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阁道上（1978年）2016年11月14日晨5时57分，父亲停止了微弱的呼吸。这一刻的情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尽管我不想有这样的一刻，或希望迟一些到来，但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经受病痛折磨的父亲真的离我而去了。
父亲1939年2月21日出生，在祖父邵度先生的艺术熏陶下，自幼涉足摄影艺术。1954年因家庭生活困难，作为家中的长子，义无反顾承担起责任，初中未毕业即进入温州“春野”照相馆工作，尔后分别供职于“美术”“露天”和“南洋”等照相馆和温州照相技术培训班，直至退休。
尽管与祖辈相比，父亲的人生还算安稳，但幼年时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成年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历史和社会不可避免让他这辈人遭受诸多磨难，但即便在生活动荡不安，物质匮乏，精神压抑的时代，父亲也没有放弃对摄影艺术的孜孜追求。
父亲对摄影艺术的追求，如同宗教般神圣和虔诚。他年轻时为了拍摄好瓯江日出，几乎是十来年坚持每天天未亮就到温州西门码头等待日出，拍完日出又匆匆赶到单位上班；节假日里，他为了拍摄好一张瓯江帆影的照片，常常会在江畔等上一整天。1975年，他拍摄大庆报告团到温州作报告的报道照片，为了让拍摄角度更加理想，他爬上一辆敞篷车，但司机却误将汽车发动，致使父亲摔下汽车，造成两根肋骨伤裂。为了完成拍摄任务，父亲忍着剧烈的疼痛，一直跟随报告团拍摄至台州。
上世纪6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父亲摄影艺术创作的鼎盛时期，但这一时期也恰恰是物质不够丰足、交通不尽便利的时期。为了拍摄瓯江风光，父亲和朋友要一段一段地搭乘班车，拍拍停停，一百多公里路程往往需要走上好几天，才满脸尘土地回家。我记得有一次跟随父亲拍摄中雁荡山，那时中雁荡山还没有旅游开发，山上无饭店，晚上要借宿山顶的道院，爬了整整一天的山，吃着酱油拌的剩饭，睡着又冷又硬的稻草床，到凌晨3点多钟又起床去拍摄日出。我还记得小时候家里居住条件不好，没有多余的地方可做暗房，父亲利用四五平方米的公用楼梯底搭建暗房，每当有人上下木楼梯，整个放大机都摇摇晃晃，要等人走完楼梯，才重新开启放大机进行曝光，就在这样条件下，他创作出诸如《秋》《水天一色》《瓯江船队》《水乡田野》和《晨牧》等许多精彩之作。渔歌网舞（1973年）
秋（1960年）
父亲亲手在暗房制作的最后一张作品《烟雨天子山》（2012年）1989年，父亲从温州照相培训班退休，当时温州商业、婚纱摄影刚刚兴起，很多人劝他利用自己的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温州市摄影协会主席的名望开影楼办公司，但是父亲不为金钱所惑，他说他提早退休是为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心爱的艺术创作，1993年他的个人作品集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他的黑白摄影艺术个展在中国美术学院展出；1995年，他的个人摄影艺术展览应邀在意大利特兰托博物馆展出，并出版意大利语版个人摄影作品专集。尽管近十几年他很少发表、展出作品，但始终没有停止创作，直至病痛折磨不得不放下相机。
父亲不仅给予我生命，培养我成长，更教会我如何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父亲对家庭、子女充满无尽的爱。他自己生活极其简朴，却给我和妹妹提供很好的教育条件，培养我们上大学，读到研究生毕业，他总是舍得为我们购置最好的学习用具和书籍。后来当我也走上摄影之路时，他总是把好的相机让给我用，自己留着差一点的用，我每次回家把我手头的哈苏相机带回去给他，他又执意托人带回来给我。
这些天，每每我面对摆在书房里的哈苏相机，都不禁泪下。我忘不了父亲在瓯海乡村教我按下第一声快门；我忘不了他在狭小的暗房里手把手教我冲洗胶片、放大照片；我忘不了他带着我拍摄九山湖、翠微山；也忘不了跟着他行走在冰天雪地的内蒙古坝上，以及在黄山吃着泡面过春节……
父亲一生痴情摄影，尽管近一年多来他饱受病痛折磨无法进行摄影，但即便躺在病床上，迷迷糊糊之中还在念叨着他的摄影，他的相机和胶片。
父亲，现在您又可以快乐地摄影了。天堂也有着美景和真情！牧归（1962年）
雁荡秋色（197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