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吴祖光的患难之交

上世纪末，学者李辉在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上，奇迹般地发现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厚厚的几大册，包括了“反胡风运动”“肃反运动”中审查、检举、揭发、交代“小家族集团”的全部原始文档，也包括了“反右运动”中揭发批判吴祖光和杜高等人的右派言行的各种材料，还有审查单位向上级的秘密汇报和领导批示，以及后来杜高在十多年“劳动教养”的苦难生涯中的全部文字记录等等。内容极为丰富。许多学者认为这是迄今为止，55万个右派分子唯一留存下来的一部完整的个人档案，成为一个历史时代的见证，因而引起了海内外知识界的关注。最让李辉先生感佩的，是杜高先生同意他将这部档案一字不改地公之于众的勇气。2004年，李辉以《一纸苍凉—杜高档案原始文本》为书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这部档案。

2001年他和杜高联名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杜高档案”的问答》的长文。春节，吴祖光已患失语症，但神志清晰。杜高和剧作家王正、陈刚去看望他时，朗读了《问答》一文中叙述吴祖光和“小家族”朋友们真诚友谊和悲惨遭遇的段落，以及他对吴祖光人格所作的评价。吴祖光凝神地倾听着，他不能发声，但眼眶里涌满了泪水。

他招待我们就和招待名流政要一样随意平等

1952年，我刚从朝鲜前线回国工作,还是文艺界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而吴祖光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了。那时文化部设立了一个剧本创作室，组织了一批老中青三代剧作家,以写出好剧本,带动全国戏剧创作为使命。我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成员。

吴祖光夫妇那时住在东单栖凤楼，离我和汪明住的青年艺术剧院宿舍很近。他那个院子里还住着音乐家盛家伦，美术家黄苗子、郁风夫妇和电影家戴浩、虞静子夫妇。那是一个洋溢着浓郁文化气氛的小院子，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极富吸引力。我们常到他家，向他请教，也常在一起探讨对艺术的看法，朋友们之间既有互相批评，更多互相鼓励，那是一种纯洁、真诚，没有功利目的的友谊。“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那真是一段使人快乐的好时光。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热诚平等地对待所有的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在大人物面前，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小人物，在小人物面前，他也从不以大人物自居。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极为难得的一种超脱。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吴祖光招待他们却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因而我们在他家做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比如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必先到吴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曾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我们一起喝茶聊天，饮酒吃饭，无拘无束。

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吴祖光性格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但也就是这份率真，后来被别有用心的一些人利用了去，给他、给他的家人，也给我们、给整个文艺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他是为我们鸣不平才被“落套”打成右派的

1955年,“反胡风运动”爆发。胡风成了反革命,他推崇的作家路翎成了胡风集团的“骨干”。我们也就受到牵连,隔离审查,被指控为胡风集团的“外围”。

这场运动本来同吴祖光没有关系，“肃反”也没有触及他。他是因为听说把我们都关了起来，他出于一种善良的心意，在文艺界的一些公开场合为我们鸣不平，认为把一批可爱的青年文艺家关起来，当反革命批斗，太不可思议，太过分了。他不会料到，他的这些言论已经触犯了肃反运动的领导者，他被人盯住了。果然，1957年5月“整风运动”，号召群众向党提意见。《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吴祖光写文章批评戏剧工作的缺点，文联召开“鸣放”会，两位领导人亲笔写信派人来请他去出席。吴祖光出门前，新凤霞劝他不要去。她是从旧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有着朴素的人生经验，她劝祖光不要去提意见，说：“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笑了，不信这个经验，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于是，这个心地单纯的文人去出席座谈会，坦荡荡地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当时，他有些激动，建议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当然是指个别领导人。但是这篇发言在《戏剧报》和《文艺报》同时发表时，却被安上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就这样，吴祖光的“反党”罪行被定下来了。吴祖光划为右派，是上面圈定的。

