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PhotosbyZhengPingping
孤独星球01一
惊蛰这天晚上，小程用微信发来了一张图片，当时我正应主任之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给几位摄影记者买梨吃，没顾得上细看。
这天上午，人大开幕，我所就职的中国青年报社有三位摄影记者上会。和早年不同，现在的摄影记者在现场不仅要拍静态照片，还要录制视频；后方，包括我在内的两位图片编辑除了为报纸挑选照片，还要为微信、微博、APP等不同端口即时编发图片新闻、微视频。这样的工作节奏甚至远远超过了十年前我在通讯社的工作节奏。
我最近一次作为摄影记者参与两会是2014年。那一年的两会报道，中青报摄影部第一次有两位摄影记者专门拍摄并制作短视频，部门也刚刚开通了“守候微光”微信公众号。相比其他纸媒，我们的转型起步比较晚。
仅仅四年，互联网彻底改造了我们的生产方式。作为传统媒体的内容生产者，这四年，我们在认识内容和技术的关系上，经历了一个反复的过程。从坚持“内容为王”并以此压制技术的作用，到对H5、短视频、直播等技术应用的追崇，再到这一两年专业主义的回归。
凌晨1点，忙完手上的事情，我点开小程发来的图片，那是一张截图，是我在2015年1月30日写给他的第一封邮件，没想到他还留着。
当时我还在做版面编辑，不时会打开部门的来稿邮箱看看，就这样，我找到了小程。创刊于1951年的《中国青年报》有一个好的传统：重视新闻图片。1995年1月，它又在全国报纸中率先将副刊性质的画刊改为专题摄影版，开始每周用一个整版的篇幅来刊登纪实类的摄影专题、图片故事，直至今日。受益于晋永权、柴继军等优秀的图片编辑，我们曾经拥有一支优秀的通讯员队伍。但随着商业图片库的发展，内容平台的多样化，高质量的来稿越来越少；而这样看似低效的沟通方式，年轻的编辑也很少再用了。
孤独星球02《孤独星球》2013-2014
我们的生活日益被手机占领，地铁上、餐桌边、睡觉前，哪怕0.1秒的缝隙都沉浸在手机的虚拟世界里，其实那不过是我们与看似热闹的生活之间筑一道自我保护的壁垒。有人说，每个人生而孤独，但我们孤独地在一起。孤独星球03短短三年，小程从一位身兼半个摄影记者的扑火兵，快速进阶到各主流媒体宠爱的报道摄影师，我作为曾经的图片编辑，确实有一丝丝成就感。
二
其实，在我的职业规划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做一名图片编辑。大约是2007、2008年，也就是我在一线做摄影记者六七年后，因工作需要转到了图片编辑的岗位。坦率地说，我更希望能作为摄影记者长久地身处一线，保持对社会的敏感。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工作中他人对我角色期待的固化，这只能是时过境迁的理想了。
最初几年，因为没有自己的平台，报纸是我们所有工作的出口，所以作为图片编辑，我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为摄影记者、为自己在报纸里的地位奋斗。总编室的一位老师曾开玩笑说，一张照片的命运还得依赖伯乐的出现。而从我加入中青报开始，就不断地听到“如果不是哪位值班总编的慧眼和魄力，某张图片就根本不会见报”的故事。
随着微博、微信、头条号等平台的多样化，摄影记者和图片编辑的工作有了更多的出口；内容生态格局渐渐稳定，从行业到单位，专业精神再次成为一个图片编辑的立身之本。专业主义不单单是指新闻伦理和社会信念，还有媒体人从业多年对内容传播的理解和对信息消费的敏感。在这一点上，拿起手机就拍的“业余选手”与我们有着本质的差距。
我们常常见到的讨论多是关于摄影记者如何应对手机摄影的冲击，事实上，技术的变革影响了内容生产的方方面面，作为链条上重要的一环，图片编辑对技术逻辑的理解，更多地决定了内容产品的纬度。
对新闻摄影怀有理想主义的我们，并不愿意接受自己是一名内容供应商的角色，但现实告诉我们，做新闻，也是做产品。
比如，从版面到网页、到手机等移动设备，受众的阅读场景和习惯发生了改变，需要我们生产在任何环境下都适合阅读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同样的内容适用于不同端口的排版。比如随着渠道和平台的变化，不同介质但同样品质的内容，成长空间截然不同，我们该如何组合不同形态的视觉产品。
但这不是一个自觉的过程，真正改变我对技术的理解，是在拍摄《孤独星球》的过程中。自从做图片编辑后，出门拍照就成了一件奢侈的事，我只能将零敲碎打的时间用于关注身边的故事。
孤独星球04
孤独星球052013年10月，我在新闻里看到，一位美国大学生在地铁上被枪杀，在回放当时的监控视频时发现，车厢里的所有乘客，包括被害人，都沉浸在手机上而没有注意到凶手曾反复掏出手枪的动作。在中国，几乎同一时刻，微信的注册用户量突破6亿，成为亚洲最大的移动即时通讯软件。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在工作中对技术革新所做的抵抗是多么的愚蠢。互联网技术作为一种深刻变革和影响社会的力量，早已无处不在。特别是对于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信息之间关系的改变，或许才是它真正的逻辑。
