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物的时候，本科毕业论文导师叫薛绍白，他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派到国外的访问学者。当时很多人出国留学挣了些美元，回来给家里买“三大件”：冰箱、彩电、洗衣机。而薛老师却用攒的钱买了一台科学仪器带回来，那是当时中国第一台流式细胞仪，开创了这个领域的工作。
我和薛老师聊过很多有关科研的话题，非常清楚当时中国的科研条件和国外差距很大，如果想在科学上有所建树，出国留学是必须的。但是我们那一代人，大都有着“学成归国”的想法，我并没有长期留在美国的打算。
最初我以为，拿到博士学位就算学成了。因为当时有很多这样的宣传，老一辈科学家毕业答辩的第二天，就收拾行李准备回国。但是在美国我逐渐意识到，拿到博士学位只意味着跨入了科学殿堂的大门，离一个优秀科学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37岁时，我成为美国得克萨斯大学西南医学中心的终身教授，这才觉得自己差不多算是学成了。一方面，我对本专业有了透彻的学术理解，另一方面，我也了解美国的学术体系是如何运作的。
2003年，国家要成立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定位是科技体制改革的“试验田”。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发挥作用的好机会，于是我回来了，和耶鲁大学终身教授邓兴旺共同担任所长，那一年我40岁。
从1985年赴美留学到2003年回国，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一直在思索：接下来，中国的科学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怎样才能在中国做出影响世界的科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研有些像体育，体育是体能竞争，科研是智力竞赛。科研文化和体育文化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女排当年能够五连冠，是有其文化传承的。
我认为，一个好的科研文化是追求卓越的文化，需要对好坏有一个判断标准。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很多情况会导致判断不清。北生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立符合科学发展的文化和体制环境，并以此为载体，吸引受过系统科学训练，具有科学追求的年轻人回国，让科学家们能心无旁骛地进行研究。
创立北生所并非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作为先驱，你必然会经历各种冷暖。我在北生所任所长15年，收获很大，它实现、甚至超过了我的愿望。北生所很多年轻科学家通过自己的努力，走到了各自领域的世界前沿。比如2012年，李文辉研究员在《eLife》杂志上发表了有关乙肝病毒受体的研究结果，这一发现被同行认为是“真正在中国做出的生命科学重大突破”。李文辉自2007年到北生所，5年只发过一篇文章。一个科研机构容许工作人员在5年时间里没有像样的业绩，这在国内科学界是很少见的。
一直以来，我都有成立公司的想法。我在美国的研究领域是细胞凋亡，细胞凋亡与肿瘤治疗的关系非常密切。2010年，有投资人找我，希望我能在美国旧金山湾区创立医药公司。湾区是和美国波士顿齐名的生物医药创新谷，聚集了大批的华人科学家和创业者。
在朋友聚会上，我遇到了欧雷强（JohnOyler），他是美国人，在企业运营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们很早就认识，当时他刚刚卖掉了上一个公司。我们一拍即合，观念不同的是他认为创业应该在中国。
中国当时已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医药市场，有着巨大的药物需求。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中国每年大约新增430万例癌症患者，远远大于欧美和日本的总和。由于本土研发能力不足，中国癌症患者的五年生存率远低于欧美，只有三成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癌症患者的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抗癌药市场会越来越大。（李伟摄）我被他说服了，公司设在中国，名字叫“百济神州”，意思是“百创新药，济世惠民”。2011年，公司成立，专注于癌症治疗的分子靶向药和肿瘤免疫药物的研发。公司位置在北生所对面，我担任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公司的日常经营由欧雷强主管。目前，我依然在北生所上班，相比企业家和创业者来说，我更喜欢科学家这个身份，科研一直是我的主业。
我们希望百济神州可以研制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药，让中国的抗癌药研发与国际接轨，改善国人的健康。这是一个不小的景愿。新药研发是一个系统工程，难度和投入都非常大。在国外制药公司研发一款First-in-class的新药，和波音公司研发一款新型飞机的投入是一样的，都要10亿美元的资金，而且整个研发周期超过10年，成功率不超过12%。
而百济神州成立之初，中国制药业在全世界没有任何影响力，远没达到制造First-in-class药物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退而求其次，争取在已有基础上做Best-in-class的药物，这种模式可以大幅降低研发风险和成本，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此处根据采访对象意思整理）
这就好比，如果你说要设计一款全新概念的飞行器，很可能没人给你投资，因为根本不知道飞行器会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但如果你要设计一款比波音飞机更省油，飞得更远的飞机，反而更容易获得投资，因为更有可能实现。
