也许出自担心“友好气氛”受损的考虑而未答应安排他们去看那些战争纪念馆，担心这些地方对日本年轻人刺激太大。那个时候不少日本青年是真心想了解历史真相。在“总保守化”的今天，日本青年恐怕已欠缺这样的意愿。我认为，交友之道，贵在坦诚，要敢于让对方青年了解两国关系的真相。
《对外传播》：媒体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来改善中日关系？对日传播还应该在哪些方面继续努力？
卓南生：媒体应该就事论事，不要以偏概全，尤其是避免片面的褒贬与定性。举个简单的例子，今天的中国游客在日本或其他国家有一些不礼貌或不文明行为，你可以批判，也应该批判，但没有必要将之升华为国民素质与国民性的层次，否则容易掉入“大和民族优秀论”的圈套。实际上，同样的情形也曾经发生在日本。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乃至80年代，当时所有今天中国发生的事情都在日本发生过，我是亲历其境的。
大多数日本人不了解或者不关心中国的情况是事实，对这些人也许有必要通过各种渠道传达更多真实的情况和信息。在日本的中国人很多，他们可以做出良好沟通的表率。我不太赞同通过刻意的方式，尤其是教条式的方式，比如简单区分“友好”人士、“非友好”人士来展开宣传，这种标签式的分类法已经到了重新检讨的时候。与此同时，对日报道也应该走出一些固定观念和传统思维的束缚，不能再停留于右翼只是“一小撮”的论调。另外，对日传播不能一厢情愿地表述，例如有些中国媒体倾向于把田中角荣当作正能量的政治家来看，但在日本，田中角荣是“官商勾结”的象征和符号。如果只是进行僵硬的宣传，过于强调“莫忘（中日关系正常化）掘井人”，而遗忘了在这华丽政治舞台背后广大日本民众推动中日走向正轨的力量，其结果恐怕只能适得其反。（受访对象供图）
责编：杜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