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tesofthe“MadeinDongGuan”SymposiumonPhotography
TextbyYangMengjiao
“东莞制造”摄影创作研讨会参会嘉宾合影。编者：
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实施“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东莞，作为中国制造行业中的代表性城市，始终走在全国制造业的前列。从玩具之都、鞋业之都、服装之都到今天的IT之都，经历着从“制造”到“智造”的重要转型。用光影镜头关注“东莞制造”、记录“东莞制造”、发现现代化的“东莞制造”之美，是东莞摄影家协会自2016年开始启动的一项长期摄影项目，预计持续至2025年。6月10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摄影家杂志社主办，东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东莞市摄影家协会承办的“‘东莞制造’摄影创作研讨会”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召开，旨在总结成果、发现不足、寻找突破，为后续开展的摄影项目搭建理论框架、寻找学术依据，深化创作意图。出席研讨会的不仅有摄影界的专家，同时本刊还邀请了来自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文艺学、美术学等跨学科领域的学者，共聚一堂、为“东莞制造”影像创作建言献策。
李树峰（中国艺术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摄影艺术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东莞市摄影家协会最近几年形成的“东莞制造”专题，是具有代表性和模板意义的。广东是改革开放的前沿，也是摄影思想解放的前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粤港澳摄影展，就与原来中国内地的摄影展览截然不同，为当时的中国摄影带来了一股清风，产生了旋风般的影响。在之后的二三十年里，如果从实际出发，概括一下广东摄影发展中的题材和内容变化，那么，广东摄影经历了三个阶段，开始是“外拍阶段”，广大摄影人利用休息时间到外省拍摄，爬雪山、走大漠，甚至到北美、非洲去看世界，这批人是“中国人看世界”的先锋，2000年以后，这批人开始朝自然极致走去，如去拍世界七大高峰，拍5200米雪线以上和海拔100米以下（海底水下摄影）；但到了2003年之后，有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广东摄影人在传统的新闻纪实摄影基础上，逐步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本地的事业和城市发展，他们把本地人的生存、情感和梦想都纳入到记录和表现的范围内，这就进入到“内拍阶段”。人们在各种思想的启发下，逐步认识到了在地记录的意义。就东莞和长安摄协来说，在“内拍”记录普遍展开之后，涌现出了一批摄影家，推出了一批作品。现在是到了第三阶段，聚焦本地文化阶段，具体而言，就是聚焦到“东莞制造”这个学术课题和艺术专题上。
作为摄影创作者、研究者，如何用影像去表现习近平新时代下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和新内涵，这是一个很大的任务，也是一个课题。我们可以从影像与历史，影像与社会，影像与工艺，影像与时代、影像与时空等一些新的视角去予以理解和阐释。
在新时代，在纪念改革开放40年之际，东莞摄影家协会提出这样一个课题，本身就显示他们是有思路、有作为的。我非常愿意大力支持和参与这样一个富有时代意义和学术性的课题；我也相信，如果坚持下去不断拓展和升华，坚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东莞制造”这个影像工程，一定能够成为新时代摄影史上的巨作。
阳丽君（《中国摄影家》编辑部主任）：东莞制造的这批影像着力于新工业，致力于新兴工业与社会的面貌，新兴工业与土地、与人的关系，题材丰富、多样、富有时代感。2017年相较2016年，拍摄得更加深入，选取了众生药业、步步高电子两家企业，以影像的方式展示了两家企业跨越30年的纵向发展轨迹。以点带面，直观呈现了东莞本土企业的演进历程。这种方式增加了影像的历史纵深感，提供了更多的文献价值。
在之后，东莞制造影像或东莞工业摄影如何更加深入？我觉得可以重点找几个人或几个群体，他们可以是企业家代表、研发人员代表、工程师代表、工人代表，重点关注他们的工作、生活、娱乐、家庭等方方面面，通过个体的跟踪拍摄，可以展示新工人与工厂、社会、文化的关系，甚至与工业的相互影响。还可以重点跟踪拍摄某几个标志性的产品，从原材料、到生产、消费，进行纵向的拍摄。
