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建筑领域的变化也不小，而且不止一次，我属于一个没落下的，都赶上了。
我父亲张开济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常常觉得，他非常疯狂。1967年，我们家被抄家，他也挨斗，但他却对我和我哥哥提出，“你们俩十来岁了，应该学英文了”，就去给我们找老师。到了第二年，有一天父亲问我：“如果有机会出国，你敢不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机会上大学，更没有机会出国，可是我爸就会想这些，跟当时的外部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恢复高考之前的1976年，我还在北京稀土研究所工作，一次出差，从武汉坐船经长江去重庆，忽然听到船上大喇叭广播：“打倒四人帮了！”我对政治不大敏感，当时对将要来临的变化还没有明确意识，但对于以后要念书，因为我父亲，有一定精神准备。所以等到1977年能考大学了，我和我哥都没犹豫就考了。我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只读了三年没毕业，1980年后有机会出国了，我爸就极力怂恿。那时候出国的人还很少，私人护照的001号到004号我们也认识，是四兄弟，他们大概是1979年出去的，我哥是1980年，我是1981年。我可能是“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里面，学建筑的第一个。
我到了美国，跟现在留学去精英学校不一样，我去了印第安纳州的波尔州立大学（BallStateUniversity），后来我们就叫它“球大”。那是一个特别乡下的地方，周围只有一望无际的老玉米地，跟先锋的艺术、设计完全不沾边，我就在那里继续读完了本科。不过我这人有狗屎运，第二年就碰上一个老师，南非人罗德尼·普莱斯（RodneyPlace）,出身于英国建筑联盟学院（AA），他讲的都是文艺复兴时的绘画、雕塑、现代艺术，跟盖房子没多大关系，可是他对我后来成为建筑师的影响特别大。他的课，可以说是特别“禅”，就放一张照片或者一张古画，对着一屋子七八个人，问：“你看到了什么？”一开始我们都不太会严肃对待，可他绝对不放弃。有次我实在烦了，把自己对一张画的理解讲给他听，他没反应；再问，他就说：“嗯，还有什么可能？”后来我在1985年又回到“球大”去教书的路上，开车在科罗拉多大山里，突然悟出来那张画的意思了，同时也不再关心老师到底是怎么想的了。我的独立思考意识，也就从这么一个戏剧性的“顿悟”时刻开始了。我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师。
90年代中期前，我一直在美国教书，从“球大”，到密歇根大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再到莱斯大学。后来就开始想盖房子。回国念头的萌发，我记得大概是在1988年，我去耶鲁大学看一个中国朋友，他说“我给你听点儿东西”，我们就去他的宿舍。那天下大雪，外头特别亮，他的宿舍里又黑又乱，他拿出一个录音机开始播放，音质糟透了，但音乐实在太震撼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健，没想到这么棒，于是开始想回中国，也就是奔着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化去的。其实到今天也是，我觉得中国的机会除了所谓创业挣钱，还面临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催生阶段，建筑师也能在里面做点事情。
在中国的建筑实践开始得有点稀里糊涂。1993年我和鲁力佳回来过春节，有朋友找上门来找我们做设计，我本来也很想盖房子，就这么开始了，开始了就骑虎难下了。我后来得到去莱斯大学教书的机会，秋天到休斯敦，就想，注册一个公司吧！鲁力佳站在柜台上，要交7.5美金注册一名儿，我们没有名字就临时编，她说：“要不就叫‘非建筑’？”我比较实际，心想“要叫‘非建筑’，谁找咱们盖房子呀”！就加了个“常”字，叫“非常建筑”，用汉语拼音注册，觉得好像还有点儿意思，等于非常不严肃地干了一件严肃的事。我确实还有一层想法，就是觉得中国的建筑过于强调造型，过于怪异了。我想，如果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们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但实际上，满大街上的才真是非常建筑？
