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其他帝国，塞尔柱帝国在人们的认知中是相对陌生的，但相信通过对它的介绍，我们会发现原来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进而对自身所处的当下产生更为深切的理解。
塞尔柱帝国
历史上，对于从伊朗到安纳托利亚之间地带的统治，最有成效的政权之一就是塞尔柱帝国及其后代，他们的统治时间从公元1038年至公元1307年，统治范围则包括了东至兴都库什山脉，西至安纳托利亚即亚洲中部和西部的广阔地带。
塞尔柱人原是突厥游牧民族中的一支。为理解一个民族及其文化生活的历史，懂得它的语言是最基本的研究工具，但对深入了解突厥而言，这是困难的，因为突厥人的游牧历史，有关他们的文献资料大多数都不是用突厥语写成的：在东亚，特别是在蒙古境内生活的突厥人的历史，几乎只有靠汉语资料才能知道；而迁往中亚西部和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的突厥人，则需要通过阿拉伯文资料和波斯文资料才能了解。目前考古发现的、突厥人自己写自己历史的资料主要是一些碑文，如鄂尔浑碑文、叶塞尼碑文、贝加尔碑文、阿尔泰碑文等，但这些碑文记载的时间和事件往往只涉及一个时间段，如鄂尔浑碑文涉及的时间段就是公元8世纪前后——这种既定的事实构成了解和说明塞尔柱突厥的客观背景。
根据有限的史料，关于塞尔柱突厥的起源，目前主要的说法有三种：第一种说法是他们的祖先曾在吉尔吉斯斯坦西北部、天山山脉北侧的伊塞克湖（Issykkul）边支搭帐篷，公元8世纪中叶，由于居住在新疆阿尔泰山一带的葛逻禄人（Karluk，中亚古代游牧民族，最早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与阿尔泰山西南）的崛起，与居住在伊塞克湖一带的突厥人发生了冲突，导致许多突厥人向西迁徙，其中一部分到达了中亚的咸海和里海一带，塞尔柱突厥则在锡尔河北岸停留下来。
不过因为史料的缺乏和各种解读方法的不一致，所以第二种观点多是直接从他们在咸海和里海一带，作为存在于中亚的诸多游牧民族中的一支讲起的。公元10世纪，中亚被由波斯人建立的、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的萨曼王朝（公元875年～999年）统治着，很多伊斯兰教徒通过经商的方式在中亚一带传教，在频繁的通商接触中，塞尔柱突厥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逊尼派——这成为塞尔柱突厥人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首先，是使他们与其他的突厥族部落区别出来，以自己部落首领塞尔柱的名字命名为塞尔柱突厥，其次，则是在争夺生存资源的过程中，逐渐从一个善于征战的游牧部落发展为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
■马立克沙戴着王冠，坐在精心设计的中国式宝座上，其上的蓝色垫子是用阿拉伯花纹装饰的，更上面的王冠用一根彩带系在下面的王冠上，这种形式来自当时的萨珊传统。位于马立克沙左侧的是五个朝臣，其中两个跪着、一个坐着、两个站着，他们的头饰各不相同：一个穆斯林的头巾、两个宽边帽、一个蜂巢帽和一个典型的蒙古帽。右侧是一个跪着的、戴着穆斯林头巾的抄写员，他的前面是一个伊斯兰风格的笔盒。在中亚地区复杂的权力争夺中，塞尔柱突厥一开始是作为雇佣兵出现的：他们只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善战换取不受搅扰的游牧生存空间；但形势的发展打碎了这一看上去单纯的愿望，公元1040年著名的丹丹坎战役中，击败由突厥裔萨曼王朝原奴隶将军阿尔普特勤之女婿苏布克特勤创建的伽色尼王朝（公元963年～1187年，因都城伽色尼而得名，伽色尼即今阿富汗加兹尼）的军队，占领呼罗珊（这个名称源于波斯语，意思是“太阳初升的地方”，位于今伊朗东北部）全境，建立塞尔柱帝国。
