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是世界上获得文字描述最多的国家之一，这些描述几乎都集中讨论某个特殊时期，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任何领土像埃及那样拥有如此多的串联整个历史经验的连续线索，那就是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丰富而复杂的故事：法老时期，埃及是人神之间的祭司；托勒密时期，埃及留下了希腊文化的深刻印记；罗马帝国时期，埃及是基督教神学的铸就地；法蒂玛王朝时期，埃及是穆斯林走向世界的跳板……他们之间或者长时期和平共处，或者间歇性的紧张，在串联各个时代的持续和转变时经常显得深不可测而且微妙，但归根结底，这种串联的连续性是令人惊异的。
刻有“亚伯拉罕，完美的僧侣”文字的墓碑，埃及，公元7世纪。
溯源：从沙漠到河流荒无人烟的沙漠中，一条郁郁葱葱的绿荫带纵贯而过，人们可以一只脚站在肥沃的土地上，一只脚踩在贫瘠的沙地上——纳巴塔沙漠盆地遗址的旧石器时代露营地、大量埋葬土墩、立石和丧葬活动中死者身体的保存等考古发现，证明了沙漠与河流之间的相互关联，以及从沙漠向河流的迁移。如果人类确如人类学研究所证明的那样起源于东非，那么从沙漠到河流，埃及在地理环境上的这一特征，无形中形塑了贯穿漫长历史的埃及文明的本质特征，即，在沙漠与河流两种截然不同的共存中贯穿而过，也许在不同时期，沙漠与河流所指代的对象各不相同，但不变的是，总是有不同的力量扮演着左右埃及命运的沙漠与河流：有时候，是政治上的利用与被利用，有时候，是文化上的东方与西方，有时候，是宗教上的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一如尼罗河谷的慷慨赠予与无法控制的涨溢泛滥同时并存。所以不难理解，埃及人的早期宗教崇拜中具有的原始多神图腾崇拜的特点：不但神祗的数量庞杂、种类惊人，并且其形象也在人与动物的角力中不断“演化”，最终变成动物与人的结合。后来，在埃及历史上出现的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但无不与埃及的神祗形象之间有着或多或少、或隐或显的联系：罗马军官的军装上有化过妆的荷鲁斯和阿努比斯像；基督教的圣像采用了埃及人信仰中最受欢迎的膝头坐着婴儿的母亲图景；伊斯兰教把所有的精华都吸收了，例如原始而鲜艳的色彩和动植物生活的图案，然后将它们运用到设计领域：从克伦尼装饰毯（Clunytapestry）到地中海沿岸意大利城邦的建筑立面……
基督教圣经新约西奈抄本，展开在约翰福音第5章第6节到第6章第23节。
法老：人神之间的祭司法老这个词的意思是“大房子”，最初指代国王的宫殿，后来应用于国王本人。政治上，国王作为神统治一个统一的上下埃及王国；宗教上，则是一位被赋予了某种超自然力的神，被崇拜为神，也作为神而受到人们的服从。这个神王的职能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介，尤其在分配和调节玛阿特（maat）方面——玛阿特是古代埃及极为重要的概念，代表真理、秩序、正确行为和正义——国王甚至在死后还继续履行这种职责，因为他是永恒的，而金字塔、木乃伊与这种永恒息息相关。这确实是个迷人的神话，事实上，随着“个人的虔诚”导致个人与神接触的发展，国王独一无二的特权开始丧失，现实神话的衰落却激发出古代埃及人丰富的神学传说。其中一个以连贯的形式幸存下来的是一则根植于原初时代、对于古代埃及王权制度至为重要的奥西里斯、伊西斯和荷鲁斯神话。埃及的第一个国王奥西里斯与他的妹妹伊西斯结婚，把他的人们带出蒙昧时代，教给他们文明的艺术。但他的弟弟塞特因为嫉妒和觊觎王权，不但杀了自己的哥哥，还把他的尸体肢解后抛撒在尼罗河各处。悲痛的伊西斯把奥西里斯的尸体碎片集合起来，制造了第一具木乃伊，并把生命吹到奥西里斯体内。在这个过程中，伊西斯怀上了他们的儿子荷鲁斯。当荷鲁斯长大成人时，他在绝望而血腥的战斗中打败了塞特。荷鲁斯变成了活人的统治者，复活的奥西里斯变成了死者的国王。当荷鲁斯去世时，他变成了奥西里斯，而他的儿子即下一个荷鲁斯继续这种生、死、复活和来生的过程……这个神话的影响如此久远，以至于生、死、复活在即将到来的托勒密王朝统治者的心思意念中，左右着埃及的命运。
犹太教律法书《妥拉》，展开在《出埃及记》第20章《十诫》，19世纪。伊斯兰教穆斯林《可兰经》。一款黄金和天青石制作的吊坠，描绘有奥西里斯和妻子伊西斯，以及他们的儿子荷鲁斯。
托勒密王朝：来自希腊世界的“救世主”公元前332年末，在未受到抵抗的情况下，亚历山大大帝率军进入埃及，驻扎在孟菲斯，随后，他和一小支护卫队进入西沙漠，经过长途跋涉，到达锡瓦绿洲。在锡瓦绿洲，神谕把亚历山大大帝认可为阿蒙神的儿子（并因此把其认可为埃及的合法法老），并使他确信他注定要统治世界。向北，亚历山大大帝旅行到地中海海岸，并在那里下令以渔村拉考提斯为基础建构新城亚历山大里亚，并个人规划了该城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此之前，亚历山大刚刚攻占了东方的一些主要商业城市，那些城市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其萌生了在地中海直接建立一个希腊人港口的想法。几个月后，亚历山大离开埃及，去完成对庞大波斯帝国和之外地区的征服，但埃及历史的进程却在未来几个世纪里因他的这一次到来而深受影响——亚历山大大帝的将军托勒密在跟随访问埃及的短暂逗留中，亲眼目睹了这块土地的富有。
