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出国卖玻璃是1990年，那时候我做的是维修市场。维修玻璃跟配套玻璃不一样，配套玻璃量大，单片利润薄，维修玻璃量小，但单片利润大。那时候中国一年进口车总共才几十万辆，我一年能做几万片玻璃出来，多出来的就拿到中国香港、加拿大等地去卖。那时中国人有误解，认为出国销售一定要有门路。我没有门路，我到香港第一次卖玻璃是靠找它的黄页，查汽车修理店、维修玻璃店等等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没想到人家听说过我，说市场上有个国内的个体户，玻璃做得不错，于是专门请我吃饭。我的产品当时在香港挺受欢迎的。
接着我又去了加拿大，是通过一个台湾中间商作介绍。后来他又介绍我去美国，在底特律去一个经销商家里吃饭。那人也是个台湾人，饭吃到一半，我觉得他脸色不对，他把我的中间商叫出去说了一会儿话。等我们吃完饭，我的中间商跟我一起回到酒店，他跟我说，他明天有事，会有一个他的女同事来陪我逛逛。现在我知道，台湾经销商是觉得我一年卖10万片到美国来，量太小了。但当时我还不明白，心情很差。这个女同事陪我四处转转，后来又带我去了福特汽车博物馆，她跟我说，这是美国的一部工业历史，但我当时心情很焦虑，虽然也在福特博物馆里转了一圈，但并没有心情参观，只想着我一个小老板，花了几万美金到美国来，没想到白跑一趟，她的话我都没听进去。
等我上了飞机，倒时差睡不着觉，这才反应过来，这趟我其实没白来，我应该再到福特博物馆去认真看看。既然是美国的工业历史，我应该去找出中国和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差距有多大，看看在同样的历史时期，美国在做什么。于是等我回到香港，没过几天又跑到美国去了。
把福特汽车博物馆里的各项经济指标作为标尺来衡量中国经济，我发现我们跟美国差100年。1900年美国农业人口的比例是60%，跟中国90年代差不多。1884年，道－琼斯指数开始反映美国股票市场的总体走向，《华尔街日报》有了关于股票的专业报道，如果用这些数据来衡量美国经济水平的话，我们跟美国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福特汽车博物馆里，最早的波音飞机就像蜻蜓一样，用板车的轮胎做起落架，等我到美国考察的1992年，才过去了几十年时间，一架波音飞机就可以坐几百人了，在芝加哥机场，飞机一架架起飞，时间间隔非常短。当一个产业或者一种产品被认定之后，它的发展就是不可限量的。那么100年前，美国在转型时期做了哪些事呢？我在福特汽车博物馆里看到，传统工业是当时的排头兵，钢铁、PPG玻璃、家电玻璃都是在这个时期涌现出来的，而且现在仍然没有过时。这个很好理解，经济转型期，需要传统工业提供建筑材料，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做玻璃肯定是很好的，因为我们的玻璃工业才刚起步，远远没有普及。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
但最初在美国经营得并不十分顺利。我们的产品从1992年开始进入美国，到1995年，可以在美国建仓库了。我当时想得很美，但是经验不足，1995～1998年亏了1000多万美元，当时是很大的一个数字。我原本想把玻璃放在自己的仓库里做批发，结果没有意识到，这在美国是行不通的。玻璃运到码头，再从码头运到仓库，再搬出来分装，人工成本非常高，这是一个决策上的失误。我请了一个顾问公司，想知道为什么会亏本，他们告诉我，我这是混业经营。我自己做玻璃自己卖怎么成混业经营了呢？原来在美国卖玻璃是服务业，你生产出来再分销出去，这就跨行业了。顾问公司问我，可不可以混合包装？我说可以，一个箱子大概可以装四种玻璃，几个品种凑齐一个箱子，几个箱子再凑齐一个货柜，直接发到客户那里，改分销为直销，把仓库也卖掉，到了1999年，就把前面亏的1000多万美元全都赚回来了。
2014年，福耀开始对美国大规模投资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坐下来研究美国税负的问题，研究后发现美国的税负比中国轻很多。首先，中国有增值税，美国没有。其次，虽然美国的人工成本很高，占营业成本的40%，中国这一项仅占20%，但是中国企业缴纳的保险比例很高，美国是按照应付工资的11%缴，占营业成本的4.4%，我们的“五险一金”按照应付工资的40%缴，占营业成本的8%。虽然我们的工资比它便宜一半，但这样算下来，我们比美国又贵了接近4%，再加上汽车玻璃的增值税，这就在12%左右。第三，美国能源价格比中国低，天然气价格是中国的1/5，电只有中国40%的价格，汽油价格只有中国的一半，运输成本和物流成本都比较低。那些基础材料，价格又便宜4%～5%，总体算下来便宜16%～17%。如果我把玻璃从国内运到美国去，运费使成本还要再增加15%～20%。于是我联系了新华社写内参给中央，给相关部门提意见。后来也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但大多数专家是认可我的意见的。不过税负的问题，国家处理起来确实有困难，但是不处理也不行。
