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胡风以《时间开始了》为题创作组诗，庆祝建国，被誉为以一句话表达了这“决无法用文字表达的感情”。而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被许多人视作“时间的再次开始”，尤其是对禁锢了许久的思想界，以至于80年代被称作中国近代史上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启蒙时期。
推动思想的松动与发展，“书”是一个关键词，这是摆脱精神贫困所必需的粮食。1979年4月的《读书》创刊号上，发表了李洪林的《读书无禁区》，成为时代的标志性口号。其实文章原题为《打破读书的禁区》，是范用和编辑部商量后，将题目做了更改，变得如此简洁、有力。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新华书店排起长队，一开门大家即冲进店里，知青们抢着阅读那些经典小说——有些他们在“文革”中见过手抄本，却因版本不全而没读过结局。
进入80年代中期，“文化热”中活跃的知识分子及其思想动态，也可用图书出版形成的团体做大致的划分，其中有三个最引人注目的“文化典型”。其一是“走向未来丛书”，该编委会特别看重的是“科学精神”。其二是“中国文化书院”，坚持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须根植于传统的再发展。李泽厚是其中成员，他通过对传统的历史考察，刻画几千年文化积淀的民族“文化－心理的结构”。这位富于创造力的哲学家被许多人视作“精神导师”，黄子平形象地说出了他在当时知识人心中的地位：“有一个人的书出一本我买一本，目录也不看。只有一个人，就是李泽厚。”
“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是另一股关键力量。其核心甘阳等人主要是当时北大和社科院的一批外国哲学专业的年轻学者，意在通过翻译当代西方学术的代表作而对中国学术与思想进行更新。推出的包括海德格尔、萨特、韦伯等著作影响了无数人，更显示出当时学人的思想抱负。这一编委会当年的两位成员陈来、刘小枫，在他们的口述中提及了这段时光，也提出了今日再反观时的更多思考。
对80年代，陈平原的回忆充满温情，那是朝气蓬勃、无拘无束的时光。不过“急迫”也是突出的时代气质，源头正是“开放”。国门开了，过去自我粉饰的幻象消失了，我们到底比人家落后多少一下子暴露得淋漓尽致。资中筠的口述，回忆的是她亲历的“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上的全新局面。
由于历史的断裂性的剧变，进入90年代后思想界的气氛有所不同。许多人将之称为低迷与盘整期。市场的大潮袭来，经济繁荣发展，也让人文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了。戴锦华回忆，90年代，曾经的学界好友又打来电话，不过不是探讨思想与学问了，而是问：“你能帮我搞到15吨钢材的指标吗？”
李敬泽将90年代形容为“无人认领的时代”。各类回忆中不乏“我们的80年代”，却不见有人如此认领90年代，这说明“分化”成为思想界的标签，很难再用整体性的思想倾向与所谓共识进行概括。“激进”—“保守”争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争论、民族主义—世界主义争论、精英文化—大众文化争论、所谓“自由派”与“新左派”知识分子的争论，构成了这个十年的基本回忆。汪晖是主角之一，他的口述记述了由他引起的思想论争的前因后果。
同时人文学界也开始另一方面的收获，李泽厚概括为“学问家凸现，思想家淡出”。这是学术开始规范化的年代。“上谈日月星辰，下管国计民生”的日子暂时结束了，知识分子更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内关注具体的问题，取得了更大的“学术成绩”。
中国人的集体自信的恢复，是改革开放后20年社会氛围最主要的特征，思想界的诸多议题也以此而展开。例如对“中国模式”（或经验、道路等），或是从学理上进行阐释，或是提出“生于忧患”式的批判分析。至于今日时代的性质，有人认为我们仍处于“绵延”的广义90年代之中，也有人认为我们在近几年开启了截然不同的“后邓小平时代”，而这所有的判断，都因尚处于正在展开的“当下瞬间”，无法过早地分出高下。
思想理论的发展不同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无法用数字指标衡量，更因为观念的差异难以判定何为“好”何为“坏”、何时“增长”何时“衰退”。而且即便在新时期，也难说这些学术与思想的论争摆脱了外部因素的羁绊。不过改革开放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思想解放，一个个思想禁区被打破，多元声音渐渐于社会共存，是人们过往40年来的深切感受，亦是对未来中国的持续期待。（郭建设摄/视觉中国供图）1987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内看书学习的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