托勒密王朝时期，犹太人和战俘被送往埃及，后来，居住在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在那里完成了圣经旧约七十士译本（通常以罗马数字70“LXX”表示）。托勒密王朝时期建造的亚历山大灯塔，由于位于亚历山大港对面的法罗斯岛上，所以又称“法罗斯岛灯塔”，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由于埃及的海岸很平坦，缺少用于航海的地标，所以亚历山大灯塔的顶部有一面巨大的镜子，其光亮可以照亮方圆55公里的海面，对远航归来的水手们可以起到地标的作用。
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殁于巴比伦，争斗随即发生。埃及落入亚历山大的将军托勒密手中。从一开始，托勒密便旨在建立富足独立的国家和王朝，所以，在作为总督统治埃及一段时间后，公元前306年，成功地令士兵宣称自己为埃及的国王。两年后，举行加冕礼，成为埃及的法老，作为托勒密一世索塔尔（救世主之意）进行统治。作为埃及的法老，托勒密国王不干涉埃及祭司集团的财产、捐赠和税收，事实上提高了祭司集团的特权。托勒密五世统治时期的著名罗塞塔石碑更显示出，在危急时刻，国王对祭司集团的支持倾向于增加。这份文献是用象形文字、世俗语和希腊语写作的，指出“永生者、普塔神的钟爱者、国王托勒密，即明白无误之神和善神”——对埃及祭司集团的强烈支持可以部分地用当地宗教在托勒密君主国所起的作用来解释：国王是法老；他们是神，是埃及合法的统治者，就像他们的前辈几千年来一直做的那样。这些都是一种非常实际的政治考虑，即祭司集团及其机构能够帮助托勒密王朝控制人民。这种支持也表现在神庙的修建上，事实上，我们关于古代埃及神庙特征的很多内容都是从托勒密王朝的神庙那里获得的，因为现存古代埃及神庙保存最完整的是托勒密王朝建筑的：登德拉、埃德福、考姆·乌姆布等神庙，最漂亮的是菲莱岛神庙。
公元前3世纪，托勒密一世建造亚历山大图书馆，又称古亚历山大图书馆，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后遭火灾被毁，由于连一个石块实物也没有留下，所以它到底什么样子并没有人知道，此图为图书馆内部想象图。2002年，为表示纪念，于原址附近新建了新亚历山大图书馆。
亚历山大里亚：影响深远的希腊文明、埃及文明、犹太文明之相遇在希腊化世界里，想要影响深远，军事胜利和版图扩张并不是展示实力的唯一方式：托勒密王朝的统治者们也试图在财富、华丽、文化和物质成就方面超越自己在马其顿和叙利亚的敌手们。公元前311年，托勒密一世把住处从孟菲斯迁到亚历山大里亚，亚历山大里亚城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并引起了埃及发展方向的彻底改变：令人印象深刻的泛希腊运动会；王室家族奢华的生活方式；高135米的法罗斯岛灯塔用它从大海反射的光芒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们相继涌入那时最好的港口……亚历山大里亚变成了一座世界性的城市，最庞大时，或许有50万居民，主要群体是享有特殊公民权的希腊人、当地埃及人，以及大量的不断希腊化却仍保持自己文化特征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主要居住在城市的两个区里面，没有城市公民权，但有很多自己的特权，由自己的民族统治者管理。根据当时历史学家的记载，犹太人民族统治者的权力“与独立国家的最高总督的权力相像”。
托勒密一世（公元前367〜公元前283年）负责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建设，后经托勒密二世和三世扩充而成为当时世界的希腊文化知识中心。