但这两种说法并不能满足人们更深的求知欲，因为关于塞尔柱突厥起源的研究牵涉到人类的起源与归宿等重大命题，所以虽然充满困难，仍有学者从语言学与宗教的层面披荆斩棘，提出第三种说法，即根据《圣经》中的记载，大洪水之后，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在全地上分为邦国。突厥人有可能是挪亚的小儿子雅弗的后代，大洪水之后分散全地的过程中，他们从巴勒斯坦一带起程，跨越多瑙河，沿欧亚大草原一路向东，经叶塞尼河一带之后向南发展，经历了中国古书中记载的古突厥人时期，并在东西突厥分裂后，西突厥向中亚迁移、皈依伊斯兰教、继续一路向西的故事，实际是应验了圣经中关于天下万国被救赎的子民终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的预言。不过这种观点最大的吊诡之处在于，塞尔柱突厥人皈依的是伊斯兰教，他们一路向西的征服之旅，造成的首先是拜占庭帝国的一蹶不振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基督教的衰落与伊斯兰化——如何解释这种矛盾，是第三种观点要解决的问题。
■罗姆苏丹国统治时期，首都以哥念（即今天的科尼亚）繁荣的城市生活，巴扎市场上充满了珠宝商、杂货商、屠宰商、烘烤商（从左至右）等各行各业的商人。占领呼罗珊后，塞尔柱军队开始了西征，在短时间内占领了包括今伊拉克、叙利亚和土耳其安纳托利亚东部在内的西亚的广袤领土，某种程度上统一了原本分裂的原伊斯兰东部世界——之所以强调是某种程度上的统一，是因为塞尔柱帝国控制下的广大地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而是由塞尔柱帝国控制下的不同分支和他们的继任者罗姆苏丹国（RumSeljuqs）、阿尔图格王朝（Artuqids）、赞吉王朝（Zangids）以及其他一些附属国所组成的。
游牧民族的这种统治方式可能和他们早期的一些观念有关，根据鄂尔浑碑文记载，公元6～8世纪的突厥游牧民族在正常生活条件下是不追求政治上的统一的，每一个人在当时的氏族生活条件下，通过各氏族的生活和习俗所形成的关联与渗透中为自己找到充分的满足，不需要任何正式的契约和建立统一的统治机构——不过，这种传统随着帝国与所征服之地在政治与文化等多方面的融合，逐渐得到了改变，其中帝国在伊朗境内的维齐尔（vizier，伊斯兰教国家高官）制度就是明显的一例——由于没有统一的统治机构，统治者的继承也没有固定的规定，这些都是构成帝国分裂的因素。
当时，辅佐苏丹、出任维齐尔的是波斯人尼扎姆·莫尔克（Nizamal-Mulk，公元1018年～1092年），面对饱经战乱的局面，他整顿朝纲、推行新政、发展生产、改善交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逐渐恢复了繁荣。值得一提的是，莫尔克这些青睐文治、崇尚学术的做法与塞尔柱突厥人的尚武传统是很不相同的，他在自己的著作《政治论》一书中阐述了治国之道，影响甚广，足以与西方学者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相媲美。
总的来说，塞尔柱帝国统治时期，伴随着统治疆域的征服，一方面是文化和语言的高度波斯化，另一方面是塞尔柱人一路向西，把伊斯兰文化带到当时已经有基督教广泛传播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在突厥-波斯的文化传承上起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不过这种繁荣，在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伊朗，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对科技的推广，对艺术的赞助，以及奢侈品市场的形成。与此相反，塞尔柱帝国继任者王朝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和贾兹拉（Jazira，位于今伊拉克西北、叙利亚东北和土耳其东南交界处）则是另一番景象：艺术在皇家的赞助扶持之下得以发展，伊斯兰肖像被介绍给基督教占主导地位的区域。■公元13世纪的法国绘画，描述的是公元1097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塞尔柱突厥人包围了安纳托利亚城市尼西亚的城墙，尼西亚后来成为罗姆苏丹国的首都。（左图)曼齐刻尔特战役