有人说我去美国建厂是要逃跑。跑哪里去？我是中国人。我之所以公开讲这些，这不是我在抱怨，也不是我要跑，我只是为了提醒政府，也提醒企业家要有危机感。企业家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得有担当，自觉给祖国出谋划策。改革开放之后，我承包了自己参与创办的乡镇企业，做水表玻璃，当时很好卖，但我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按照水表玻璃图纸生产出来的产品，送到不同的水表厂，每一次都会有不同的反映，有时候说行，有时候说不行。这是为什么呢？我召集各个部门的人员一起开会，将第一机械工业部对水表玻璃的要求和建材部对水表玻璃的要求进行比对，结果发现，是部与部之间所定标准的不同造成了市场的混乱。玻璃归建材部管，建材部对同一片玻璃厚度公差的允许值是±0.2毫米，一机部仪表局对水表玻璃设计的公差允许值却是±0.02毫米，两个公差允许值相差10倍，这就给采购人员制造了很大的寻租空间。我觉得这会把风气搞坏，就拿着图纸，坐着火车去北京找一机部仪表局，后来又找到上海热工所，最终解决了这个文件标错的问题。我想这不是一般企业家会去做的事。当初选择承包企业，初衷就是想践行改革开放的任务，想做一个开山人，因为我坚定地相信改革会成功。
企业家必须要有这样的政治自信，听党的话，跟政府走。企业只是社会一分子，聪明的企业家能通过政策去分析后果怎样，会演变出什么，从而为自己的决策作参考。但前提条件是，你要真正做到“敬天爱人”，相信政府，不要做犯法犯规的事，不侵犯员工、供应商和消费者的利益。
2001年2月底，我们得知美国商务部接到三家美国玻璃公司的起诉，起诉中国的玻璃倾销。当时公司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无所谓，不应诉，毕竟我们的产品在国内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而且内销利润比外销高。在美国打官司会给企业造成沉重负担，而且胜负难料。另一种认为应该积极应对。如果这次不去应诉，就等于承认了倾销，福耀从此就退出国际市场了。我认为应该应诉。首先，我们的客户主要是全球八大汽车厂，他们实行的是全球采购策略，中标的供应商是提供全球服务的，退出美国市场，最终也意味着要退出中国市场。其次，反倾销诉讼是国际贸易组织唯一允许使用的行政壁垒，当企业被起诉时只能依靠自己去说清楚，如果我们放弃，国家也不能出面讲，这个黑锅中国就背定了。第三，我认为美国这次找错了欺负的对象。它以为我是民营企业，肯定账目不完整，但实际上我们从1999年开始，就使用了Oracle信息集成系统，保证了会计资料完整而可信。况且我们是民营企业，没有政府补贴，跟他们打官司打了三年，最后我赢了。
在近两年的交锋中，我发现自己有一点幼稚，我原本以为美国是宪治国家，可实际上在反倾销官司上根本没有法律。反倾销是一个政治问题，律师跟我讲，为了拖垮我们，首先会判我们输，等上诉时，再用高额的税单把企业拖垮。最后我们找到中国银行开信用证，拿信用证做保证金，不需要利息，官司打赢以后再把信用证收回来就可以了。福耀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第一个反倾销胜诉的案例，也成为中国企业反倾销案的经典。
（吴壮摄/新华社供图）2017年7月18日，在位于俄罗斯卡卢加的福耀玻璃俄罗斯有限公司，中俄员工在车间检验玻璃产品
（视觉中国供图）福耀反倾销胜诉，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相信条约的尊严。市场经济是条约经济，一切都是按合同来完成的，公开透明。市场经济的整个分配方案里，国家通过税收、股东通过分红来参与企业的分配，于是就要把详细的数据拿给股东看，赚了多少钱，钱从哪里来，又去向哪里，给国家缴多少税，都要有完整的数据作为依据。向银行贷款也需要完整的报表，银行要知道我的企业经营状况，值不值得放贷，如果你的经营成本控制得好，报表很好看，银行可以低息贷给你。完整信息的收集、归纳与集成和使用，对企业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事情，牵扯到企业成败的问题。
现在大家都在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加税的问题。但你要清楚，做生意有个最简单的道理，我如果不愿意卖，你肯定买不了我的货，你如果没有需要，也不会跟我买。买卖双方的意愿缺一不可。那我问你，这还打什么仗？这回我们也上了它的制裁名单，增加25%的关税，这明明就是刁难。美国政府叫美国汽车生产商不要向我们买东西，但结果怎么样呢？汽车厂商说：“我们坐下来讨论讨论。首先，政策还不一定会实行，如果真的实行的话，你们出一点，我们出一点，一起分担这25%。”