在古代世界，没有其他任何图书馆在规模和组织上接近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虽然关于亚历山大里亚城图书馆藏书数量的具体估计各种各样，但人们基本上都承认，亚历山大里亚城图书馆的藏书达五十万到七十万卷，而且每卷书都包含不止一部著作。托勒密一世把搜集书籍者派往世界各地，令其购买文献以填充其图书馆的书架。托勒密三世给“世界各地的君主”写信，借阅文献以便复制。他甚至令人搜查港口的船只，寻找文献，一旦搜到文献，就将其复制，但归还给物主的不是原书，而是复制本。这不仅仅是获取图书的问题，因为图书馆也对巨大数量的著作进行编目、校勘、排序、校订、阐释、批评，涉及了学术工作的所有方面。图书馆的任务因精力充沛的主任而更多，一些图书馆主任本人身边就有一些像萨莫色雷斯的阿里斯塔库斯这样的学者。诗人昔兰尼的卡里马库斯在古代非常受尊重，在图书馆工作，并为图书馆编辑了120卷的书目。犹太人对亚历山大里亚学术的主要贡献与大图书馆有关的是《旧约圣经》翻译成希腊文本。这个版本的《旧约圣经》就是著名的“七十子希腊文本圣经”，因为据说它是由七十位学者翻译完成的作品，后来被视为讲希腊语的基督徒的《旧约圣经》。大图书馆还有一个二级图书馆，后者是托勒密二世在塞拉皮姆建立的。但我们在面对这种希腊化带来的文化上的交流和融合时，需仔细分辨，不是所有不同文化的接触点都是互通的，希腊人和当地埃及人的很多接触点，与其说是入口，不如说是障碍。事实上，托勒密王朝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两种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分离。托勒密王朝纯粹是彻底的马其顿人，希腊语是唯一的政府语言，而且行政管理的高级职位直到托勒密王朝后期才对埃及人开放。可能最后的统治者克里奥佩特拉七世是个例外，她有一个埃及母亲，也是王朝里唯一学着讲埃及语的成员。亚历山大里亚城是“埃及之外的亚历山大里亚城”，不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希腊人从亚历山大里亚城出发向三角洲或上埃及旅行时，说的都是“去埃及”。
罗塞塔石碑。制作于公元前196年，以古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和希腊语三种文字同时刻有托勒密五世（公元前204年〜公元前181年在位）诏书的石碑，是研究古埃及历史的重要考古发现。
埃及历史命运中的女性角色：化为文学和传说的主题公元前221年，托勒密四世菲洛帕特尔（“爱父亲者”）继位，托勒密埃及进入衰落期，到他去世时，业已暴露出的一系列危机使埃及失去了世界主导势力的地位。与此同时，罗马在两次布匿战争后，开始作为地中海的主导力量出现——埃及与罗马的关系，面临着新的挑战。托勒密六世时，他的母亲克里奥佩特拉一世变成了保卫者和摄政王，但帝国依然几乎没有什么资源可以用于恢复元气，而且任何有利于埃及的趋势都被王朝内部的敌对斗争所颠覆。妇女的权力越来越大，到克里奥佩特拉七世统治时达到顶峰。一些妇女比他们的男性亲属更有能力，但她们作为政治主角出现意味着更多的权力中心的出现，因此越来越不稳定的事态也出现了。大批民众的生活越来越艰难，变成强盗和贪婪的税务收集者的牺牲者，到公元前2世纪末，大量个人、甚至整个村庄逃离他们的土地，弃耕现象广泛蔓延。所有这些无不成为罗马统治下宗教在埃及复兴的现实预备。
托勒密二世（公元前308年〜公元前246年）和妻子、姐姐阿尔西诺二世（公元前316年〜公元前270年）。
随着在地中海势力的不断增长，罗马越来越多的在埃及要求权力，在整个公元前2世纪，罗马通过外交手段广泛的干涉埃及事务；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在埃及的利益直接而颤栗，最典型的莫过于昔兰尼事件。昔兰尼是托勒密王朝最古老的外部占领地。公元前96年，昔兰尼最后的统治者托勒密阿比翁去世之际，通过遗嘱把昔兰尼赠给罗马，此举相当于把当时正在进行世界扩张主义的超级大国亲自带到了埃及门口。公元前1世纪80年代，托勒密九世在争夺王位过程中，为获得罗马的财政支持，把埃及抵押给了罗马——埃及的命运落在了罗马手中。根据托勒密十二世的遗嘱，托勒密十三世和克里奥佩特拉七世充当联合统治者——克里奥佩特拉七世即我们熟悉的“埃及艳后”，她的出现，为埃及命运在历史舞台上涂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公元前53年，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战败被杀，前三头政治动摇了，而且内战随机在庞培和凯撒之间爆发，埃及卷入罗马权力争夺的漩涡。公元前48年，庞培在与凯撒的战争中失败后，逃到埃及，希望得到托勒密十三世的帮助，然而，当凯撒马不停蹄的追赶到达埃及时，托勒密十三世向他呈上了庞培的首级。凯撒进驻亚历山大城，享受美景，并参与哲学讨论。他宣称他将仲裁克里奥佩特拉七世和她哥哥托勒密十三世之间的争端。克里奥佩特拉七世一天夜里来到凯撒这里，向他陈述自己的案子，而善于冒险的罗马政治家——据说，他是“每个男人的女人，每个女人的男人”——立刻就被21岁的埃及女王征服了。他重新确定她与托勒密十三世做联合统治者。不过，克里奥佩特拉七世没能挽回埃及的命运，只有她与马克·安东尼的关系，成为文学和传说的主题。
安东尼（公元前83年〜公元前30年）与克里奥佩特拉（公元前69年〜公元前30年）的相遇。
