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盖塔—达契亚人，还是盖塔人和达契亚人？这是怎样的王国，怎样的文明？他们经历了什么？他们是否消失？没有定论，只有史学家的推测，然而我们从所有这些争论中或许能依稀看到历史的面目。
文/米尔恰·巴贝什
盖塔—达契亚人，还是盖塔人和达契亚人？
现代罗马尼亚的最早历史记载可追溯到公元前657年，当时古希腊在多布罗加多瑙河入口处希斯特里亚建立了殖民地。希罗多德（公元前5世纪）叙述曾经波斯帝国于公元前519年对塞西亚人的远征，并提到多瑙河南岸的盖塔人勇敢抗击大流士国王，因此将他们称为“最勇敢又正直的色雷斯人”。值得强调的是，希罗多德认为盖塔人属于色雷斯人。当时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以多瑙河下游为塞西亚的南部边界，这是不准确的。实际上，多瑙河的北部也有大量的盖塔人。公元前335年，亚历山大大帝向多瑙河南部的特里巴利人发动远征，出乎意料地在济姆尼恰（罗马尼亚南部）渡过多瑙河并击败盖塔人。
喀尔巴阡山—多瑙河区域的古代居民有两个不同的名字源于古罗马和古希腊的两种不同的史学传统。由于盖塔人很早就与古希腊人建立紧密且持久的关系，因此古希腊历史学家一直使用“盖塔人”这一名称。关于达契亚人的最早历史记载是在古罗马扩张到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下游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古罗马历史学家主要使用“达契亚人”这一名称。数个世纪之久，来自喀尔巴阡山—多瑙河区域北色雷斯人分成两个种族，即盖塔人及达契亚人。前者居住在多瑙河下游，后者主要居民居住在喀尔巴阡山弧之内。
鉴于历史学家留下的记录，再加上古希腊和古罗马使用两种名称指代同一民族，这再次证明当时的盖塔人和达契亚人形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文化族群。从史学传统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现代历史学家使用“盖塔—达契亚人”这一概念是准确的。
从考古学角度来看，“古典”盖塔—达契亚文化具有一定的均匀性。公元2世纪上半叶，该文化的特征已经形成，但其发展及地理扩张的顶点要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中。当时，布雷比斯塔将盖塔人和达契亚人居住的区域临时统一成“大帝国”。布雷比斯塔去世之后，该“大帝国”分裂成四五个小国。根据历史记载，接下来几十年里当地出现若干小王国，如蒂郭梅斯（达契亚北部）、郭蒂索（达契亚西南部）或者罗雷斯、达比克斯和泽拉克斯（多布雷加）。古希腊语的陶文显示，奥古斯都在位期间，布利达瓦城堡（即现代奥尔特尼亚东北部的奥克尼察）有一个类似的王子。2003年，在布泽乌县卡尔罗马内什提村附近的“达瓦”式城堡又发现了类似的陶文，陶文显示甚至在布雷比斯塔在位期间，该城堡曾作为当地王子的居所。
本土地名以及考古发现显示，布雷比斯塔的“大帝国”往南扩张到哈伊莫斯山脉，往东扩张到黑海海岸上的狄奥尼索斯波利斯市和阿波罗尼亚市。奥古斯都建立美西亚省之后，达契亚省的南部边境向北移至多瑙河上。
“古典”盖塔—达契亚文化的传统与创新
考古发掘显示，与其他欧洲“蛮族”相比，“古典”的盖塔—达契亚文化（公元前2世纪—公元1世纪）具有独创性，主要原因是它一方面保持本土文化，一方面接受外来文化，富于创新。尽管如此，该时代的文化更新反映出达契亚在社会、经济、政治、军事及宗教上的巨大发展，使达契亚走向文明的边缘。
与以前仅具临时避难功用的城堡不同，大量出现的“dava”式城镇是永久的定居点，也是贸易、手工艺、政治及宗教中心，所以一些古代历史学家将它们称为“poleis”,即古希腊语“城市”。一般而言，这些城堡分为两区：中心的城堡及毗邻卫城的居住区。在布加勒斯特附近发现了大规模的宫殿遗址，该宫殿有面积较大的房间、走廊、储藏室、厨房以及希腊式屋顶。宫殿旁边还有一个长方形神殿，其北端有一个半圆室和三个宗教香炉，很可能是圣坛。
同时在达契亚山区，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也有过规模相对较小但有坚固石墙的城堡，它们的首要功能是用于军事。上述城堡大多数集中于特兰西瓦尼亚西南部的塞贝什山脉中，这些城堡的特点是所谓“达契亚城墙”，一种空斗方石筑墙，墙的修建多用方形石砖，垒成两行方形筑墙，中间用碎石和泥土填充。最古老的几个城堡是在布雷比斯塔在位期间建造的。
公元前1世纪的盖塔—达契亚金银制品很有可能具有宗教和葬礼上的意义。出土的金银制品大多数为精美的饰品，如贴饰（装饰在盔甲上表示军阶的金属贴片）、针扣、项链、手镯、戒指、带扣、吊坠等，还有金属器皿和硬币。到目前为止，在罗马尼亚境内的153个盖塔—达契亚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约880件类似银制品。在每一遗址中出土的银器最少是2件，平均是7件。其中66个遗址可以被称作“窖藏”，或是“墓葬窖藏”。根据一些较早的统计，已经出土的银制品总重量大约为50公斤左右。1999年，有人在萨米泽盖图萨皇家陵寝非法盗掘出土了13条螺旋式金手链（总重量为13公斤左右），但发现的银制品总重量是金制品总重量的30倍。这证实罗马尼亚著名考古学家瓦西里·帕尔王所谓的盖塔—达契亚文明是一个“白银文明”。盖塔—达契亚金匠制作的金器少于银器，且仅限于制作某一种器物，根据象征和用途可以选择独特装饰。它们具有一定的仪式作用，而且很有可能是贵族等级的人所佩戴的。
总体而言，“古典”时代的盖塔—达契亚银饰品展现出当时银匠高超的技术能力和艺术天赋，他们能够同时打造拉登式（如针扣）和希腊式饰品（贴饰及各种银瓶）。从社会历史角度来看，许多饰品可能是国王及其诸侯之间或不同酋长之间互相馈赠的礼物。另外，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北部发现许多宝石浮雕和银瓶上有不同的神明，有的饰品可能是盖塔—达契亚神职人员所使用的。与数个世纪前一样，“古典”时代的许多银饰品上绘有所谓骑士神（在保加利亚亚吉莫仸镇发现的桅杆上；在勒克特乌“dava”中发现的康塔罗斯酒杯上等）以及被蛇、鸟或其他动物围绕的有翼或无翼的女神（在鲁布和卡里切发现的宝石浮雕上；在布加勒斯特和亚吉莫仸发现的针扣上；在廓达·马鲁鲁伊发现的搭扣上；在卡尔洛马内什提发现的陶器上）。
米哈恰·巴布什“瓦西里·珀尔万”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