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近10遍的修改后，《汽车公社》总编辑卫金桥的“年度大戏”——《2017格局与趋势》终于在各大网站上线。
每到年终，卫金桥都会对过去一年汽车市场、汽车行业的种种进行回顾，写成一篇万字大稿。卫金桥说，这样方能保持一个媒体人对汽车市场未来走向的敏感度。在此之前，卫金桥曾坚持10年每月为车型销量写“一句话点评”，这样做的结果是，他对汽车销售数字非常敏感，每一个细微的数字变化都能被他解读出背后的新闻。卫金桥想把“格局与趋势”做成另一个“一句话点评”，只不过前者深刻，后者简练。
长期在一线采访，与数据打交道，使卫金桥开始热衷于预测车市未来走向。这似乎是每个资深汽车媒体人都愿意做的事，只不过有的人只是凭感觉说说，有的人因为长期的数据研究能让自己的预测有数据支撑。卫金桥属于后者，而比卫金桥更勤于做此事，且行业里的人都愿意听他讲预测的人是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部主任徐长明。
“徐长明在每年辗转举行的各大论坛中，拿着他那个令人耳熟能详的PPT对听众布道，私下里，有人给徐主任取了‘徐10%’的雅号。”卫金桥在《2017格局与趋势》中调侃地把徐长明称为“对中国车市几乎无原则的乐观派”。这一描述在业内看来是田野派卫金桥开始向学院派徐长明宣战了。
车界“任志强”
徐长明的确是中国车市最大的乐观派。即便是在2014年、2015年中国车市已陷入个位数增长，整个行业被一股悲观的情绪所笼罩时，徐长明依然坚定不移地认为，中国汽车市场还能中速增长10年，增速会是GDP的1倍到1.3倍，汽车年销量可以突破4000万辆，2024年乘用车销量可以达到3680万辆。
徐长明乐观的依据是他构建的“千人汽车保有量”理论。这个理论有几个关键词：人口总量、人口密度、汽车总销量等。徐长明的研究团队对全球汽车市场发展的历史进行了数据分析，挖掘出各个数据之间的关联和规律，所以在每次做预测演讲前，徐长明都会提到“人口密度决定千人保有量，人口密度越高，千人保有量越低，反之亦然。这是一个规律”。
徐长明认为，如果以中国15亿人口总量计算，不考虑人口地理分布不均匀的实际情况，中国陆地人口密度为143人/平方公里，接近于丹麦的149人/平方公里，但我国94%的人口主要集中在腾冲-黑河线以东43%的国土上，因此实际人口密度约为300人/平方公里。这个实际人口密度接近于欧洲四国（德法意英）的平均水平，远远低于日本1113人/平方公里的水平。所以中国车市的发展若分别以欧洲四国、丹麦、日本的数值来做测算，汽车销量饱和水平值分别为6674万辆、6138万辆和6771万辆。
如果从千人乘用车保有量的角度分析，徐长明经常拿中国和日本做对比。“看看日本的数据，1000个人589辆汽车，我们没有理由达不到这个数字。如果人口密度决定千人汽车拥有量，那么我们有信心，中国的千人汽车保有量应该能达到600。”
徐长明的“千人汽车保有量”理论在2010年北京出台小轿车限购令之前很有市场。2011年，中国车市增速出现断崖式下滑，从2010年的同比增速32.4%迅速下滑至2.43%。拥堵、限购逐渐成为车市的热门词。很多专家、媒体从三四线城市拥堵不堪的交通状况判断，中国汽车市场的未来走势或许没有徐长明所说的那么乐观。
“中国的城市结构是向着集约化的方向在运动，即农业人口进城，小城镇人口向上一级城市转移，小城市的人口向中、大城市转移，这样一来，与美国这样居住分散化的国家对车辆的依赖程度就完全不同。即住在一种集约化的城市环境中，可以对公交系统的依赖性很高的情况下，出行时非得要自己开车的必要性就没有那么大。”有专家如此质疑我国千人汽车保有量或许很难用与欧美日相同的发展轨迹来衡量。
徐长明也在调整自己的预测值。2015年，在一次预测演讲中，徐长明特别提到，“如果考虑到每个城市的人口密度情况和我们国家城市化的模式，我个人认为千人汽车保有量400辆的测算是没有问题的”。
这依然是一个乐观的预测。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数据，扣除三轮车和低速电动车，2014年末我国民用汽车保有量为14475万辆，千人保有量首次超百辆，
但即便业内质疑声不断，中国车市依然在徐长明的乐观预测中昂扬向前，在经历了2011年、2012年两年不满5%的缓慢增长后，2013年突迎13.88%的爆发式增长，随后又是两年低潮，然后在政策推动下2016年再迎13.7%的高增长。
可以说，除了车价是不断走低外，中国车市已像中国楼市那般难以预测。而在这场预言的游戏中，徐长明犹如房地产界的任志强，虽然每次出言都被不少人拿来当段子讲，但押中率却是最高的。所以不少汽车公司老总说，虽然做销量预测有点像算命，但就车市中长期预测来看，徐长明做得还是最准的。
田野派露头
即便徐长明在汽车预测界的江湖地位一时难以撼动，还是有不少机构和媒体人开始从数据着手发表各自对车市的预判，这其中媒体出身的卫金桥是“田野派”的典型代表。
如果说徐长明的“千人汽车保有量”理论是定量研究，那么卫金桥的“田野调查”更像是定性分析。田野调查是来自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即“直接观察法”的实践与应用，也就是在研究工作开展之前，为了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被公认为是人类学学科的基本方法论。
田野调查更像是中医的“望、闻、问、切”，讲究的是实地参与现象的调查与体验，这正是媒体人所擅长。虽然现在已身居《汽车公社》总编辑之位，但卫金桥依然保持着媒体人去一线采访的工作作风，所以在《2017格局与趋势》开篇，江苏北部经销商的一句话就引出了过去一年中国汽车市场的大趋势。
与经销商聊天，与消费者谈车，听听汽车公司高管对当下市场走势的判断，再辅以乘联会每月各车型的详细数据，久而久之，卫金桥就形成了自己对车市预判的一套方法论。
这通常是媒体人惯用的做法。每年年初，英国《金融时报》都会组织专家和资深媒体人对新一年的大事进行预测，他们做预测的方法也是严格根据经验进行。不论正确与否，这些预测都是极好的思维启发，它们精炼总结了在资深记者眼中，未来一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令这些问题在某方面发生突破的因素有哪些。而卫金桥的尝试与《金融时报》的做法异曲同工。
“实地采访和考察是完全不同于阅读别人文章的一种感受，毕竟理论和政策方面的变化是很难凭空想象去落实，需要通过实地考察去剖析事物表象背后，去挖掘内在。”卫金桥认为，挖掘事件背后动因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靠自己的双脚走出一条路；二是锲而不舍地坚持。以此观点相看，徐长明和卫金桥都做到了锲而不舍地坚持，所不同的是，前者注重数据层面的分析，后者更愿意相信自己的所见、所闻。
相同的是，卫金桥也相信中国车市前进的动力仍在，3000万辆的高点会在这两年突破，因为他看到在三四线市场，买车如同买房，是“丈母娘的刚需”。所以不管是“千人汽车保有量”还是田野调查，徐长明与卫金桥的判断其实是一致的，即中国车市仍有潜力继续增长，增长动力来自于三四五线市场，只不过两人的分歧点在于，中国车市的体量究竟有多大，是3000万还是40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