罗马皇帝的“私人财产”：盘剥的源泉，而非发展的目标公元前30年，克里奥帕特拉七世和马克·安东尼死后，屋大维（即后来的奥古斯都）也因为对安东尼和克里奥帕特拉的胜利成为罗马世界独一无二的统治者。这位皇帝进入亚历山大里亚港后，开始了对埃及的殖民统治，于是，在接下来的600余年里，埃及成为了罗马所辖的一个省，接受罗马的统治。公元前27年以后，奥古斯都在政治遗嘱中写道：“我把埃及加入到罗马人民的帝国里。”所以，埃及在罗马的殖民地位是非常独特的，以至于被视作皇帝的私人财产——这种“私人财产”的含义是指罗马把埃及作为他的菜篮子、作为盘剥的源泉，而非其发展的目标——事实上，在托勒密时代，国王们已经把“盘剥”提升到了精密科学的程度，但他们在盘剥的同时至少能够与埃及共进退。但罗马皇帝关心的是谷物分配是否能够得到保证，进而保持统治者在罗马的政治续存，所以，当埃及自身的利益与这种保证发生冲突时，牺牲埃及的长远利益成为必然。而谷物运输仅仅是罗马从埃及获得的税务的一部分，货币税、产品税和服役等其他税务综合起来产生的实际税务要更多。
阿尔西诺二世裸体雕塑，几乎完美结合了古希腊和古罗马雕塑风格：雕像中，披肩末尾作连接的蝴蝶结是当时女王的着装规格，与埃及神话中的伊西斯女神相似。奥古斯都（公元前63年〜公元14年）头像，原名盖乌斯·屋大维·图里努斯，罗马帝国开国君主。这个头像的尺寸比真人的要大，约制作于公元前27年〜公元前25年。1910年非洲苏丹出土。古埃及神荷鲁斯的坐像，穿着罗马军事服装，雕像材质为石灰石，公元1〜2世纪。在古埃及，荷鲁斯神是在位法老的神圣表征，通常表现为一个男人与一只鹰头。罗马征服之后，埃及的神经常身着将军的斗篷，戴着罗马的盔甲出现，这样的服饰是权力的象征，此外还摆出带有罗马皇帝特点的姿势。在此，戴在荷鲁斯神身上的鹰的羽毛同时还是护面的盔甲。
永远都是这样，当埃及人在承负着各种税务时，罗马人却凭借低税率和法庭上的高度保护等特权与其他人分别出来。而大批的犹太人则继续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亚历山大里亚城与以前一样辉煌繁盛，罗马人的到场表现于托勒密宫殿中的罗马长官总部、奈克坡里斯（几乎是城市的郊区）的军团站、驻扎在海港的帝国舰队以及成群的罗马官员、商人和旅行者。旅行者遍布城市各地。罗马人接触埃及的另一个证据是两块方尖碑（尽管其中一块源自法老埃及）。奥古斯都把它们从赫利奥坡里斯运到神化的尤里乌斯·恺撒的神庙，并立在该神庙前面，该神庙被称为恺撒乌姆，位于东港旁边。亚历山大里亚城衰落之后很久，它们仍然矗立在那里，并被称为“克里奥佩特拉之针”。在19世纪后期，它们远离了家乡，一块到了伦敦的维多利亚堤区，另一块到了纽约的中央公园。通过一条运河，亚历山大里亚城与尼罗河联系起来，不但可以使人们从亚历山大里亚城进入富饶的三角洲和上埃及，而且使亚历山大里亚城与红海港口建立起陆路联系——红海港口与阿拉伯半岛和印度的贸易在罗马时代达到鼎盛，大量农产品和手工制品输入埃及……有人描述当时的亚历山大里亚城“好像处在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上，甚至处在那些最遥远国家之间的十字路口上，它似乎是为单个城市服务的市场，把所有人都带到一个地方，使他们向彼此展示自己，并非常有可能把他们变为同一个种族”。
描绘有两只公牛驱动水车场景的墓画，据说该设备是由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科学家利用齿轮将动物的圆周运动转换成旋转的垂直定位而发明的。
亚历山大城学派：思想传播的力量与此同时，哲学在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文化生活中繁荣发展，占统治地位的是柏拉图哲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哲学家菲洛，他的思想和著作对后来的新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教义的发展都是重要的。新柏拉图哲学是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毕达哥拉斯哲学和斯多葛哲学中的一些因素的综合，把柏拉图对概念的热情带入了神秘主义的王国。亚历山大里亚城在这种发展中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新柏拉图哲学经常被视作“亚历山大里亚城学派”。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哲学传统，尤其菲洛的学说的影响在早期基督教思想中表现的很明显。在公元1世纪后半期，基督徒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建立了一所问答学校，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克莱门特约公元150～公元216便是它的早期导师之一，也是当时最伟大的学者之一。克莱门特是基督教的皈依者，精通希腊文学，尽管他的作品强调基督教哲学优越于希腊哲学，但他强烈的古典背景使他理解与过去保持联系的必要性。他的继承者是奥利金，是一个教会的教父和多产的神学家，是第一个阐明诸如上帝和基督、圣灵和救赎这样的教义原理的人。在问答学校形成的思想传播到整个罗马帝国和之外的地区。
