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初，学界有过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最开始的时候只是几位上海学者座谈的形式，发言被整理成文字在杂志上发表，专门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到了1993年、1994年，整个读书界都被这个话题吸引了，参加讨论的人数之多让人惊讶，其中很多是学界非常优秀的人物。我不很习惯标语口号式的讨论，因为实际意义不大。当时看到“人文精神”变成行话，心里好不以为然，但是我没去《读书》发声，担心我用嘲笑的口吻来说这么一个崇高的话题，好像不大礼貌。
只有个别人公开提出了批评意见，其中，王蒙的观点特别锐利。他说，你现在说什么精神失落了，就好像以前我们是有的。史学家朱维铮还发问：究竟什么是人文？什么是精神？这两个词搭配起来是什么意思？我觉得这两位前辈学者批评、质疑的声音属于少数，更多的人还是接受了“人文精神”这个标语口号。
热潮过去两三年后，我写了一篇文章，《“人文精神”？——批评的贫困》。我毫不客气地说，“人文精神”这种概念亮晃晃的，实际上指涉不明，是水面上的油污，还不如去掉。我不想与呼唤“人文精神”的朋友发生正面冲撞，把它发表在了一个不太有名的以书代刊的杂志上，后来收到了文集《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里。
这个话题留下来的思考其实是特别多的。在我国，人们容易被所谓的热门话题牵扯，这是不是说明我们缺少鉴别力，还欠成熟？我在英国读英国文学，感受特别深的是，比较空泛的言论在英国不会有市场。为什么呢？报刊往往对具体问题展开充分透彻的讨论，普通的读者群体就养成了一种很好的鉴别力和感受力，脱空的、极端的言论没有人听，有关宏大问题的讨论自然而然也会被敬而远之。一个国家拥有一大批成熟的读者，他们通过各种方式在公共领域就具体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这真是太重要了，是公共社会得以形成的先决条件。
我在想，呼唤“人文精神”是不是当时的市场化引起的焦虑？任何社会都有悖论，我们的社会尤其如此。那些年，过去地位较高的人文学科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一步步加深，变得有些边缘化了，而经济、管理、MBA变得吃香。于是人文学科的学者好像有点失落和焦虑。文化界、出版界、学界出现的一些情况（比如知识分子“下海”、出版社追求经济利益、学生报考不积极等等）让他们感觉不太舒服，但又无法很明确地说出来那是什么，于是指认“人文精神”的失落来为之负责。
也有学者提出“拒绝投降”这样的口号，我是完全理解的，有骨气当然是好的，不过也要防止扮演英雄角色。我比较喜欢钱锺书那种看世界有点幽默的态度，人要对自己开玩笑，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他特别看重的是人和人交往中非常细小的东西，能默会于心就好。
艺术家、小说家要对细小的东西非常敏感，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会细腻感人。从事批评的人也是这样。细枝末节能够起到最有效的人和人之间的沟通，一个社会存在着相对比较共同的细腻感觉的话，它就会有一个相对坚实的基础。也因此，对宏大问题的讨论一定要警觉。
1996年是蛮有趣的一个年份，“人文精神”的讨论告一段落，有一本书出版，叫《人文精神寻思录》。寻思，就不免有点很沉重的样子。那一年，我在三联书店出了第一本书，叫《麻雀啁啾》。董秀玉先生当时好心打电话问我，要不要换个书名，好像不太符合我们传统的审美。我以为麻雀这小鸟长得不漂亮，还唧唧喳喳让人有点心烦，它们胸无大志，没有想到去救世界，但是有什么不好呢？我国很多传统文人喜欢把自己比为鹏鸟，自励的同时也在自美，他们往往不愿意做社会普通成员该做的事。我们总喜欢说鸿鹄之志，为什么北大校长要鼓励大学生做鸿鹄？激发年轻人的兴趣和爱好，不是更重要吗？我特别想为燕雀平反，我觉得一个社会中很多人乐于做燕雀，这个社会才会比较平安。
我是1991年年初正式到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室上班的，那时候我对同事说了一句中国语境下的怪话：我不是知识分子。近日黄梅告诉我，她还记得此事。这句话其实有一个蛮复杂的英国背景，“知识分子”这个词背后暗含着从抽象的理念出发看事情，有一点不切实际的、一种比较左派的生活态度，比较喜欢思辨，比较把自己当回事。不过人总是会变的，我还是很欣赏萨义德的《论知识分子》。（黄宇摄）
扫一扫二维码听陆建德讲述他如何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我可能会受到经验主义的影响，比较看重亚里士多德所推崇的“实践的智慧”这个词，中文翻译过来叫“明智”，它不是建立在一个理论的前提下，而是在无数细小的具体事例上积累而成的。这种智慧不是抽象的思辨，而是来自无数阅读和待人接物的经验。90年代中期，我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相关的文章。这跟我不太喜欢“人文精神”的讨论也是有关系的。有时候，理念会引领我们，但我更希望看到具体的、切实的文字，它们的含义如此生动、丰富，无法归结为一个理念。我理论思辨的能力也差一些，喜欢从细节上做文章，尽管做得不如人意。我相信，真正好的批评都是从细节入手的，理论大师的论著也是这样，福柯、德里达莫不如此。大的话题，不宜莽撞进入，不然往往是不知所云的。
