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是一个拐点。那一年，扛了两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终于停发了。众所周知，中央“一号文件”有符号意义。在中国农村仍是人民公社体制，农民“大包干”是姓“社”还是姓“资”引起广泛质疑时，自1982年1月1日中央颁布第一个“一号文件”开始，连续三年推行“大包干”，粮食也连续三年大幅度增产。每个“一号文件”似乎都意味着中国改革会再进一步。但在1984年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当年，便出现“卖粮难”，农民减少种粮后，第二年粮食因之减产500多亿斤，农村改革的制度红利看似已经耗尽，农村改革陷入僵局。
那时，我被分配在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里的中央农研室，跟着杜润生做调研工作，处在制定政策的第一线。1986年的“一号文件”发出后，就有人提出创办农村改革试验区，分散风险。“一号文件”停止当年，中央正式设立农村改革试验区，我随之调入，一做就是11年。
去试验区之前，我对农村的状况已有了相当的认识。1985年，首先发展东部沿海的“梯度理论”风行，我认为过于不公平，提出“π战略”与之相对，认为起码把长江和黄河也算上。我为此来了一趟“黄河万里行”，一帮人骑着摩托从青藏高原出发，沿着黄河，由黄土高原下到太行山区，至华北大平原，再到山东入海口，4个月跑了8个省。老农家、废窑洞，甚至在空教室里拼桌子，能住的地方都住过了。走过三级阶梯，人被大自然压抑得仿佛只剩下一颗渺小沙粒的感觉，彻底改变了我对农村的认知。
同年调到9号院，年轻人聚在一块儿，搞英语角、办读书会，每人讲自己读的书和调查研究。我记得当年杜老主持会议，讨论一个土地问题，有位同事在山东调研，他指出当地人十分清楚地认识到，像自留地一样分给每个人的那部分土地不能动，而是把超过生存保障的土地集中起来，用于农民承包，适度规模生产。杜老听了汇报后，说从中可以看出，土地在我们国家不只是生产资料，还承载着农民的福利和基层的开支。这随口点的几句话，就让人脑洞大开，后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土地多功能论。
土地多功能论等这些我们由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都说明简单的土地私有化、市场化，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中国应该研究的是农民、农村和农业结合的“三农”问题。而随着在试验区调研的深入，我发现，对改革开放的背景和动力，都要重新看待。比如，“大包干”如果仅仅是把土地分给农民，就与历朝历代的“均田免赋”没有区别，那么，改革开放真正变革的是什么？
在我看来，改革是适应开放而生的。它的起始点要再往前推，追溯到尼克松访华之前。尼克松为重新夺回中国，宣布部分解除对中国长达20多年的封锁禁运。中国真正的新一轮对外开放是从那时开始的，接收西方转移的产业，依靠民主集中制度的红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引进外国设备，中国高举外债，而因为是集中财政体制，外债立刻转化为财政赤字。70年代初，由最高领导人亲自制定的43亿美元引进西方设备的方案，立刻转化成1974年、1975年突破100亿元的财政赤字。因当时没有能力扩大再生产，就要往农村输送知识青年。1975年、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乡运动由此而来，也为改革开放埋下伏笔。
上山下乡运动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引进技术不能中断，到1979年时，赤字突破200亿元，占了整个财政的近五分之一。国家难以运转，知青还面临回城问题，多种矛盾叠加，最后不得不把所有可放的领域全部放开。农村一马当先，让农民把地分了，自己管自己，自己包肚子，“大包干”的“包”字由此而来。家庭承包制一推行，财政用于农村的开支下降了2.7%，总的财政开支剩下3%都不到，危机开始缓解。