特朗普这么打贸易战，长期看会入不敷出。美国从70年代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到80年代进入高峰，人们一股脑地去做虚拟经济，年轻人去华尔街，去硅谷，现在工业企业里每个档次的管理干部都是缺乏的，我在美国的工厂缺几百号工人。现在美国40%的服装和30%的鞋都是从中国来的，中国和美国谁都离不开谁，加税最后都会是老百姓买单。
我在美国投资，是中国制造业在美投资最大的企业。有人说制造业难赚钱，我说不一定的。我算了一笔账，这30年白手起家，总共赚了1000亿元，给国家缴税接近150亿元，给股东派息大概140亿元，刨去我向股东募集的资金约80亿元，股东分红加税收支出约200亿元，我觉得这样的成绩还是可以的。还是那句话，长期的制造业投资是因为我对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信心，同时感恩于社会的理解、供应商的帮助和员工的努力。你应该大胆承认，没有他们就没有你，所以要有感恩之心，跟社会分享，有这个胸怀，才能做更大的事情。
手记
曹德旺是一个敢说敢为的“炮筒子”。2016年，他在美国投资10亿美元建玻璃厂后，发表言论谈到了中美税负差异的问题，按照他在中美两国建厂的经验，中国制造业的综合税负比美国高35%，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议论。于是很多人把他跟李嘉诚撤资相类比，说“曹德旺跑了”，而他又特别耿直，在参加一次企业家活动时说：“我什么时候跑了？我跑哪里去了？我家在福清，企业在A股上市，在国内有大批生产工厂，我为什么要跑？”见到他本人之后，更发现他性格里的一种直率和专注。曹德旺一天的日程排得特别满，我们采访的时间被安排在早上8点，等我们到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早晨的第一拨工作。他每天凌晨4点就起床了，这个习惯是他小时候跟父亲做小生意时养成的。他是一个埋头做事的人，绝不会为了摆架子牺牲工作效率。
曹德旺是地道的农民出身，没上过几年学，他从承包小的乡镇企业开始，一步步创造出了世界最大的汽车玻璃制造企业，几乎每一步的发展都是改革开放的见证。1976年，他与朋友一起筹划创办了生产水表玻璃的乡镇企业。1983年，国家发布《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对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做出进一步肯定，并特别指出，有的企业可以试行经理（厂长）承包责任制，曹德旺带头承包了水表玻璃厂，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赚回了全年的承包费用。当国务院发布《国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规定后，水表玻璃厂开始探索镇政府与私人承包者合资经营，当其他个人出资者相继退出之后，曹德旺甚至将自己的房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融资成为最大的个人股东。“那时，其他几个承包者骂我是傻子，如果承包政策变了，我们就会变成投机倒把分子被抓。但我坚信政策只会变得越来越好，改革开放一定会取得成功。改革总得有人先行一步，我愿意做一个探路者。”而到了1991年，已转而生产汽车玻璃的福耀集团又被选为福建省试水证券市场的试点企业，经过两年多的筹备，成功上市。在此之后，福耀集团开始了全球销售与生产的历程，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最成功的典范之一。同时他也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首善，累计个人捐款超过100亿元。他说道，正是因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以及无数人的支持帮助，才让他从一个一文不名的贫困青年，成长为今天跨国集团的董事长。人应该懂得感恩。
2009年，曹德旺荣获“安永全球企业家大奖”，这个有企业界奥斯卡之称的奖项自设立以来，他是首位华人获奖者。颁奖词中写道：“他的成就远远超过汽车玻璃领域。福耀集团真正推动了中国汽车工业在海外的发展。”曹德旺说，选择汽车玻璃行业源自自己的一份追逐事业的责任感，而这种坚守正在向全世界证明，中国制造不但可以做到全球领先，未来还将会有更为广阔的发展。（吴丽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