公元451年，皇帝玛西安召集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以便再次解决关于基督一性论的争辩，委员会宣布基督具有两种性质，而这两种性质不可分割的统一起来的教义为正统——埃及人拒绝接受这个结果。
亚历山大里亚城学派哲学的繁荣，为君士坦丁确认基督教成为国教后，基督教教义及神学的发展提供了智性上的预备。但是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前，当时埃及的宗教（生活）继续展现出托勒密时代的生命力、多样性和创造力“混杂融合”的状态——早期的罗马皇帝们依然被描绘为法老形式的神，在边远地区、亚历山大里亚城和尼罗河谷都进行了神庙建筑。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卡拉巴沙的努比亚神庙就是奉献给库什王国的太阳神曼杜里斯的，但只是作为一个形式而存在可能更准确些，因为国王崇拜仪式中断了，只是被置于更严格的官僚机构控制之下。但这种影响是相互的，埃及也在很多方面影响着罗马，典型体现在木乃伊的制作上，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木乃伊制作的基础准备工作不再那么小心翼翼；身体内部的器官被留在体内，尽管有盖的坛子仍然用于盛放器官，但它们只是幌子。一些身体零部件可能丢失，或者多余的零部件被插入体内，或整个尸体都遗失，但外部绷带的包扎是按几何学的方式操作的，这使人们可以识别出希腊罗马时期的木乃伊。
根据埃及基督徒喜爱的传说（尽管历史学家们对这种传说存疑），基督教是在尼禄皇帝统治时期由马可引进埃及的。圣马可在亚历山大里亚城殉教。图为马可在亚历山大里亚传道。
除了木乃伊的制作，埃及还在很多其他方面影响着罗马帝国，包括宗教。例如，塞拉皮斯的崇拜扩展到了整个帝国，伊西斯变成了地中海世界的主要女神之一，并被以一种理想的希腊化方式描绘出来，但总是具有埃及化的影子。君士坦丁公元306～公元337统治时期，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从西方转向东方，基督教受到皇室的青睐，并最终成为国教。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在欧洲和亚洲相连的古老希腊城市拜占廷的遗址上建立了新首都，这座城市最初被称为新罗马，后更名为君士坦丁堡，并迅速取代亚历山大里亚城，变成东地中海最大的城市。随着君士坦丁堡的建成，罗马历史上的拜占廷时期开始了。随着政权的更替和错综社会矛盾的激化，埃及这一“皇帝的私人财产”逐渐演变为一个不太稳定的部分，基督教既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源泉，也为某种聚合提供着力量。基督教：兴盛、争辩与寂寞根据埃及基督徒喜爱的传说（尽管历史学家们对这种传说存疑），基督教是在尼禄皇帝统治时由马可引进埃及的。马可在亚历山大里亚城殉教。事实上，人们对基督时代最初三个世纪埃及基督教的发展几乎一无所知，有可能的是，公元3世纪的混乱中，政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很多现存宗教制度也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危机中，基督教为受苦受难者提供了神之爱的保证和在末世获得最终的正义与奖赏的应许——于是，基督教首先通过基督徒的犹太社区在城市里建立起来，然后传播到乡下。
亚历山大里亚的凯瑟琳（公元287〜公元305），十几岁的时候，凯瑟琳皈依基督教，据说她不但时常劝阻皇帝迫害基督徒，也曾成功劝说皇后皈依基督教，连皇帝派去与她辩论的许多异教徒哲学家也在她的劝说下皈依了基督教，不过她最后还是被斩首殉道。
公元3世纪末被写入历史时，基督教还是埃及一个动态的和逐渐发展的力量。但也获得了自己的语言、文字和礼拜仪式。希腊罗马统治下的埃及，虽然希腊语几乎影响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大多数埃及人从未学习过这种语言。基督教传入埃及后，那些能够读写希腊语的埃及教士，开始详细阐释运用希腊字母表达埃及语声音的系统方法，并加入七个新字母以表达那些希腊字母不能表达的声音。用这种文字和大量希腊语词汇书写的埃及语就是众所周知的科普特语——尽管埃及语已经持续不断的变化了数千年，但科普特语是直接从埃及法老的语言中遗传下来的——当人们聆听科普特礼拜仪式时，他们会聆听到古代埃及语的回声。在埃及的科普特家庭里面仍然流行的很多个人名字也是古代埃及的名字。《圣经》很快就被翻译成科普特语，新宗教著作用科普特语编辑出来，基督教的很多教义都是在埃及铸就的。