在塞尔柱帝国一路向西的征服过程中，统治安纳托利亚的是千年帝国拜占庭（公元395年～1453年），通过曼齐刻尔特一战定乾坤，塞尔柱帝国战胜拜占庭帝国，统治了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对日后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公元1071年8月，塞尔柱帝国的统治者阿尔普·阿尔斯兰（AlpArslan，公元1063年～1072年在位）在亚美尼亚凡湖以北的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击败由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公元1067年～1071年在位）率领的军队，占领了安纳托利亚大部分地区。据历史记载，在经过一番名垂千古的对话之后，阿尔斯兰非常大度地释放了罗曼努斯四世——阿尔斯兰：“如果我被你俘虏，你会怎么做？”罗曼努斯：“我也许会杀了你，也许会把你拉到君士坦丁堡大街上示众。”阿尔斯兰：“我对你的惩罚更严厉，我将饶恕你，你将获得自由。”——在签约以重金赎身、并向塞尔柱突厥人纳年贡后，罗曼努斯四世获释。
被塞尔柱帝国占领后，安纳托利亚地区在宗教上经历了从信仰基督教到信奉伊斯兰教的转变，以及语言上从希腊语向突厥语的转变，公元12世纪，被内战与衰落的梦魇纠缠着的拜占庭帝国虽然试图重新恢复在这一地区的控制和统治，但塞尔柱帝国在这一地区的统治步伐已经不可阻挡了。
就在曼齐刻尔特战役的同一年，公元1071年，塞尔柱突厥人从当时的伊斯兰教什叶派法蒂玛王朝手中夺取了耶路撒冷、麦加和麦地那——对伊斯兰教而言，这是同一宗教内部逊尼派对什叶派的胜利；对基督教而言，则是圣城的被掳。所以，当时的拜占庭帝国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公元1081年～1118年在位）向教宗乌尔班二世（公元1088年～1099年担任教宗）发出了求救。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克列芒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号召民众前往圣地，将耶路撒冷从突厥人手中解放出来，由此导致第一次十字军东征。
■两个塞尔柱突厥战士，以哥念（即今天的科尼亚）浮雕，公元13世纪。（右图）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之前，由于皇室内讧和军事封建主割据称雄等原因，塞尔柱帝国分裂为若干小国。其中由基利杰·阿尔斯兰一世（KilijArslanⅠ）统治的安纳托利亚的罗姆苏丹国，是分裂后存在时间最长的小王国。■一群风尘仆仆、载着丰富的物资刚刚到达商队客店的旅人。罗姆苏丹国
罗姆苏丹国是塞尔柱帝国的延续政权，在公元1077年～1307年间统治安那托利亚，初时的首都在尼西亚（Nicaea，又称伊兹尼克），后迁至以哥念（由拉丁语Iconium音译而来，即今天的科尼亚）。罗姆（Rm）一词出自阿拉伯语，指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因为塞尔柱人征服的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东罗马帝国的统治区域，只是后来被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柱人征服了，所以称之为罗姆苏丹，可见这一地区宗教文化的多元与复杂，在一些较古老的西方文献里，罗姆苏丹国有时也以其首都为标志，被称为科尼亚苏丹国或以哥念苏丹国，以示区别。
对于罗姆苏丹国在历史上的地位，有史料这样描述：“穆斯林在历史上第一次深入到小亚细亚，在那里建立了先以尼西亚、后以科尼亚为首府的‘罗姆塞尔柱王国’，这个王国在众多塞尔柱小国中寿命最长，影响最大。从此在拜占庭帝国的土地上获得了永久性的立足地；一直延续到1300年，才被它的近亲奥斯曼土耳其所取代。”对于塞尔柱人在这一地区的更进一步的发展，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有更为细致的描述：“塞尔柱帝国在小亚细亚的分支比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帝国的主体有更顽强的耐力。塞尔柱人的罗姆王国经受住了第一次十字军的风暴；1176年，它挫败了拜占庭帝国为时已晚的重新征服该地的努力；它在1243年战败于蒙古人之后仍幸免于灭亡，尽管它不得不服从于蒙古人的宗主权。罗姆在小亚细亚建立了一个定居的说突厥语的社会，它的文明是伊朗式的伊斯兰教文明。”■妇女们在家中进行纺织劳动，以哥念（即今天的科尼亚），公元1220年。(下图）