可惜吴祖光这篇被当作“右派罪证”的发言，现在没有收入他的文集和回忆录中，如果今天的读者读了那篇发言，才会了解50多年前的那场“阳谋”有多么可怕。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宣布“反右”斗争开始。全国轰起一片声讨右派的吼声，大批判的烈火熊熊燃烧。

对吴祖光的批判会，大大小小记不得开了多少次，仅报刊上正式公布的大规模的批判会就有6月23日、7月1日、7月9日、8月2日、8月8日、8月9日、8月16日、8月24日共八次之多。因为以吴祖光为首有两个右派小集团，一个叫“二流堂”，成员是他的好朋友丁聪、黄苗子、郁风、戴浩等，另一个叫“小家族”，成员是他的青年友人，我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我至今难忘的是最后一次批判会，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批判会，是在共青团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有两千多人参加，声势很大，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当场拍新闻片。那天，把吴祖光揪到了台上，命令他站在发言人旁边，拿出笔记本，一边接受批判一边记录。为了方便拍电影，一束强烈的聚光照在他脸上，我看到他汗流满面。他的神情显得紧张，站在台上不知所措，不停地用手搓自己的耳朵，我心里很难过。因为在会前我拒绝了上台发言，剧协负责人对我的表现非常愤怒，便派了两个人看着我，要我坐在前排接受批判。激烈的批判进行了整整一上午，会议结束时，我看到吴祖光走下台已筋疲力尽了。

10月28日，我和吴祖光及同命运的朋友们最后一次碰面，是文化部党委召集我们去开会，由某副部长代表反右领导小组宣布对吴祖光右派集团的政治结论，洋洋三万多字的一篇大文章，宣布反右斗争以“无产阶级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以后，就是对我们的处分：吴祖光、黄苗子、丁聪、田庄、陶冶等送往北大荒监督劳动；我、汪明、戴浩等由公安局收容劳动教养。此后，我和吴祖光就分开了，天各一方，音信隔绝。

原来“罪”是可以这么一级级加上去的

转眼到了1967年12月，是我在农场劳动改造的第十个年头。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扛着铁锹到田间干活,忽然听到大喇叭里正在广播当天《人民日报》的一篇大批判文章,重又批判吴祖光的“二流堂”“小家族”，指控它们是以夏衍为头目的“裴多菲俱乐部”，后台老板竟成了国家主席刘少奇！我差点晕过去。我已经辛辛苦苦劳动改造了10年，我的“罪”不但没有减轻，反而更加重了。我对自己完全绝望了。那时我囚禁在农场里，不知道文革开始后，吴祖光又被揪出来列为中央专案组的重点审查对象，揭批他“罪行”的大字报连篇累牍，其中有这么一条，就是他曾拉拢腐蚀过我这样的青年。

而我这个被他“腐蚀”的青年，已经在长期的监狱生涯中，从一个活泼爽朗的青年“被改造”成了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人、一个饱经世故的人、一个学会了应付周围环境的人、一个没有表情的人、一个被贫穷折磨得衰老的人、一个外表显得老实可怜而内心一直在用力压抑着情感的人，一个虚假的人。（《又见昨天》193页）

新凤霞泪洒婚礼，吴祖光被劝退党

1979年春天，右派平反，我回到北京，恢复工作。那年我已经49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中年人了。

“小家族”平反后，我和几个朋友在吴祖光家重逢，看到凤霞嫂子已经瘫痪的惨状，我们抱在一起，是那样淋漓痛快地号哭起来。记得祖光大哥端起酒杯对我说：“忘掉那些伤心事，抓紧工作，把损失了的二十多年补回来！”由于长期劳改，一开始我的身体状况不好，住进了医院。我单身一人，无依无靠。凤霞得知后，就让儿子吴欢来照顾“杜高叔叔”。他一两天就来医院看我一次。这段时期，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

