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一晃竟过去了30年。
我清楚地记得，时任《中国摄影》杂志的编辑闻丹青和徐江，应当年创办《中国摄影家》杂志的朱宪民老师的邀请，协助编辑这本摄影杂志。丹青负责图片，徐江统管文字。我后来递交金像奖的论文《我思故我行》也是率先刊发在这本杂志上。算是缘分吧，我和丹青早年同在中央美院，他当时任职油画系秘书，我任职版画系秘书，闲暇时我们见面，聊的最多的话题，却是摄影。没想到一语成谶，我俩最终都离开美院，丹青去了中国摄影家协会做杂志编辑，而我调入《中国民航》杂志，从此便专职干上了摄影。没想到当年这个任性的决定，使我离原本一直热爱的绘画渐行渐远，而摄影这个命定的职业，竟成为我一生的归宿，直到今天。
上世纪80年代，我家住在北京东城西石槽胡同的四合院，和时任《中国摄影》杂志资深编辑的朱宪民老师是咫尺之遥的邻居（朱宪民老师住东石槽胡同）。记得有一次去朱老师府上造访，聊得投机又赶上饭点儿，便留下用餐，聊了什么，吃了什么，全都忘了，但最后吃的一碗面，那个特殊的味道，我至今都留有印象。
后来，朱老师调任中国艺术研究院，创办了这本在当年有超高人气的专业摄影杂志。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北京，胡同居多。东四八条52号，就是我们这帮摄影人常去的地方。如果记忆不差，一进文研所大楼左转二层，把头第一间就是《中国摄影家》杂志的办公室。如今，杂志社早已迁入新址，而历任主编、社长—高健生、张谦、张兵、黑明、李树峰……他们都以各自的编辑思路、尽显才华的文化底蕴，为这本刊物增添了许多活力和新鲜感。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当初创业者朱老师一行有志之士的坚守持成，《中国摄影家》杂志何能立于当今业界之翘楚。
往事历历在目，追忆似水年华。有道是：持恒者，必成大器也！
作为一直受命于这本杂志的编委，我见证了《中国摄影家》不断发展壮大的成长历程，并且有幸参与其中。也许，是我主拍风光的缘故，因市场的需求，真不记得有多少次应邀前往全国各地，参加杂志举办的一系列摄影讲座及采风活动。可以这样说，只要“不撞车”，我都如约前往。
如前所述，皆因当年杂志对我作品的专栏介绍，“有图有真相”的权威期刊为证，成就了我10年之后（1998年）在美国丹佛的个人摄影展。也正是这本杂志当年登载我的文章《我思故我行》，最终被江西美术出版社选中，成就了我后来的著作《我思故我行—于云天高山峡谷拍摄记》。命中注定，拍摄自然风光成为我一生不懈的追求。
今天看来，这个选择没有错。愈是深入地拍摄大自然，就愈加感到自然深境中的那种静谧、澄明是何等的温暖人心。而扪心叩问，更感到人类对自然的攫取和“伤害”是多么的触目惊心。正可谓：“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木心语）。
“我始终认为：与宇宙间的无穷奥秘相比，人类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我们居住的星球，如同太空微尘，在宇宙间漂浮。地球40亿年前诞生，人类仅有一段不长的历史，而真正主宰这个世界的，是宇宙间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这个神就是大自然—永恒瑰丽、卓越超群。人类在这40亿年的遗产中受惠，而只有敬畏自然，善待生灵，与自然和谐相处，感恩神祗，用镜头去捕捉和定格现存世界的美丽，才会使我们从生命和彼此身上寻找到一切美好和善良的东西……”
这是写在八年前《我思故我行》再版后记中的一段话。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感谢《中国摄影家》杂志，感谢前辈师长和同仁们早年的提携与呵护。
任重而道远。衷心祝愿《中国摄影家》越办越好！
（作者系《中国摄影家》杂志编委）
赵承安作品《奇境》刊于《中国摄影家》杂志1993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