公元12世纪末～13世纪初，罗姆苏丹国发展兴盛，穆斯林、基督教的商人，以及来自远东从事贸易的各方来客经常汇集在那里的市场——几乎整个世界贸易的中间路线都在那一地区集中，伴随着十字军东征而来的，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增长，而且是欧洲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安纳托利亚通商路线的促进，于是，维护商路引起了有远见的苏丹们的重视——维护商路是统治者巩固身份和统治的主要方式之一，另外一种是艺术赞助。
为维护商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塞尔柱人建立了大量的商队客店（caravanserai）——在波斯语中，商队客店这个词是由Kārwān（商队）和sara（有封闭庭院的建筑）组成的——为从东方来经中亚运往沿海港口的货物提供通商便利的同时，形成罗姆苏丹国时期建筑艺术的重要特色，而且影响深远。商队客店建在商人们（caravaners）歇脚的地方，主要是用来满足安全、舒适、消费、清洗等各方面的需要——苏丹利用他们的军事优势，通过委派商队领导和向导指挥下的卫队，为运输贵重物品的商队提供保护——迄今为止发现的商队客店有一百多个，其中九个是由苏丹亲自指挥兴建的，所以又称“苏丹罕”。
最早的“苏丹罕”建在阿克谢希尔（又译阿克萨赖）至开塞利的路边，为基利吉·阿尔斯兰二世所建，以“阿来罕”（AlayHan）著称，建筑上饰有最古老的几何装饰图案；最大的“苏丹罕”则是公元1229年建于科尼亚至阿克谢希尔的路上、占地500平米的商队客店—罗姆苏丹的权力和威严在其布置和装饰上进一步体现出来：完全石砌的恢宏、方便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骆驼出入的高大圆柱门廊、精心制作的浴缸、围厅、定期举行仪式的清真寺、华丽的装饰和院内的许多门，以及出售补给旅人继续行路所需物资的商店—不过有时候，商店也会从旅人那里进购自己需要的商品，看来商业兴盛带来的商品交换是无处不在的。
贸易的繁荣促进了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矿山得以开采，矿物被运到欧洲，安哥拉山羊毛早在公元13世纪就开始运到英国和法国制造布匹和帖子，以及用于出口的其他物品和地毯。商队沿路的科尼亚、开塞利等城市汇集了来自亚洲、欧洲、北非等地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亚美尼亚人以及包括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内的各种宗教和文明，人口最多时超过十万，城市里专门开辟了意大利人、法国人和犹太人的贸易区和领事馆，还有教堂和酒吧满足人们精神和物质方面的不同需求。
不过好景不长，公元1243年，在克塞山（位于今土耳其境内锡瓦斯与埃尔津詹之间）的一次决战中，塞尔柱军队被蒙古大军击溃，两年后，苏丹去世，塞尔柱的独立就此告终，从此以后，所有的塞尔柱统治者都成为蒙古人的傀儡或藩属。即使仍有一些精明有力的统治者为保存苏丹国的完整性而努力，但罗姆苏丹国的势力在13世纪末还是冰消瓦解，并在14世纪彻底消失。
在罗姆苏丹国统治的最后十年里，境内出现了许多酋长国，其中就包括了后来由奥斯曼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的前身——由于奥斯曼人曾在一次战役中为罗姆苏丹国提供过帮助，所以得到一块濒临马尔马拉海峡北部的、既不富裕也不令人羡慕的封地，但恰恰是这点使得这些奥斯曼人在游牧民族的传统之外得以熟悉海战并接触到当时最先进的作战武器——火炮，于是逐渐崛起并取代了罗姆苏丹国的地位，于公元1453年攻陷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建立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为应对蒙古大军的入侵，塞尔柱帝国境内东部的很多艺术家从伊朗移民到了帝国西部的安纳托利亚地区。这些移民造成了顾客、消费者和艺术家来自不同的文化、宗教和艺术背景这一更为多元的局面，产生了独特的艺术生产和繁荣的景象。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祖居阿富汗巴勒黑的波斯人贾拉尔·丁·鲁米（Jalalal-Dinal-Rumi，公元1207～1273年），迫于蒙古西征的压力，他移居罗姆苏丹国都城科尼亚，从事诗歌创作，堪称最伟大的苏非派神秘主义诗人，代表作长诗《玛斯纳维》甚至被誉为“波斯文的古兰经”。
东方和西方的苏丹