鲁太光（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我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我想从文学的角度谈谈这个话题，看能否给诸位一点启发。当下文学对“中国制造”的呈现大致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典型的“纯文学”式的呈现，这些作者大多宅在家里，凭道听途说得来的“知识”书写中国制造，其呈现要么极其模糊，要么极其偏颇，有的把中国制造写得相当暗黑。再一种就是有底层经验的作者写的，这些作品大多比较沉重，这种沉重有其合理性。但说实话，这两类作品读多了，我有点不满足。鲁迅先生有句话说得特别好，他说中国“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中国制造之所以取得这么大成就，就是“中国的脊梁”苦斗的结果，其壮观、美丽、价值，没有得到好的呈现。所以，将这个项目坚持下去，以影像的方式发现中国制造，发现中国制造之美，功德无量，意义重大。
石碣镇五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精密电路板，产品应用十分广泛。曹永富摄王伟（《中华文化画报》主编）：“东莞制造”摄影项目最成功之处在于对新型制造业、新技术的革新和新工人面貌的记录、发现与表达，真正发现了“东莞制造之美”。同时，目前的“东莞制造”摄影项目带有碎片化的倾向，我想从如何加强这一创作项目的系统性的角度提一些建议。首先，在拍摄前要明确创作的目的是什么，是进行文献记录？撰写工业历史的一部分？还是做一项艺术事业？要考虑清楚。第二点，我认为工业摄影的重要创作者贝歇夫妇（Bernd&HillaBecher）的类型学手段仍然是值得借鉴的。第三点，要研究人跟机器的关系，这一点要从宏观的对艺术的认知层面去考虑。每个人对艺术都有不同的理解，我个人倾向将艺术看作是人对世界的认知、理解与表现。第四点，加深对工业美学的认识，包括材质、技术、空间、形式等方面。最后一点，在艺术史的研究中，我们常常会处理个人经验与社会意识的双重关系问题，事实上，具有时代性的创作者往往对这个问题有着自觉的反思，对于“东莞制造”这样在民族国家的变革时代背景下进行的大型创作项目，更应当对这个问题展开思考，最终使它不光是文献的，还是反映这个时代的，同时也是一个艺术的创作。
李修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发现东莞制造之美”，可以视为展现城市美学、塑造城市形象的一个举措。我们借鉴林纾的绘画四诀“养”“鉴”“经”“取”来看东莞影像。养，就是扩充心胸，提高境界，摄影家要注重平日功夫，擅长发现，勤于积累，感受城市的气韵精神。鉴，即鉴赏，先总览全局，次审视结构，再分辨细节。就摄影家而言，一要有全局意识，将东莞制造置于中国制造乃至世界制造的大背景下进行考量；二要有结构性思维，要有历史视野和比较视野；三要注重细节呈现。经，是多阅历，要深入车间，行进田野，以局内人眼光理解工人的日常劳作与生活。取，乃撷取精华，拍摄最为动人、最具典型性的瞬间。接下来，或可在“经”与“取”上下大功夫，集中于工人，使其形象更为鲜明，个性更为突显，并注重其日常生活之呈现。
东莞环球经典新型材料有限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商业综合体、写字楼、医院、学校、机场、地铁、酒店、地产精装修等工程建筑领域。李志良摄
东莞长安OPPO李志良摄崔柯（《文艺理论与批评》副主编、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本系列摄影，展现技术的进步以及工作状态也随之改变了的工人群像。2016年集中展现技术带来的“新异”；2017年则通过新旧设备以及工人工作状态的并置、对比，带来一种“惊异”感。文艺通常是怀旧的，批判的，偏爱现代化和田园诗的矛盾冲突。本系列摄影作品为工业技术进步鼓与呼，或能提示我们：技术革新不仅是器物层面的改进，也在革新我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如何“感同身受”地切入现实，或许是当代文艺的一个命题。由此延伸出的思考是：车间厂房之外，工人生活状态如何？以及与技术进步同步发生的，是3亿新工人涌入城市打工，这一群体和技术进步的关系，是否有更丰富的展现空间？