但讨论“大包干”，只是把目光集中在土地上，真正的创举却是，农村的限制放开后，人民公社解体，只允许在公社一级办五小工业的束缚随之消失，农民获得自主发展权，进入曾经的工业化禁区，解放的劳动力形成了乡村工业。（蔡小川摄）我记得上学时在北京市里的铸造车间学工，那是最脏的地方。改革开放后，乡下人给工厂负责人送点农产品，就把烘炉、钢锭、铁块运到村里，开起了铸造厂。南方农村更齐全，原材料运来后，就地搭炉子，成了铸件厂。再把轻纱车间搬来，就成了一个有生产链条的铸造企业。劳动最密集的纺织业也是如此，村里各家各户把缝纫机集中，村干部弄点布、线，周末请城里企业的技术人员来辅导一下村民，一个缝纫机厂就有了。城市里最脏乱的、劳动密集的企业，就此一步步搬到了乡下。
整个农村工业化陡然兴起，形成了2000多万家乡镇企业。又因为工业相对要向城镇集中，改革开放前的2800个农村城镇，一下子变成3万多个，平均每个县都有10个能够提供第二、三产业就业的建制镇。城乡差距因此迅速缩小，当年有句俗话，“搞导弹的，不如倒腾鸡蛋的”。
这是改革开放活力的源泉，其中的经验恰恰与简单的私有化相反。工业发展得最好的农村，正是三级组织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那些维持集体经济的地区，可以统一调配自身资源。更重要的是，村民在大队的工厂不拿工资拿工分。工业收益产生的“肉”烂在一个锅里，静悄悄地完成了地方工业的资本原始积累，没人有意见，没有出现西方血腥的圈地运动。如果劳动力完全个体化后进入工业，会迅速造成两极分化，老板就是老板、工人就是工人了。
但农村工业化的另一面是与城市工业的竞争。城乡之间抢原材料、抢资金，矛盾是对抗性的。那时原材料和资金都高度紧张，乡镇企业不用建厂房，连破产都不存在，经济不景气时，农民回家种地，货放在仓库里，经济恢复后再卖，企业运营成本极低。城里的企业根本竞争不过，相关的利益部门便有意见。而一个文件的出台，是不同利益群体博弈、谈判的结果，这是1987年“中央一号文件”停发的更深层原因。
随后的10年，“价格闯关”引爆双轨制下的政府部门与“官倒”公司结合产生的寻租成本，以及在暂时商品短缺的情况下，牟取暴利的市场化成本，导致物价的恶性通货膨胀，经济紧缩，企业负债，随后大萧条，引发社会动荡，又招致美国带领西方的再度制裁。尔后，股市、期货市场、房市，三大投机性极强的市场随之开放，吸纳增发的货币。邓小平“南方讲话”与之同步。在大规模走私的带动下，内地迅速吸引外资，促进中国经济复苏。直至遇到1997年席卷东南亚的金融危机。
在那段以城市改革为主导的时间里，农村的农产品卖不出去，乡镇企业也被压住，农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大幅下降，群体性事件频发，很多地方干部都要住到农民家里去。最重要的转变是，乡镇企业被要求“两头在外”，让出原材料和产品市场；而工业设备也大量由国外引进，导致内地从冶金、成型、加工、工作母机，再到设备生产，整个上游的产业链全都不需要了。由乡镇企业发展生发出的内需拉动型经济，转为依靠出口的外向型经济。
我彼时在试验区是业务骨干，大部分项目由我直接参与项目设计和监测设计，大家一起做出了不少成果，不过也一直默默无闻。后来因我对农村资本交易表达不同意见，就“靠边站”了。把我调到国务院体改办下属的杂志社做主编期间，我根据多年调查发了许多内参，被当时的国务院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主任汪道涵注意到了。他把我叫去上海深聊，得知“三农问题”的严峻，向江泽民建议召开“三农问题”座谈会，并举荐我直接向中央汇报。
2001年末，中央开了两天的“三农问题”座谈会。我心想反正是“一锤子买卖”，不但把农村的严峻情况如实汇报，发言还超时了，惹得江办主任抓我的袖子，说我讲得太过。但江泽民把我的话逐句记下来，并明确表示会把我反映的问题提交政治局讨论；又说他快交班了，而“三农问题”将作为下一届领导班子的重大问题提出；最后还说：“我原来以为农村情况不错，没想到是这样。”
转过年，“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出现统筹城乡经济的说法。也正是在世纪之交，为抵御1998年经济萧条，中央大规模增发债务，把国内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先后有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战略，将过剩的产能用于区域、城乡的再平衡，为拉动国内经济提供基础设施建设。这种把财政金融为国家整体战略所用的方式，是中国发生的重大战略转变，从此中国开始跟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分道扬镳。中国借此熬过了2008年和2012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是真正把“罗斯福新政”用活了。