1980年春，我结婚了。岳父在他工作单位的食堂办了两桌酒菜招待亲友。我太太那边来了很多亲戚，祖光大哥和凤霞嫂子就当起了男方的代表人。新凤霞叫儿子吴欢背着她出席婚宴，她说：“别的宴会我都可以不去，杜高的婚礼我就是爬也要爬了去！”婚宴上，她把她自认为画得最好的一幅《双桃》，由吴祖光题诗“开花春灼灼，结实夏双双”赠送给我们。我十分高兴，也很感动。

食堂的大师傅和服务员们听说新凤霞来了，都来围住她，请她唱几句评戏。她患有脑血栓，已经很久不唱戏了，但在吴祖光的鼓励下还是答应给大家唱几句，还说要用自己编的词唱，哪知刚刚唱完“好人遭罪，苦尽甘来”两句，便哽咽着，泪流满面，唱不下去了，只好由在音乐学院就读的女儿吴霜替她唱了一支英文歌。这情景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

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婚姻，人们通常只把它看成一个大文化人和一个民间艺人的奇妙相遇，或一个新文艺工作者和一个旧艺人的美好结合。如果从人性的纯美和心灵的相通来看他俩的爱情，简直要认为这个美丽的婚姻真是上帝的一篇杰作。他俩十分恩爱，吴祖光的棉袄都是新凤霞亲手做的。她还告诫我的妻子，妻子要对丈夫好，要尊重丈夫爱护丈夫，她是一个深受民族传统道德熏染的女性。

最令我感动的是，吴祖光戴着右派帽子被送到北大荒去劳改后，文化部副部长找新凤霞谈话，要她立即和吴祖光离婚，划清界限。新凤霞回答：“祖光是好人，我要学王宝钏那样，在寒窑里等他二十年！”她那不向权势低头的个性和吴祖光十分相像。而那位副部长，却在文革中蒙受“包庇右派”的罪名而遭毒打，死得很惨。回想起来，那段历史本身就是一出不可思议、荒唐透顶的讽刺剧。
    吴祖光平反后，担任了四届政协委员。几乎在每一次会议上，人们都可以听到他呼吁政治民主，倡导思想自由的发言。他勇为弱小者仗义执言的本性，并没有因为吃了整整二十多年的苦头而改变。

更令我感慨的是，经历了那么多事，吴祖光依旧那么信任支持共产党。经过了十年文革的灾难，吴祖光被文化部负责人周巍峙的一席话打动了：“一场文革把共产党的声名破坏达于极点，在这样困难的时刻，党特别需要老朋友的支持。”于是，吴祖光毫不犹豫地交了入党申请书，于198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他却没有一天安于党员这个称号，他写道：“我只掌握我自己一生奉行的原则：热爱祖国，待人以诚，不畏强暴，扶助弱小。”他知道自己不是那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也不会做任何权力的驯服工具。他终究是不合格的。以后就发生了1987年8月1日早晨，年迈的政治局委员胡乔木不辞辛苦地爬上四楼吴家，宣布劝他退党的决定。

我竟然已经成了“小家族”中唯一还在世的历史见证人

早在文革结束后,很多人开始写“右派”回忆,但我不曾动笔。一直到上一代艺术家们的背影渐渐远去,我才有了想写点什么的意愿。不知不觉，我竟然已经成了“小家族”中唯一还在世的历史见证人！因此，后来陈道明在出演张艺谋的电影《归来》之前，拿着严歌苓的原作《陆犯焉识》来同我吃饭，探讨“老右派”劳改生活和思想细节。

我渐渐觉悟到，不反思历史、直面苦难的民族不可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决心尽自己所能,不加夸张、虚构,老实而坦白地写过去。2004年，回忆录《又见昨天》出版。10年后，又有了《生命在我》这本文集。我在书的第一页写道：我时时记在心里的,是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一句话。他说:“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受的苦难。”

书中，我用了单独的篇章讲述了我与几个老朋友之间的往事，其中当然有一个特殊的位置留给了吴祖光。在我的心里，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的人，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成就、学养和文采。而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文化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在连续不断地遭受着打击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他自身的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尊严、价值和自由的心灵，这确实是个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