世界历史上，影响东方与西方交流互通的，既有通商的方式，也有帝国征服的方式。通商方面，最著名的莫过于丝绸之路。中国学者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关于中国古史“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的认识是“天才的”，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等资料也说明，早在汉武帝（公元前157年～前87年）之前，中国（东方）与西方有着我们难以想象的密切联系：华胥氏、西王母、搜渠国、奇肱国、泥离国、越裳国……至汉帝国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与当时罗马帝国的联系，在商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已经有目共睹。
如果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丝路通商的主要作用是通过贸易交流使当时在东西方世界盛行的佛教、景教、伊斯兰教、祆教等各种宗教传播到中亚一带，并相互影响，那么塞尔柱帝国兴起并从东向西一路征服的主要作用之一，就是结束各种宗教并存的状态、实现中亚和西亚地区的伊斯兰化，并最终通过奥斯曼帝国对其遗产的继承，至今依然发挥着影响。
■祖居阿富汗巴勒黑的波斯人贾拉尔·丁·鲁米，迫于蒙古西征的压力，他移居罗姆苏丹国都城科尼亚，从事诗歌创作，堪称最伟大的苏非派神秘主义诗人，代表作长诗《玛斯纳维》甚至被誉为“波斯文的古兰经”。（右图）
事实上，在塞尔柱帝国踏足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再次连接起东方与西方之前，在阿拔斯哈里发军队和游牧民中的突厥雇佣士兵已经产生过短暂和微小的影响，在这种影响之下——公元1055年，托格洛尔（公元1055年～1063年9月）打败了伊拉克境内的由波斯人建立的伊斯兰教什叶派王朝——布韦希王朝后，哈里发嘎义木把托格洛尔“当作一位救星”迎入巴格达城内，并赐他“七件光荣袍和七个奴隶，象征哈里发国家的七个区，还替他佩上二柄剑，以示任命他为东方和西方的统治者”。就像马哈穆德在他所主编的世界首部突厥语辞典的序中所写到的那样：“我看到真主令帝国的太阳在突厥人家中升起。”
有一种说法是，塞尔柱帝国的统治中心在东部的中亚，这种说法对于人们厘清塞尔柱帝国统治的地域特点有所帮助，但就帝国在东西方的不同统治特点而言，是有失全面的。何况中亚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东西方接触的舞台。
对于帝国统治时期东、西部表现出来的不同特点，更客观的说法是东方和西方的不同由来已久，在这种基础上，游牧民族在政治上征服一个地方时，在文化上并不具备优势，所以大多数情况下是与当地的文化进行融合，而这种融合本身形成的特点必然与当地原有的文化产生密切关联，造成塞尔柱帝国在东方和西方统治的不同特点：
在伊朗，即帝国的东部，原有的中央集权文化必然使塞尔柱政权形成相应的对自我确认的方式——统治者的名字和头衔出现在硬币和建筑铭文上，并且是塞尔柱帝国身份的唯一直接表达，除此之外，在伊朗，来自宫殿的雕塑意味着塞尔柱帝国的存在。然而，在安纳托利亚的罗姆苏丹国，即帝国统治的西部，由于原先的基督教文化已经在当地广泛普及，而塞尔柱帝国对这一地带的征服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传播伊斯兰教，所以建筑清真寺、兴办穆斯林学校（宗教律法学校）、宫殿、奢华金属饰品、纺织品以及刻有他们名字的手稿等文化方式被大量采用。事实上，安纳托利亚地区在公元11～13世纪期间的伊斯兰化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叙利亚和贾兹尔，塞尔柱帝国继任者通过在华丽的金属制品上铭刻自己的名字和夸大的头衔来弥补偶尔的政治波动。
宫廷兴衰
关于帝国统治时期宫廷生活的奢华景象，有历史学家记载说：“苏丹伊策丁·凯考瓦斯盘腿坐在四张快乐垫上，用大酒杯饮酒，来自和田的宠妾陪他度过冬日，他们欣赏琵琶弹奏，通宵达旦地畅饮，才饮过夜酒就开始喝晨酒……在盛大的宴会上笛铃和手鼓声响彻天空。”