三
《新京报》首席摄影记者陈杰在回复我有关技术革新的问题时说，这或许是摄影记者最好的时代。互联网技术为我们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我们可以运用多元的方式去呈现、利用更多的渠道去传播。
确实，技术带来了更多的便利，但在行业巨变的背景下，大多数摄影记者都要面对另一种琐碎的现实：深耕细作和考核机制的矛盾；传统价值与10万＋的矛盾。
这不是某一个人的困境，而是这个群体的困局：随着传统价值的失落，新闻摄影不断受到质疑和挤压。在多向度的互联网中，曾经握有信息垄断权的摄影记者，身份渐渐变得模糊。车窗里的等待01《车窗里的等待》
我们为梦想来到城市，城市不断生长却似乎越来越不友善，拥堵的交通让每个人疲惫不堪。在这个寒冷的冬日，我们用梦想温暖着路上的自己，透过车窗，也温暖着这座城市。
在2017年我与《中国摄影》杂志主编晋永权的访谈中，摄影记者出身的他写下这样一段话：摄影记者这一职业，需要激情、投入、不计名利，忍受委屈，甚至威胁，他们要面对复杂的人群及其社会事件，要应对各种利益群体的纠葛怨怼，而自身权益保障又很薄弱，缺乏保障机制。现实就是如此，坚守者几何？
传统新闻摄影的失落，让不少摄影人转向了热闹的艺术品市场。作为一种灵活的媒介，摄影自产生以来，便一直追随着每一次的市场转向以及意识影响的变化。一些摄影记者尝试着用一种视觉艺术家的眼光去拓展新闻摄影的空间，进入展览、出版和收藏领域。但从实践来看，融入当代艺术的语境，并不是在表现手法上一味地讨好市场，更重要的是找到一种独立观看的立场，恰如历史唯物主义者“同历史保持一种格格不入的关系”。
当代艺术具有的“问题”意识与纪实摄影抱有的理想主义并不相悖，相比从艺术的潮流里寻找下一个风向，独立的思考与批判精神，也许才是摄影记者，在信息洪流中最后的价值所在。
2010年，王久良的《垃圾围城》轰动一时，在一篇专访中，他说：如果我挂靠在某个单位，我可以衣食无忧，但是我会受到很多限制。于是我首先牺牲掉这一切，要么衣食无忧，要么我有这把锋利的刀子，我选择了这把锋利的刀子。我认为目前中国需要很多类似的保持着自由精神的摄影师或者艺术家。
车窗里的等待02四
2017年3月，我和曾经活跃在两会现场的几位摄影记者，在北京东三环边一间黑黢黢的咖啡馆里小聚。巧合的是，这些人都没有直接参与这一年的两会报道，有的人转行去拍了纪录片，有的人成了自由摄影师，还有的人正在面试BAT的品牌部。
成为自由摄影师的L说，做纪实摄影，最好的去处还是留在体制内，一边韬光养晦，一边做自己的项目；有人立即提出了反对，认为体制是个人难以突破的天花板，限制了眼界与格局。有人认为可以通过转型公关摄影、儿童摄影先实现财务自由；这一想法自然也受到了大家的质疑：在这条曲线救国的道路上，我们会不会反而离想要的摄影越来越远。我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静态图片还是新闻报道最好的呈现方式吗？如何跳出新闻摄影，在更高的纬度理解摄影这一媒介？人工智能又将把摄影引向何方？车窗里的等待03聚会后的八个月，北京南五环外的新建村着了一场大火，之后的整整一周，我利用业余时间奔波在几个城中村，而朋友圈里，曾经一起坐在咖啡馆的摄影人都陆续从现场发出了照片。我突然想起那晚分别时，大家因为兴奋而微微泛红的面孔。对于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也许我们都没有最好的答案，但在不断参与社会的共同行动中，在与被摄者的一次次相会中，我们终将接近那个共同的理想：属于自己、独立的观看方式。
而对于我来说，借由透过镜头的凝视，了解更多个体的命运，更好地认识自己，这大概是我着迷于一个或者根本不存在的职业—“影像书写者”的原因吧。2017年11月25日，北京新建村，一间出租房内，匆匆搬离的房客留下了一张结婚照。这里距离发生火灾的公寓不到千米。
2017年12月8日，北京新建村，一家服装辅料加工厂的宿舍人去楼空，留下未收拾的牌局。清退前，这里是典型的工厂大院结构，车间、仓库、职工宿舍三体合一。
2017年12月8日，北京新建村，停工清退的工业大院。
2017年12月4日，北京新建村，一位打工者借着车灯的光亮给老家的亲人拨电话，道路两侧的房屋已拆为一片废墟。电话里，她跟亲人抱怨，过两天便动身回乡，不打算再回京务工了。作者简介
郑萍萍，《中国青年报》视觉中心图片编辑。从摄影记者到图片编辑，十几年来，一直在新闻摄影一线工作。2001-2003年入选荷赛中国讲习班学习，2004年获全国影展纪录类金奖，后多次获得中国新闻奖编辑类银奖、铜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