数十年的调研经验告诉我，唯有对原先改革政策的反思、调整才叫深化改革，只沿着原来的思路继续坚持，那是保守。而一个政策难有对错、好坏之分，我国农村任何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制度安排，其实都是宏观环境制约和要素结构变化的结果。
手记
杜润生“我当年在9号院也管开车，北京的街道外地人不熟，我甚至帮着各地朋友开车进北京去送苹果。一卡车送出去，大家一人分一网兜拿回家，连看大门的都能分上点儿。苹果开路，其他东西能不能给人一些？那时候一篮子鸡蛋都是福利，骑自行车从中南海出门，车把上挂着一筐鸡蛋，大家都看得见。你说那叫腐败，还是叫城乡交流改善福利呢？直到后来，开轿车进城，直奔直管的官员，握个手就把东西送过去了，慢慢就变了味儿。”
一身老式军服，挂在温铁军家一进门的地方，那是他年轻时在部队穿的衣服。如今他已67岁，撑不起英挺的军装。他向我回忆起在9号院时的趣事，社会变革时的复杂样貌，林林总总从他的京腔里徐徐展开。他身上9号院的烙印还在，但他身上的争议，却令他无法像他的老师杜润生那般左右逢源。“我记得当年陈云老先生讲，不唯书，不唯上，只求实。”
温铁军记得，有次在9号院里讨论农资专用的问题，满头白发的老部长们来座谈，老人们都认为必须专用，但年轻人实地调研后发现，专用就是垄断，价格必然上涨，农民受不了。杜老的“手腕”令温铁军印象深刻。杜老听老部长们把话说完后，话锋一转，说还有些时间，请年轻人也说说话。旁边的领导一捅温铁军，他站起来就把老部长们批了一顿。话毕，杜老先“批评”小同志态度不好，又说既然年轻同志是从实践中来，还要回到实践中去，仍听取温铁军的意见。
这样的行事方式在温铁军心里扎下根，既让他对制定政策的艰巨深有体会，又养成不为权威所缚的性格。接受采访时，每每回忆到关键的历史节点，他总是向我强调，他不是在论对错，抛开意识形态，他只是在讲事实。这种观念投射到他的研究里，使他把当代中国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放在国际框架和连贯的历史序列中讨论，打破中外、中国1949年前后，乃至改革开放前后间的藩篱。比如，上世纪70年代，中国引进外国设备时，几乎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步；又比如，上世纪90年代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仍是50年代的放权让利模式。这些观点凝聚在《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世纪末的反思》《八次危机》等著作中，获得广泛关注，也得了“温三农”的名号。
争议也由此而来。温铁军在国际对比的视野下，将中国能否安然度过一次次经济危机，仍然保有完整的工业体系，视为一个政策好坏的标准。批评者则认为，虽然温铁军在9号院历练过，又在农村改革试验区待过多年，还有世界银行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培训经历，但经验并不意味着正确的认知，他的观点有“将存在的解释为合理的”之嫌。
但不论是“新左派”，还是“国家资本主义”，温铁军拒绝任何标签，他认为实践中没有它们的位置。采访中，他告诉我，他仍坚持80年代以增进农民福祉为目标，让农民获得发展权的思路，推动城镇化，使行政村和镇两级都变成农民创业创新的载体。
如今，温铁军虽然已经退休，但他自90年代开始，几乎月月出国、周周下乡的情况仍未改变。“美国是farm和farmer，这与中国的事情不对应，我们的农民是peasant，我们的城镇化不是urbanization，而是townlization，我在国外都这么讲，他们也听得懂。”他一边向外国介绍中国改革的情况，一边又在村里设计改革的方案。“我把资本市场的设计搬入农村改革，让农民把自己的资产作股到村集体，村集体变成资产管理公司，大家都变成股东。然后设计出多种股权，在资本交易市场里交易。用金融工具替代财政，引起各地极高的兴趣，我现在到处被大家找去帮他们做设计。”
采访当日，他刚从山西调研归京仅两日，待我们探访完毕，他又连夜踏上了出差的路途。（刘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