不过这只说出了部分事实，实际上，从游牧生活向城市定居生活的过渡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有着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塞尔柱帝国所到之处，一方面从当地原有文化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部分，另一方面自身游牧民族传统中一些根深蒂固的东西仍然保留着。例如，公元1077年征服科尼亚时，苏丹并没有进城，而是在城外支搭帐篷，保持着游牧习惯，即使在13世纪已经熟悉了城市定居生活后，还是会在夏天到草原上去。
公元12世纪，苏丹宫廷的形象是通过伊朗的陶瓷和金属物品装饰的。统治者即位的场景、花园派对以及猎人和音乐家的描绘，无不显现出塞尔柱帝国国王和他们的臣子对轻松和娱乐的追求；而丝绸长袍、香水瓶和洗浴刀等日常生活物品的生产则显示出他们对着装和妆扮的重视。即使这些物品的拥有者是富有的商人，而非朝廷官员，他们依然在试图模仿宫廷品位和礼仪。
塞尔柱帝国的继任者在安纳托利亚、贾兹尔和叙利亚这些拥有不同宗教背景的地方建立的王朝，依然通过他们的陶瓷、金属和纺织品展示宫廷形象。在苏丹定制的金属制品上，花饰的出现与特殊事件和高级阶层的出现有关。
科学、医学和工艺
一些伟大的塞尔柱帝国统治者资助著名的科学家。欧玛尔·海亚姆（UmarKhayyam，公元1048年～1122年），虽然现在更多是作为一个诗人被人们熟知，但在他的时代却是一个主要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在马立克沙（MalikShah，公元1072年～1092年）的宫廷里，他帮助设计了精确的日历，确立春分，即类似于波斯新年的纳吾肉孜节。其他著名的天文学家设计了星盘以确定一天中不同的时间、麦加的方向和特定的恒星与地球的距离。
塞尔柱帝国时期的医学是探索与实践并行。医学世界也激起了当时人们的好奇，保存至今的一些医学手稿中，包括有针对毒蛇咬伤的详细的治疗方案和药剂制作技术，显示出文化交流之地对源自希腊的医学的强烈兴趣。此外，《古兰经》中提到的基于实践的先知医学和传统疗法在塞尔柱帝国统治时期也十分盛行。
塞尔柱帝国时期，医院被称作“达鲁西发”，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公元1063年～1072年）时期，在内沙布尔（Nishapur，位于伊朗东北部）兴建了第一所医院。药房里，放置药品的，是一个复杂的药品装置，内置独立的隔间，麝香、樟脑及其他药物都放在各自固定的位置上，方便查找。据说十字军入侵时见到这种设施，就仿照其样式在地中海的罗得岛兴建了同样的建筑。事实上，医院连同经学院和陵墓的建筑形式，都为后来更为辉煌的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建筑打下了基础。
■罗姆苏丹国时期的袖珍画，以哥念（即今天的科尼亚），公元1220年。前往也门前，瓦尔克（Varka）与爱人古丽夏赫（Gartih）道别，以他们的爱情故事为主题的袖珍画是帝国统治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成就。技术领域，一些重要的工艺技术也发生了显而易见的进步。其中包括石膏（stonepaste）和高石英含量的陶瓷纤维的出现。当时，伊朗北部发达的陶瓷涂釉彩绘技术，可以使人们在各种陶瓷盘子上清晰地描绘出各种文学主题，以至于流传下来的一些著名的图画，最先出现的地方不是图书，而是各种盘子和碗盏。
一个时代创新发明的兴盛，必然会催生一些博学之士的产生，来自13世纪早期的一份名为《TheBookofKnowledgeofIngeniousMechanicalDevices》的手稿，展示了博学而富有创造性的天才伊本·拉扎兹·贾扎里（Ibnal-Razzazal-Jazari）的一些奇特发明，他的创新领域涉及钟表、水轮和自动机等方面。
对宇宙的兴趣、占星术和动物世界
由于战争带来了颠沛流离，缺乏从事学术研究所需要的和平环境，所以塞尔柱人在学术上没有多大的发展，当时历史学家加里波里·艾里指出：安纳托利亚塞尔柱突厥人在文化方面对伊斯兰世界有影响的学者较少。但是塞尔柱人对宇宙充满兴趣，他们几乎照搬了《古兰经》的宇宙论，在观察天体方面很勤奋。
这种对宇宙和天空的兴趣与探究，既是地上战乱引发的自然结果，也是人们对及时行乐终归虚空的自然反应，这都与伊斯兰教宇宙论强调的两大方面相关：一是强调历史发展的最终主宰和归宿，二是强调精神与物质之间的差异与弥合——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塞尔柱帝国为当时的历史和人类提供了宗教的安慰。
早期的伊斯兰星盘除了用于占星，另一个主要功能是可以指明麦加的方向——及伊斯兰信徒们祷告的方向。