修道制度的建立，是埃及对基督教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对西方基督教产生了深远影响，修士们在有组织的修道院里，分享修道院的设施，接受共同教规的管理，亲自耕种土地，制作手工制品，尽可能的使自己自给自足，同时通过向穷人发放救济品、照顾寡妇和孤儿、救助病人、参与丧葬仪式等方式向周围社区扩展影响范围，日渐成为一股令人敬畏的力量。事实上，就纯粹的宗教发展而言，此时基督教在埃及的成长，无论是科普特语的发明，还是修道制度的建立，都可用美好一词来形容，甚至在其带来异教的自然衰落时，也是如此——神庙的祭品越来越少，一些异端节日也逐渐停止——公元341年，皇帝命令结束迷信，并且献祭行为必须完全停止。然而，公元4世纪末，基督教对异教的迫害时期在帝国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时，必须承认，基督教偏离了圣经，真理可以争辩，但不可进行迫害，必须尊重生命，信仰是自由的，不可勉强。遗憾的是，在亚历山大里亚城，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经常发生。里亚城，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的暴力冲突经常发生。这些冲突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一些异教徒仍在坚持他们的信仰，一些边缘地区的神庙也在继续运行；另一种是，到公元6世纪晚期时，乡村的大多数人或许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而且城市的现存异教徒也不再公开实践他们的宗教信仰。菲莱岛的伊西斯女神神庙坚持运转到最后，由皇帝查士丁尼下令关闭，到大约公元535年便不再运行了。
■以基督教和古典意象装饰的窗帘，埃及，公元6〜7世纪。以未染色的亚麻布为底，用彩色羊毛加以装饰，顶部是红色为底，上面绣有绿色的藤蔓和枝干。在厄洛斯下面是花环。一对胜利女神的形象捧着一个希腊十字架，上面还刻有铭文。■刻有犹太教灯台的油灯，粘土，埃及，据说来自亚历山大里亚城，公元3〜4世纪。位于开罗伊斯兰老城的爱兹哈尔清真寺（TheMosqueofAl-Azhar）。
在这种背景下，埃及人发现埃及教会的地位和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大主教职位受到帝国政治和新兴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威胁。君士坦丁堡的教会阶级很快便开始要求在教会内享有与他们的城市政府地位相当的至高权力（名义上遵从罗马），这种要求得到了帝国的支持。君士坦丁堡与亚历山大里亚城的敌对在关于基督一性论的神学辩论中表达出来。公元499年，基督一性论辩论在以弗所第二次大公会议日程上占主要地位。公元451年，皇帝玛西安召集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以便再次解决问题，委员会宣布基督具有两种性质，而这两种性质不可分割的统一起来的教义为正统——埃及人拒绝接受这个结果。查尔西顿大公会议之后的几十年里，君士坦丁堡的帝国政府采取萝卜加大棒的方式尽力把其对正统的定义强加给埃及，但遭到了帕克米安修道院的坚决抵制。君士坦丁堡的官员越是迫使埃及实现宗教统一，便愈发激起了修士们的抵制。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基督教因这种抵制而铸就，公元570年，埃及基督徒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任命了自己的大主教。埃及在罗马的地位不断走向恶化，尽管埃及的谷物和税收对君士坦丁堡是极为重要的。公元537年左右，皇帝查士丁尼在埃及重新组织了一套更彻底的行政管理体系，似乎旨在确保君士坦丁堡的谷物供给。公元600年时，因为持续艰难状况造成的持续损耗，埃及的人口减少到三百万。公元542年，爆发瘟疫。公元608～610年，一场反对野蛮的帝国篡位者福卡斯的叛乱爆发，导致了遍及拜占庭帝国所有行省的流血事件，并使行省处于混乱状态。埃及在战斗中遭受了巨大痛苦，对埃及人来说，拜占廷的束缚变得越来越可憎，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宗教上，都是如此。穆斯林的到来：宗教承诺激发的征服公元610年，中阿拉伯西部的商业城市麦加的一位商人穆罕默德获得了最早的一批神启，并开始与他的追随者分享这些神启，信使用强有力而值得纪念的语言传递启示，是一个全能而富于同情心的神。他将使人们为自己在最后审判日的行为负责。而且，这个神也是犹太人和基督徒的神，是唯一的神，他的启示曾被歪曲了。过去所有其他启示都是虚假的，这是《可兰经》的启示，是伊斯兰教的基础。随着皈依者数量的增加，穆斯林变得强大起来。他们打败麦加人，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迅速传播开来。