刘怡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近年来，我国社会迅速发展。随着工业生产模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和认识水平不断提升，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也不断变化，要捕捉和理解这些变化，需要运用“社会学的想象力”，在整个时代变迁的背景下去拍摄。这首先需要历史感，“东莞制造”并非突然出现，而是经历了一个长期的酝酿过程。因此需要用镜头对这一概念进行一个考古学的挖掘，理解它的来龙去脉，并对其重新定义。其次需要文化感，理解“东莞制造”的独特性，探讨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孕育了其发展。第三要有关系感，从各种明显和细微的外部环境去理解生产者与生产者、生产者与商品以及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在互动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情感、人格和个性。
柳军（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一、在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这个大背景下，东莞摄协展开长期摄影工程“东莞制造”，充分体现了一种对新技术、新发展的敏锐嗅觉。在摄影创作中也充分使用延时摄影、显微摄影、红外摄影等最新的技术手段。摄影师记录东莞制造，不要只做旁观者，表现手法也一定是最前沿，最科技的，是和东莞制造同步的。二、从文化的角度讲，“东莞制造”的提出，符合国家的战略转型，具有新文化生产的价值，不仅要用做文献的方法，还要用学术研究的方法。三、我们的表现手法应该多元，纪实也要多元。另外现在看到的片子构图太完美，拍得太过严谨，太理智，画面缺乏张力，拍的应该更当代一点。景别也缺少变化，有局限性，近景多，特写多。反映人和环境，或者是工厂与长安镇、东莞的关系的少。另外要把某一个产品或者某一个企业做透，从原材料，到成品，还有东莞制造的上下产业链，甚至海外的情况纳入进来，以及东莞不同时段的物流、人流，要全方位打开拍摄思路。
蔡焕松（著名摄影家、摄影理论家）：从摄影本体和摄影活动形态的角度，“东莞制造”摄影项目目前给业界留下一些思考。一、从个人观看到有组织的整体记录：东莞是沙龙摄影流行地区，长期积淀下了东莞摄影碎片化和消费化的特点。后来通过很多人的努力，比如陈锦波拍的工业记忆；李志良拍东莞制造；黄晓丽拍中国女工，改变了大家的摄影思维，转到为历史留下文献的高度，很有意义。二、从“制造”到“智造”：面对这次工业革命的剧变，能否在传统新闻记录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全面的体现，是否可以利用记录与艺术创作并行的多元表达方式，是值得探讨的。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记录性的作品往往很难进入千家万户，缺乏悬挂性，传播上有一定的局限性。那么在这个中国的重大题材的创作中，也可以拍一些有欣赏性、有悬挂性的作品。
我还有几点建议：一、应当吃透“中国制造2025”精神，精准提前介入，避免在事件发生以后再追溯。同时也要整理40年来具有文献意义的影像资料，让专题更有历史厚重感。二、从影像上来讲，建议大家多抓住具有象征性、符号性的内容，让图像更具有思想和内容的张力。三、重视企业个案对东莞制造的意义，用个案讲东莞制造的故事。
周邓燕（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讲师）：接着蔡老师提到的个案重要性，我结合会前收到的讨论材料谈两点。一是在画册选片、编排上需要加强。展现一个企业二三十年的发展壮大，设备、厂房今昔对比的图像很重要，如果还能后期补充拍摄，比如与企业一同成长的工人故事，就会更生动好看。同时，影像是有局限性的，建议加重文字的分量，增加文本的史料性和文献性，收进有本地特色的信息和故事。这个工作可以联合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来做。第二点是关于影像本身。刚才老师们提到的我就不重复了。具体到拍摄层面，我觉得摄影师的主动性不够。我不是指对拍摄对象的热情不够，而是指影像设计上的主动构思不强。这需要有一个前期设计的思考，包括调研、长短期拍摄计划的制订，某一时间段的拍摄重点，以及用怎样的影像去表现被摄对象等等。我看到“室内+机器+人”的作品特别多，但室外的、夜景的几乎没有。器材上，大画幅相机、无人机是不是也可以拿来一试？电影影像创作中的一些手段是不是也能试试？补充一点临时想到的：在充分考虑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有没有发动当地的青少年、大学生摄影者加入到这个项目中来的可能？