艺术方面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在塞尔柱帝国时期表现为动物形象在陶瓷、金属、纺织品和建筑领域的广泛应用。现实的、奇异的和混合的动物形象出现在塞尔柱帝国统治者及其继任者控制的每一个区域的艺术中。通常情况下，这些动物代表着权力和保护。
公元12世纪出现的、对动物想象的增长，可能来自特殊的、不能控制的自然事件和周期性的灾难：日食和月食，尽管可以预测，但仍然给人们带来恐惧；与此同时，彗星被认为是不好的预兆。这一时期，仅在叙利亚一地就发生了25次具有破坏性的、可怕的地震——既然会发生在叙利亚，那么就可能也发生在伊朗或安纳托利亚。那么如何解释那些灾难及其带来的死亡？人们转向占星家的预言——神奇的碗和护身符被认为能够对动物和昆虫叮咬以及流行病产生有效的治疗，而神奇的野兽则可以在灾难面前提供安全和力量。其中，在安纳托利亚和贾兹拉一带，双头鹰被当作统治者的象征；人面鸟身的Harpies、人面狮身且有时带鸟儿翅膀的Sphinxes等组合形象也频繁出现。
这些重要的发展和创新让塞尔柱艺术获得了广泛的声誉。从12世纪下半叶开始，用铜、银和金等贵金属镶嵌青铜或黄铜装饰的艺术，在伊朗东部的霍拉桑省日益成为一种潮流。这些物品经常装饰有阿拉伯文题写的“动画”脚本：其中字母被转换成人和动物的形象——当代艺术中依然可以看到这些创新的影子，不过在技术方面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可以说，对宇宙和天空的仰望，以及占星和对动物的想象，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前者偏向形而上，后者侧重形而下，在现实面前，人们渴望一种平安与和谐，但事实上，仍不可避免的处在分裂中，所以，当所有这些因素同时出现在一件艺术品上面时，人们会发现一种奇妙的、混杂着真实、神话与想象的综合描述。
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前，塞尔柱突厥人信仰的是萨满教，所以即使在皈依伊斯兰教之后，原先萨满教仪式中的跳舞、音乐等被用来刺激宗教狂热的元素，仍变成伊斯兰宗教仪式的一部分，深深影响着穆斯林突厥人的宗教程序和派别。如果说萨满教对宗教礼仪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宗教艺术创作领域；那么统治者的政治抱负对宗教的影响可以从他们对宗教的非常实际的看法中略窥一二：“王权和宗教像两兄弟。每当国家发生动乱，宗教也会遭殃，异教和异端就会出现；每当宗教事务无序，国家也会处于混乱之中，罪犯就会掌权，致使王权软弱不振，异教盛行，叛乱者出现。”宗教与世俗政权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哈里发的尊重。帝国建立之初，统治者不但接受哈里发的册封，承认其作为伊斯兰世界最高宗教领袖的地位，而且把哈里发的名字刻在帝国的铸币上。其次，塞尔柱人首创的不允许哈里发参与政治，只允许哈里发的宗教权威服务于苏丹权力的制度，在伊斯兰世界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伊斯兰文化脱离纯粹的阿拉伯文化变为共同宗教下的各民族文化提供了外在条件。第三，在伊斯兰教内部，为对付北非的什叶派法蒂玛王朝，帝国兴办了一些宗教学校，尼扎姆·莫尔克兴办的尼扎米亚大学（theNizamiyahmadrasah）通过发展逊尼派的教义，增强对对手的竞争实力，这种做法引起了伊斯兰教其他教派的纷纷效仿，兴起一股办学热潮，客观上促进了伊斯兰教各教派的长足发展，形成伊斯兰文化史上一个百家争鸣的时期。第四，在与基督教的关系方面，帝国维持着一种表面上的宽容与友好。当时的一些上层贵族会与拜占庭女子联姻，格鲁吉亚公主在塞尔柱宫廷里有自己的牧师和教堂。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同宗教之间有着深刻的交流。在这种并无深刻交流、但无法避免的相互影响中，由于统治者信奉伊斯兰教，所以穆斯林对基督徒的影响更大一些，像亚美尼亚的国王被授予穆斯林官职就可以说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基督徒以保留其信仰为条件，向苏丹缴纳税金。
