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大批异常活跃的、颇有建树的学者大多都曾在西方国家留学或访学，然后在80年代初回国就职。他们在国外学到了新兴的观念和方法，但都慢慢认识到，外国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中国的现实，他们需要自己构建理论。比如林毅夫，1986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87年回国时我信心满满，认为已经学习了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用这些理论可以指点江山。但是在1988年时，我碰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当年中国出现了18.5%的通货膨胀……中国的发展和转型中的许多现象不能简单地用现有的主流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深入了解中国经济现象背后的道理，不能看到一个现象就简单套用现有的理论。需要自己深入了解现象背后的道理，自己构建理论来解释，这样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发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作用。”2012年，在世界银行担任四年副行长以后，他开始提倡新结构经济学。
法学方面，朱苏力1985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1992年回北大法学院任教。他在《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一书中说：“中国法治不能仅仅按照理论上论证的那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制度，或者外国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来建立。这是因为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法治……中国的市场经济建立的时空条件与西方历史发展不同，当代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是、尽管不完全是一种自上而下推进的改革。这就必然带来了中国法制之路的不同。”
社会学也已经发展和建立了一些相对完善和独立的分支学科体系，这些分支学科包括：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心理学、发展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性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社会保障学等等。
王铭铭在《反思25年来中国人类学》一文中说：“25年来中国人类学的繁荣景象，国内同人相关著述已多有涉及，而美国的《人类学年鉴》也于2001年发表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家郝瑞教授的一篇长文，集中论述中国人类学研究主题之变及学科复苏与中国改革之间的密切关系。海内外的学术回顾表明，25年来中国人类学的学术成就值得称道……民族志经验研究从地方制度的简单拼凑，到具有深入的分析，是其成就之三；学科史研究从罗列和举证历史辉煌，到在承认历史辉煌的同时反思其问题，是其成就之四；对外交流从望洋兴叹，到初显平等的对话，是其成就之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