崔波（中国摄影家协会策展委员会委员）：我最近在给李志良主席策划他的个展《牵引线》，主要的作品就是“东莞制造”，基于这次策展，我总结了“东莞制造”摄影项目的四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用“牵引线”作为展览的题目，基于劳动代动东莞的产业转移，是技术和智慧的一种牵引；东莞是世界制造业的中心，但其自身的技术力量还是比较薄弱，需要用技术的牵引去带动发展；而影像记录城市的发展，也给城市提供了一种牵引力；同时，牵引力在整个艺术创作中，更是一种历史的，世界的，以及论理的一个解释。第二个前提是在“中国制造”的视野里，以历史感重新讨论“东莞制造”这样一个历史结构，艺术创作的视觉表现，以及城市复兴。第三个我把展览当成一个东莞城市的艺术事件，并把这个事件在北京呈现出来。最后是作为东莞建设30年来的一个文化坐标，重新确立“东莞制造”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李涛（高高手在线平台创始人）：某种意义上来说，“东莞制造”摄影项目面对的不仅是2025年的收获点，它还将面对未来的学者，我们要从可供他们进行参考的层面考虑今天所有的学术定位和格局。因此我认为它所使用的方式方法都应该是严肃的，而不是符合或者面向大众审美的偏向唯美的拍摄方法。我们今天也重点提到文献学的拍摄方法，但是从某种角度来说，文献学的拍摄方法有过时的成分在里边，现在更多讨论的是新文献学的拍摄方式。以我个人的理解，可以称之为一种“新地方志”的拍摄方法。可以寻找一些参考，比如米奇·爱泼斯坦(MitchEpstein)的《美国能量》（AmericanPower）。今天大家还谈到纪实摄影的问题，在任何人都可以借用摄影媒介进行创作的今天，一部分摄影家依然有义务去恪守所谓的纪实摄影，但这样也会受到非常大的局限。而一些国外摄影师的作品提示给我们一种“新纪实学”的革新，把传统视觉艺术拓展到“多觉艺术”。此外，摄影家也需要对拍摄对象投入更多的时间，在这一点上，也可以借鉴台湾艺术家陈界仁的纪录片作品。
易志勤（站酷网副总裁）：我简单谈两点，首先在探讨制造和工业的话题时，让我回想起早期电影，卓别林在机器面前忙于多个机位的工作画面，其实那就是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机器不动只是人在动；当发展到自动化生产线时，人坐着不动流水线在动；现代全新的工厂，机器人在动，技术工人也在动。基于这些特点，我认为“东莞制造”的题材，就应该用静态图像和动态画面相结合的形式来增强影像的感染力。第二点是格局和定位的问题，自十九大以来，港澳大湾区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莞制造业在大湾区的规划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若干年后，大湾区对全球经济有着重大影响时，“东莞制造”这个影像项目，经过多年的打造，也必定会取得国际瞩目的成果！长安时力科技电子厂内，穿戴严谨的工人们在细致地检测产品。黄晓丽摄李树峰：我认为对于“东莞制造”这个概念本体的认识，对它与“中国制造”，与其他地方制造的区别与联系的认识，以及如何看待改革开放40年，如何评价东莞这个地方的改革开放，都是绕不开的问题。如何讲好讲好“东莞制造”的故事，呈现中国道路，体现中国精神，是这个项目的核心。
昨天，6月9日，每年6月份的第二个周六，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日。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理论工作者，也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研究人员，我在想，东莞制造与非遗有何关系？有关系，这种关系就是人类最内在的一种实践力，依靠这种实践力，去创造工艺绝品，这在漫长的手工时代和工业化时代是一样的，只不过一个叫“手艺”和“绝活儿”，一个叫“核心技术”。昨天还有一件事情，让我思考，那就是我刚刚从红旗渠回来，我在想红旗渠与东莞制造的关系。没关系吧？时也、事也，各有不同，好像扯不到一起。但有一个联系割不断，那就是人工天河的质量那么好，又像古长城，又像东莞那些冲到世界市场上的电子产品。虽然跨越时代，但中国人对于质量的追求以及艰苦奋斗的精神是一致的，而背后在一线劳作的，是代际相传的中国农民，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他们组织起来的时候，确实具有伟大的力量。想想“十万民工战太行”，再想想百万民工在东莞，这景象，多么令人惊叹啊！
“东莞制造”是个影像工程，李志良同志说，要从2016年拍到2025年，呈现“中国制造”的内涵。我觉得这个项目甚至可以更长期的做下去。也要代际相传，体现“钉子精神”和“东莞制造”的精神。对于影像而言，时间是一种根本性的力量，没办法穿越、压缩。而一旦积累到一定的跨度，其厚重内容和文化内涵，就喷发出很大力量。
今天我们通过研讨会。表明大家对这个工程的初心，希望大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