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宗教学校有装饰美丽的大门，上面雕刻有阿拉伯文字和几何图案，在生活用房里除雕刻有花卉外，还有动物形象，这一点使塞尔柱建筑和阿拉伯建筑完全区别开来。在尼扎姆·莫尔克的庇护和赞助下，伊斯兰教教义学家穆罕默德·安萨里（Algazel，公元1058年～1111年）完成了神学名著《圣学复苏》（Ihya'ulumal-din），作为诗人的欧玛尔·海亚姆完成了文学佳作《鲁拜集》（Rubaiyat，汉译又名《柔巴依集》），这些都在客观上促进了对纸张的使用和书籍的生产——有些书籍难得一见、装饰精美——纸张对于伊斯兰世界的文化，特别是对其艺术的发展，有极大的助益。
与此同时，在安纳托利亚、叙利亚和贾兹拉，帝国的统治者们建造了清真寺和有着华丽门楣的陵墓，在以基督教为主的地区宣告伊斯兰教的存在。在整个塞尔柱帝国，伊斯兰教苏非派的神秘小屋都有建造，作为信徒进行灵性教诲和教导的地方。
但其他宗教并不是彻底消失，安纳托利亚地区含有基督教圣像的礼拜用具仍在制作。现存的一件来自格鲁吉亚的、刻有希伯来语铭文的宗教用具也证明了犹太人的存在，以及他们仍然持守的犹太教会堂崇拜。
事实上，塞尔柱帝国时期的文学艺术对后世的影响，远超过帝国的政治影响。文学方面，不同阶层之间的文学趣味存在明显的差异，上层和下层没有共同点。艺术方面是细密画。最典型的一例细密画是阿拉-凯库巴特统治时期留下的一份名叫《瓦尔克（Varka）和古丽夏赫（Gartih）》的手稿，这个波斯两行诗的爱情故事现藏于托普卡帕博物馆内。随之而来的一个难题是：对于禁止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教而言，如何理解描绘人物形象和尘世生活的绘画的兴盛呢？对此，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FeritOrhanPamuk，1952年～）在其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中以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细密画及其艺术本质：“安拉创造了尘世，因此，绘画首先就是要追寻安拉的记忆，要以安拉所观来观尘世。”
不过由于同一个艺术家经常服务于不同的宗教团体，一种风格和传统不可避免地与另一种风格和传统产生交错，形成多元交融的特点，这种现象本身正是战乱、移民、征伐与宗教传播的结果。
葬礼艺术
突厥人相信人死后能够复生。突厥人死后多采取土葬，其中，带拱顶的陵墓是突厥移民带到安纳托利亚的，这些陵墓建筑不但丰富了伊斯兰教艺术中的几何图案，而且成为安纳托利亚的一种象征。随着时间的推移，石块变成陵墓的主要建筑材料，陵墓的窗户有时候朝向麦加。
陵墓建筑与突厥人的社会政治历史密切相关，最好的陵墓建于他们开始定居并接受伊斯兰教的时期，外形很像帐篷，后来的清真寺和经学院都采取了这种形式。
根据伊斯兰教传统，穆斯林的尸体在埋入坟墓之前，需要进行清洗，然后用三块白色棉布包裹。尽管在早期，塞尔柱帝国采用了伊朗的葬礼习俗，但他们并没有严格地遵照伊斯兰教习惯进行，像在伊朗赖伊（Rayy）出土的尸体上所着的丝绸长袍所证明的那样——大众习俗和官方的实践并不相同。
公元13世纪，帝国西部的安纳托利亚一带部分遵循了伊朗的习俗，用石头而不是砖建造圆形或多边形墓塔的陵墓。与此相反，贾兹拉和叙利亚的帝王陵墓，经常被合并到宗教学校或是王朝纪念碑中。大多数人没有条件建造墓塔，只能订购刻着《古兰经》经文和他们的名字及死亡日期的墓碑，其中，一些被设计成安在一堵墓地围墙上，另一些则竖立在坟墓前——这可能与突厥人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形成的丧葬风俗有关：“外面排木为墙（或篱），里面封建坟茔；（同时）建造祠庙”——所以，死者的墓地，也可能是宗教祭祀的场所，而墓地围墙的主要作用是将墓地（或祭场）与外界隔离开来。
对现代社会的影响
塞尔柱帝国统治时期，虽然政权变更不断，在经历了短暂的统一后随即陷入分裂，但在帝国东部，突厥-波斯这一多元融合的文化艺术形成的深远影响持续至今。帝国西部，当许多民族的故乡、各种文明的舞台、连接着三大洲的安纳托利亚地区被帝国占领时，这一地区的种族、宗教、语言和文化艺术进行了重组，实现了伊斯兰化，孕育着后来奥斯曼帝国的雏形，到公元12世纪末时，这里已经在西方史料中被称作“土耳其”了。
这一切不但在当时、而且在现在依然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中并且发生着影响，了解过去，会更理解现在。
编辑:刘丽萍设计:刘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