1996年我决定辞掉教职，回国当建筑师了。那时候，市场上还是以大设计院为主，只有几个零星的独立建筑事务所，独立建筑实践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再加上我们自己以前又没有真的实践过，所以那个艰难劲儿也超出想象。第一个真正建成的项目是席殊书屋，当时是在车公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楼里要建个书店，朋友介绍给我们。那个地方原本是过车的通道，只是那些年给堵起来了，我们顺着这个线索想到书店与城市的关系，把车流人流等要素汇合在一起，用现成的自行车轮子做了“书车”——一个旋转的书架。当时中国建筑界正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建筑师们都在谈论符号，实际上就是往建筑上贴装饰，我那时候意识到建筑学核心问题的缺失，席殊书屋这个小小的书店室内设计算是一种批判式回应，它在建成后收到的反响还是挺强烈的。尽管4年后被拆除了，原址重新又回复成了过道，但它对中国当代建筑学产生的影响大家还常常会提起，所以结果并不算“小”吧。（蔡小川摄）我到现在还在想，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建筑有没有白话文？现在的建筑设计实际上是文言文，因为有一种自我意识。我有时会有一种把设计做得直白的意愿，但回到中国实践之后发现，如果设计不明显或不张扬，业主会认为你没有设计，所以我一直想做出有说服力的“普通建筑”，但没做到。
因为总遇到好老师，我对教书也特别起劲。我一边回国做建筑师，一边又想着也许什么时候可以办学。1998年来了机会，北大一位副校长碰到我，问我愿不愿意去北大教书，办一个建筑学研究中心，我就去了。我当时已经开始觉得，光教一门课不行，得建立起来一个教育体系，而且应该借由教育赋予建筑实践批判性，这样才能培养出来有立场的建筑师，于是慢慢搭建起“本体建筑学”的框架，这是在北大5年的主要工作。后来麻省理工学院请我去做建筑系系主任，当然又是我赶上了，就在建筑教育上继续投入了几年。我记得读大学时，有一次我父亲去哈佛大学建筑系访问,后来提及碰到当时的系主任，一位贝聿铭事务所的合伙人，我随口跟我爸说“我以后也要当哈佛的系主任”，我爸表情特别痛苦。我以为是因为我失言了，太不自量力，结果我爸说：“你野心太小了，当个哈佛系主任算什么呀，你要当一个好建筑师。”我后来还是在麻省理工当了一把系主任，但总想起我爸要我清醒，要我不要忘记实践。
我虽然算是子承父业，但父亲张开济跟我的个性很不一样。他有一次跟我说：“盖房子，根本不是我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外交官。”对我来说又是非常意外。他那一代建筑师，对于自身角色普遍有一种社会性的理解，就是我能画各式各样的房子，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画。而我的理想比较狭隘，就是盖房子，至于怎么盖，我会跟人没完没了地争。
这就牵扯到建筑师能做什么的问题。在美国大学里，老师们基本都是左派，都谈论社会问题、环境问题等，关注这些问题当然不错，我自己也是中偏左的政治立场，我也认同建筑实践要关怀社会。唯一的不同，是我要用建筑技能和知识来解决问题，而不是做个社会活动家式的建筑师。建筑设计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社会问题，比如世界贫穷问题？由于日本建筑师坂茂的救灾工作，以及智利建筑师亚力杭德罗·阿拉维纳(AlejandroAravena）的社会住宅，人们开始过高地估计建筑推动社会的能力，但对这一点我恰恰不太肯定。首先建筑师不能改变任何体制，其次我们提供的设计智慧不容易传递给大众，手机行，像iPhone，房子不一定行。所以现在大家倾一生积蓄来买房，完全是服从经济游戏，而不一定是买了一个好设计，这事儿真扭曲。
我现在绕了一个圈，又回到建筑本体了。建筑设计要干什么？就是盖一个房子。盖一个房子，就得把房子最基本的部件都搭对了，从材料，到空间，到结构。再进一步，能不能搭得巧一点儿，建筑是门手艺，中国有一个说法叫“意匠”。回头看，我特别尊敬梁思成先生，他感兴趣的就是建筑构造。
今天看，还有两件事情要做，有可能从中找出一个属于中国自己的建筑。
第一件，是建立对中国近现代建筑发展的认识，寻找我们当代建筑的基因，这是一条历史、时间的纵轴。这里面也有一个“白话建筑”的问题，因为基因不是特殊的，而是普遍的。像我父亲那一代建筑师，他们学的是古典主义，去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是直接延续过去的；而我们这一代，因为成长环境的断裂，可能要先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建筑的传承，然后再建立跟古典主义的联系，要去重新梳理那个发展过程。从建筑实践方面，其实已经有很多建筑师做到了当代中国建筑的形式表达。这里要提到王澍，普利兹克建筑奖在2012年颁给了他，当时我也是评委会成员，颁给他也有对当时中国建筑文化批判的意思。那个时候的大环境还是大量地抄袭和复制，王澍在做当代中国建筑，有明确的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语言在里面，在之后影响了太多的建筑师。而此时此刻更有意义的是，怎样不再做王澍，超越王澍，根据每个人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来想象中国建筑。更进一步，让房子看上去像中国房子，很多人做到了，那么，这房子是不是还有一个中国造法？这可能就不是某个建筑师的个人作品，而得靠建筑师们的集体努力，比如把混凝土结构推进了，把钢结构推进了，这方面也会出现曙光。