百济神州希望运用成熟的理论和技术，在仿制中创新，使药物在安全性和有效性方面有所提升。比如当下肿瘤研发领域最火的免疫治疗药物PD-1抑制剂，我们研究了国际上已经批准上市的O药（Opdivo）和K药（Keytruda），并在实验室发现了这两个药物的缺点，在自己的药物开发体系里进行修正，做出更加安全有效的药物。
很多人想参加临床实验，有药就意味着有希望。新药研发中最花钱的环节就是临床实验环节，但中国的临床实验太少，参加临床实验的人数和澳大利亚一样，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澳大利亚人口2500万，和北京市人口差不多。
以往我们没有真正的新药，所谓的新药临床实验都是跨国公司的药物在国外上市后，为了进入中国市场才在中国做的研究。中国的医疗体制也没有鼓励医生参加药物临床实验，这和发达国家有很大的不同。在美国，医学训练和行医是标准化的，无论是乡村诊所还是全美最好的医院，95%的疾病治疗方式基本相同，医生的医术差距主要体现在如何医治疑难杂症，以及有病无药的情况下如何治疗，而后者就需要使用新药。所以医生对参与临床实验抱以很大的热情，他们的工作推动了医学的发展。
随着中国制药业的发展，如果我们能开发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药，会有很多医生愿意共同把这个事情做好，推动医学事业的发展。如果参加临床实验的人数增多，就能把研发费用降下来，从而降低药价，让更多人用得起药。
目前，百济神州已经向国家药监局提交了PD-1药物上市申请，明年可能会获批。我们希望看到的药物降价的情景已经开始出现。不久前，O药和K药公布了中国大陆的定价，价格只有美国的一半左右。国产PD-1药物陆续上市后，PD-1整体的价格还会继续降低。如果没有这么多中国人研发的同类药物在后面追赶，进口抗癌药给出这样的价格是不可想象的。
长久以来，天价抗癌药成为癌症患者沉重的负担，就像今年热映的电影《我不是药神》一样，很多人四处寻药，甚至不远万里去海外买药。如今我们可以设想，日后将会出现国外患者来中国买药的情况。
除去外国人来中国买药之外，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情。不久前有篇文章在业内广泛传播，《第一个在华创业的美国亿万富豪出现了》。根据《福布斯》的信息，欧雷强是第一位出生于美国，通过在华成立公司，身家达到10亿美元的创业者。这说明中国的创业环境非常好，一个不会说中文的美国人都能成功，中国人为什么不行？
手记
（范继文摄/视觉中国供图）2006年9月4日，参加“2006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王晓东抵达北京2004年4月，41岁的王晓东因其在细胞凋亡领域的研究，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成为改革开放后20多万赴美留学生中进入美国科学界最高殿堂的第一人。
此前一年，他已经应邀回国创办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因为研究的方向和癌症有关，经常有人问他有没有更好的治疗手段。手段是有的，但却用不起或用不上。治疗癌症所需的最新药物基本来自国外，中国要么和国外有5～7年的上市时间差，要么就是已有药物价格太高，足以让人倾家荡产。
王晓东非常理解患者的心情，他也深知跨国药企的盈利规则，做一款新药需要投入巨大精力、时间和金钱。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出路是做中国人自己的抗癌药，从而降低价格，惠及大众。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积累，国外在抗肿瘤新药研发领域进展迅速，在靶向药物和免疫抗肿瘤药物领域不断有新药上市。与传统的放化疗相比，这两类药物就像精确制导的武器，疗效显著、可持续性高，而且副作用很小，让许多患者获得了新生。
当时中国的制药业虽然在改革开放后从无到有，由小及大，取得了巨大进步，却依然以仿制药为主，在国际上掀不起丝毫涟漪。直到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十年，随着国内政策和创新环境的改善，配套体系日益健全，海外精英相继回归，资本竞逐，群雄并起，一大批创新药企业扎堆冒出，我国制药业才终于从以仿制为主走向仿创集合，开始研发自己的新药。2011年，贝达药业的新药凯美纳（盐酸埃克替尼）获批，成为国家“十一五”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标志性成果。时任卫生部部长的陈竺院士甚至将凯美纳誉为民生领域的“两弹一星”。
百济神州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诞生的，之后它成为中国医药界一个特殊的存在。成立8年时间，百济神州研发项目投入巨大，公司尚未盈利，却跻身中国生物制药行业龙头行列，并于2016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今年8月又在港交所挂牌交易，成为首家美、港两地双重主要上市的中国生物医药龙头企业。
目前，百济神州的PD-1药物已经提交上市申请，在其之前还有君实、恒瑞、信达三家企业也提交了上市申请，年内就会有国产PD-1药物上市。
王晓东的希望正在慢慢实现。今年8月，百时美施贵宝公布PD-1抗体Opdivo的建议零售价100mg/10mL规格为9260元，与其他与上市地区价格相比，每年的费用约为30万人民币左右，这一价格为美国的54%，香港的68%，可谓全球最低。今年9月，默沙东公布其PD-1抑制剂药物Keytruda在内地的售价为17918元（100mg/4mL），大约是美国价格的一半。
跨国药企将全球“地板价”放在中国市场，是前所未有，出乎意料的举措。不少人判断，除了在短暂的独占期内抢占市场外，这一定价还直指本土创新药企，将直接压缩国产PD-1产品未来上市后的市场空间。
目前，国内有上百个在研PD-1项目，虽然有泡沫之嫌，但也不能说完全是坏事。这就像是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数千家企业生产电视和冰箱，资源分散无法和外企竞争。但如今看看中国家电在全球的占有率，当时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大浪淘沙，终有胜者，这就是市场经济。（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