面对源源不断前往麦加朝圣的人们，穆罕默德告诉他们：“聆听我的启示，并将其记在心中！要明白每个穆斯林都是其他每个穆斯林的兄弟，而且你们现在是一家人。因此，对于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来说，拿走属于你兄弟的任何东西都不是合法的，除非它是自愿给予你的。”除此之外，拿走他人的东西意味着抢劫，但恰恰是抢劫形成了阿拉伯经济的基础，这种行为不得不通过对外征服来完成——宗教承诺激发了阿拉伯部落的斗志，使他们被锤炼成一支统一的力量——当穆斯林战士蜂拥离开阿拉伯，开始系列大规模征服时，一种新力量被释放出来，征服最终在西方远达摩洛哥和西班牙，在东方远及印度。公元639年12月，穆斯林军队在Amribnal-As的指挥下入侵埃及，并在几年内就将其纳入了穆斯林的统治之下。对拜占廷的憎恨不断增加的科普特人很高兴看到拜占廷的失败：“每个人都知道希腊人的失败和穆斯林对埃及的征服是对皇帝赫拉克利乌斯暴政和他通过大主教赛勒斯而对埃及人实施的错误行为的惩罚”——不可避免的，拜占廷最终永久的失去了埃及。
亚历山大里亚德拉鲁德门（PortedeRosetteinAlexandria），亚历山大里亚作为埃及首都的时间跨越了900年，虽然一段时间里仍然是埃及的重要城市，不过已经开始了漫长的衰落过程。
自此以后，埃及很大程度上面向着东方国家，其资源都输往向哈里发首都，先到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然后是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969年，什叶派法蒂玛王朝建立了他们自己的首都希拉（也即现在的开罗）。福斯塔特：大军营阿拉伯人没有选择亚历山大里亚城作为统治埃及的据点，相反，在埃及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上，他们在巴比伦要塞附近创建了一个新首都——福斯塔特。最初，福斯塔特是大军营（福斯塔特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就是大军营），很快便发展为一座繁荣的城市，全盛时是伊斯兰世界仅次于巴格达的主要城市之一。据公元10世纪旅行地理学家伊本·豪卡尔的记载，福斯塔特城包含优良的市场和大范围的花园以及六层高的泥砖房屋。一座拱桥把福斯塔特与罗达岛连接起来，而另一座拱桥从罗达岛跨到对岸的吉萨——亚历山大里亚城作为埃及首都经历了900年以后，开始了长期的衰落过程，尽管它在一段时间里仍是重要城市。面对穆斯林的征服，埃及人、基督徒、犹太人最初都很安静——阿拉伯人并不关心基督教神学，也不关心一个宗教对另一个宗教的胜利与否，最初几十年里，阿拉伯化的基督徒在财政管理领域还享有着重要的职位——当然，容忍并不意味着平等。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禁止奢侈的法律被颁布，禁止基督徒穿着特殊的衣服，禁止某些类似骑马这样的活动，但并没有被严格而持续的执行。与此同时，埃及犹太人的数量在当时大大降低，犹太人也有理由对统治者的变化持乐观态度，至少他们最初证明自己的希望是正确的，即他们希望得到宽容，而这种希望在罗马时代晚期和拜占廷时代经常被否定。
法蒂玛王朝时期的硬币和珠宝。
事实上，埃及从讲科普特语的基督徒国土转变为讲阿拉伯语为主的穆斯林国土的速度和过程是难以证明的。只有一些标记可以说明不同宗教在埃及境内的此消彼长：公元705年，教堂和修道院税务的提高促使修道院衰落，这使埃及教会最重要的制度之一消失了；公元8世纪，大规模阿拉伯人开始迁入埃及……相对宗教皈依而言，阿拉伯语在埃及的传播是比较容易追溯的。公元706年，一位哈里发下令用阿拉伯语代替希腊语，结果希腊语几乎彻底的从官方档案中消失了，埃及书吏和其他那些倚靠读写能力为生的人们不得不学习阿拉伯语以保持工作。当然，大多数埃及人在穆斯林统治的最初几个世纪里不讲希腊语，而是讲科普特语，阿拉伯语代替科普特语作为流行语言在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生，但这种过程是无情而彻底的。到公元14世纪，科普特语几乎在乡村消失的同时，像罗马天主教教堂中使用拉丁语一样，基本成为一种礼拜仪式语言。
狮子形状的水晶瓶，很可能用来储存香水或油类物品，这些都是穆斯林朝廷最奢侈的生活用品。埃及，很可能是开罗，公元900〜950年。