另一件，是重新认识“东西方”，这是地理、空间的横轴。东西方当然有差异，但这个提法在建筑学里造成了好多问题。比如今天说造一个中国城市，或者一个欧洲城市、美国城市，其实是把城市当成一个广告牌了。我的想法不是取代“东西方”，而是认为“南北方”的差距对建筑学更重要，即基于地理、气候不同而带来的方方面面差异。其实西方是北方，东方是南方，跟欧洲相比，整个亚洲都是偏南方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院落这么感兴趣，除了我小时候住过十几年之外，院落也是一种南方建筑类型，它会带来丰富的户外生活，檐下、廊下、客堂间都是开放的半室外半室内空间。就像古画里，人会坐在开敞的屋子里喝酒赏雪什么的，另有一番乐趣。
（感谢实习记者邱仲瑛的录音整理）
手记
2014年在北京三里屯，张永和（前左）与夫人鲁力佳（前右）设计并参与的骑行服装秀
扫一扫二维码听张永和讲述40年中国建筑的变化张永和曾经画过一个小侦探的故事：头戴一顶福尔摩斯那样的黑色硬礼帽，身穿一件齐脚踝的大风衣，脚蹬一双皮靴，还拿着一个烟斗当枪，用来吓唬人。这个小侦探住在一个长长的板楼里，他的每个探案都从这里展开。
“小侦探”是张永和小时候常听父亲讲的一个故事，父亲总是现编现讲，他和哥哥很爱听。而某种意义上，“小侦探”也是张永和本人的化身。进入他的办公室，会发现很多故事里的道具：戴礼帽的小主人公模型、自行车、烟斗、老式公文包、照相机……这些日常物件看似无厘头，和建筑师的主业无关，但都是张永和生活中持久的兴趣，于是被他聚拢在故事里，让小侦探替他探究一番。而对于现实中的城市和建筑，他也有一种侦探式方法论：“建筑设计者应该像小说家那样深入细致地观察生活，像人类学家那样研究人们活动的每个细节及其意义，来体察人的活动与环境的相互关系。”
在中国建筑界，张永和有着近乎超然的地位。作为建筑师的儿子——父亲是设计了包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天安门观礼台等在内的“半个北京城”的张开济，他最终走出了父亲的遮蔽，确立了一条基于全球化的现代性探寻之路：他是“文革”后第一届建筑系大学生，又第一批留学美国；然后在上世纪90年代回到中国进行独立建筑实践，同时在中国最高学府进行建筑教育实验；本世纪初，赴美担任重要建筑教育机构的领导者，还成为最高建筑奖项——普利兹克奖的评委；之后再次回到中国，在一个新的高度上继续建筑教育与建筑实践。作为最早一批在美国学习和执教的中国建筑师，他将中国的声音传递到西方，同时也将西方的思想传播到中国，这对一个奋力进入国际社会的国家来说尤其重要。
锅盖头、圆眼镜、慢吞吞的儿化音，被戏称为“豆浆叔”的张永和似乎天然没有攻击性，但仔细听他说话，冷不丁儿就会冒出机巧，甚至芒刺。作为建筑师，他的建成作品并不多，体量也不大，一开始甚至被称为“纸上建筑师”。但他的每一个建筑，无论大小，都传递出始终如一的“建筑本体”观念，即建筑不表达任何概念，只作为一栋房屋而存在。而对中国建筑界，他更重要的角色是作为全球化交互者和路径选择的启发者。
近几十年是中国城市化的黄金期，同时也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激烈过渡期，这是参与其中的建筑师们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随着两方面效应的同步显现，张永和提出的介于无条件参与和拒绝参与之间的“第三种态度”逐渐成为共识：“此时此刻，每一个人都为如何能在一夜之间把前现代社会改造，转变为后工业社会而感到困惑。危险是建筑师往往来不及进入其社会和文化的角色，就被利伯维尔场消费了。……既对社会和文化负责，又同时坚定建筑理念是可能的，但身心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
“非常建筑”——明星建筑和明星建筑师的炫目光环也在逐渐消退。正如张永和强调的，建筑只是配角，主角是城市和生活。“比如央视新楼，打破了很多建筑学的游戏规则，看一两次或许很有意思，但人进不去，也就建立不起来跟它的亲近关系。当时我和雷姆·库哈斯（RemKoolhaas）来往比较多，我还问过他：‘后面那栋楼和前面这栋，为什么在形式上一点关系都没有？’然后雷姆给了我一个经典的雷姆式回答：‘为什么要一样？’当时我也开窍了，是啊，为什么要一样。现在想城市或许在某些时候需要广告牌、纪念碑，但很难说北京2000年后的这几个大建筑，对城市、对市民有多么持久的影响。”（贾冬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