近年来我对现代文学和近代史比较关注，最近在写一篇文章，讲鲁迅的“敌”意识和论辩的风格，一旦你有“敌”意识，就会将对方尽情嘲笑、挖苦，如果有权有势，还可以压制对方。不会再重视怎样论辩，用鲁迅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迎头一击”，但这有时是有些过的。
我也很佩服严复、章士钊，包括商务印书馆的杜亚泉，他们写文章重说理，讲逻辑。但是他们的论辩风格后来慢慢在我们的文学史和思想史上边缘化了。一种简单的敌我意识主宰了论辩的程序：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我是正方，你是反方。一种二元对立的态度，黑白分明。人是要有一点是非的，但是黑白太分明了，而且总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一方，时间长了以后会损害思维和论说能力。
金克木先生曾经说，思维不能局限于一条直线，应该想到一个平面上可以有很多完全是跟你不一样的直线。也就是说，不同于你的观点也可能言之成理。要有一种多元的文化思考习惯，这真是说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以为不能满足于单一的文化传统。不久前我们过了教师节，但是不能迷信老师。我觉得马克思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不信什么师道尊严，不断地向老师挑战。他继承的是苏格拉底的传统，一个问题追问到底。如果拿苏格拉底跟孔子比较，我会毫不含糊地说，我敬重孔子，但是更喜欢苏格拉底。
手记
我是在整理采访录音时才发现，陆建德是如何在回顾90年代的一场学界大讨论时，真诚且不厌其烦地表达了他始终对于微小、具体、细节、默会于心等等的热爱，以及对于宏大、空泛不以为然。他说，真正好的批评也都是从细节入手的。
1982年他从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后，留学剑桥，主修英国文学。1990年拿到博士学位回国，转年年初进入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室，开始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有趣的是，近30年后退休时，他正在社科院的文学所研究中国近代文学。
80年代，大量的西方思想理论通过译介纷至沓来，在学界一番努力地吸收之后，到了90年代，国内的外国文学研究才真正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当时所面临的问题是，研究立场如何确立？在中国研究外国文学，若再单纯以西方的理论研究西方，有没有意义？
陆建德那时刚从剑桥归来，对西方文学及理论的熟悉是少有人能及的，而他所做文学研究，始终以对国内问题的思考和关注作为入口和核心。他说，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即便身在国外，身处的环境也跟外国人不一样，面对一些问题时会觉得特别迫切，它们好像是在暗中叫着：“我有优先权，我有优先权！”于是那些话题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同时，他认为，一个民族需要比较的眼光才能认识自己。
2010年，陆建德被调到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由外国文学转向了中国近代文学，英国文学为他提供的比较视角依然适用。实际上，在过去专职于外国文学研究时，他就已经开始关注中国近代的思想成就。这一则出自个人的喜恶，二则也是社科院外文所的氛围和传统——素来与中国文学关系紧密，冯至、卞之琳、杨绛、李健吾、罗念生等等都曾是外文所的成员，他们不仅都直接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进程，还对文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
陆建德出版著作多是批评、论文的合集，而非就一个问题的专著，可见对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始终反感。他重实践批评，写文章时不喜学院派术语，谈话时就更是如此，是相信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远比抽象的理念更能为人类群体提供精神的立足点。（孙若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