法蒂玛王朝：埃及，通往巴格达的第一步法蒂玛王朝起源于这样一种根本分歧和彻底分裂——谁应该是先知的哈里发（“代表”或“继承者”）？伊斯兰教的主要推动力是逊尼派，他们接受了四大哈里发的继承顺序：阿布·巴克尔、乌玛尔、乌特曼和阿里，但这个顺序无法得到所有人的赞同，什叶派——先知的堂兄弟和女婿阿里的“党徒”——就属于持反对意见者阵营，认为继承顺序从一开始就是错的，阿里才是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者，而倭马亚和阿巴斯哈里发政权都是非法的。法蒂玛王朝属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斯玛仪派，这个派别被非常完善的组织起来，并善于与其他使徒交流。公元909年，在东方的权力争夺受阻后，一群伊斯玛仪派教徒从叙利亚迁出，定居于今日的突尼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王朝国家，由法蒂玛哈里发统治，并以这里为基础，从阿巴斯王朝夺取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而埃及，则是通往巴格达的第一步。法蒂玛王朝最初征服埃及的企图未成功，但他们继续通过传教士和复杂的宣传运动准备征服埃及之路，这种宣传运动破坏了当时统治埃及的伊赫什德王朝的统治权力。公元968年，担任埃及新总督的伊本·埃尔-弗拉特是一位有修养但无能力的人。当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继承权的斗争爆发时，伊本·埃尔-弗拉特不能应对这种形势，于是听从法蒂玛使者的意见——后者劝他打开埃及国门，把法蒂玛王朝的军队放进来，使埃及处于法蒂玛王朝的保护下——公元969年，法蒂玛王朝哈里发的将军在几乎未遇抵抗的情况下进入福斯塔特。
刻有阿拉伯语铭文的大理石浮雕，后在公元966〜967年左右被重新雕刻并作为墓碑使用，埃及，很可能是开罗。
开罗：犹太会堂的储藏室为适应法蒂玛王朝通过埃及征服全世界的需要，法蒂玛王朝哈里发指示自己的将军在福斯塔特的北面建筑一座城市，即新首都。公元972年，法蒂玛王朝从突尼斯出发到达埃及时，被命名为埃尔-卡西拉（“胜利”），最终西化为现在的名字开罗。与亚历山大里亚城不同，法蒂玛王朝的开罗是一座禁城，是为哈里发、他的随从、政府和军队保留的，城市的各个部分被分配给这些群体君主。一支军队是由柏柏尔人构成的，被称为祖维拉，这个名字用来称呼城市的南大门，福斯塔特和周围地区的埃及人在开罗工作，为开罗提供货物和服务，但当他们完成自己的任务时，他们被希望从巴布·祖维拉门离开，这个门是仆人出入的门口。这意味着福斯塔特远没有因开罗城的出现而衰落，而是进一步受到了这样一个临近的巨大宫廷和行政城市的刺激。事实上，福斯塔特最伟大的时代恰恰是开罗城建成之后的那段时间，它为开罗提供了大量精英，还是开罗与外界之间的商业枢纽，同时享受着因法蒂玛王朝的国际势力而提高的经济利益。法蒂玛王朝强大的经济在其控制了地中海——包括诸如拜占廷、威尼斯和热那亚这样的基督教国家——与印度以及远东之间的贸易上充分表现出来：出口优质纺织品、精致的玻璃器皿和陶器等高质量的手工艺品，其中陶器的制作标准是以前从未达到的。贸易交换使用的金币直到王朝结束还保持着其纯度水准。除了经济的发展，法蒂玛对学术的赞助在开罗得到丰富表述。公元970年，雅瓦尔奠定了大清真寺埃尔-阿兹哈尔清真寺的基础，公元989年，埃尔-阿兹哈尔变成一个教育机构，其后一千多年继续作为一所大学繁荣发展。开罗也以拥有大哈里发图书馆而自豪。在很多其他法蒂玛王朝的学术机构中，最著名的是达尔·埃尔-希克玛（“智慧之屋”），是由哈里发埃尔-哈稀姆于公元1005年建立的，由博学之士出任职员，他们提出了很多学科。智慧之屋包含一个图书馆和阅览室，对学者开放，也允许普通读者进入，并为他们提供笔、墨和纸。法蒂玛王朝也激励音乐和文学，很多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作品验证了这一点。法蒂玛王朝时期，哈里发们对基督徒和犹太人的政策是高度容忍，有时甚至是支持。很多基督徒在法蒂玛王朝政府和社会中占据优势，尽管正是在法蒂玛王朝早期基督徒不再是埃及的多数人口。对埃及的犹太人而言，法蒂玛王朝时期或许是他们享有的最好时代了。一个自从亚历山大里亚城的犹太社区消失以来埃及最大的犹太社区在福斯塔特发展起来，成为附近巴勒斯坦、叙利亚和埃及的犹太人的权力中心。本·以斯拉犹太教会堂有一个“储藏室”，破损的希伯来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储存在这里，因为毁掉带有上帝名字的文本是非法的，所以几个世纪过去以后，书卷、法典、各种文本……在储藏室堆积起来。这些文本不仅涉及宗教，也涉及诸如结婚、离婚、商业、魔法、医药和教育等日常事务，与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关系，而非仅仅涉及犹太人这一小部分人口。文本经常以强烈的个人口吻叙述。因为福斯塔特的犹太社区，我们对中世纪埃及的日常生活有了异常的史料。这些史料对于我们了解法蒂玛王朝时代是特别充足的，对于我们了解其他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
1898年左右，所罗门·谢克特在剑桥他的办公桌边，正在处理一批文档。这些文档来自开罗的犹太教会堂“储藏室”，文本内容不但涉及宗教，也涉及结婚、离婚、商业、魔法、医药和教育等日常事务，为进一步了解埃及提供了生动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