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肖俏
随着我国电视节目的不断发展创新，主持人话语的交流语境也在渐渐发生变化。主持人的叙事空间不再局限于单一的演播空间，而是出现了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室内空间与外景空间等。叙事空间的分化产生了处于不同空间的主持人，简单地说，可分为第一现场的主要主持人和第二现场的辅助主持人，而且目前越来越多的电视节目都倾向于二者的结合，如《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开门大吉》、《非你莫属》等。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央电视台的公益类寻亲节目《等着我》就是以倪萍为核心主持人，同时加入了第二现场主持人舒冬，与同类节目相比，该节目将电视节目的叙事空间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分割与组合，两个现场的主持人相辅相成地把节目内容完整地传递给受众，第二现场主持人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构成部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构建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
《等着我》从2013年开播以来，经过了多次的改版，每一次的改版或细微调整均与主持人有关。首先是在董卿主持时期，主持人、求助者、被寻者都处于同一演播空间，它是以简单的区域划分来区分三者的交流空间。其次是在倪萍主持时期，形成了以场内主持人叙述空间为主，场外主持人去补充信息、设置悬念的存在形式，这时两人产生出相互交织与断裂的叙述层次，使得叙事节奏更加得张弛有度。
开播初期，该节目仅有董卿一个主持人，节目流程主要是由她来介绍求助者的背景、目的及简单情况，并引导求助者来讲述自己的有关经历，接着求助者在舞台的另一空间去完成单独的详细叙事。这一时期的主持人既要向观众传递完整的事件信息，又要很好地营造与调节现场的情感氛围，主持人的叙事语言与情感表达的基调也要和谐，因此节奏变化受到了一定的束缚，情感表达更多的是向理智叙述妥协，使得节目初期缺乏了一些应有的人文关怀。2014年4月5日，《等着我》改为由倪萍与舒冬分别担任第一、二现场的主持人，主持人的性别差异、语言风格、主持空间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使得节目形式焕然一新，并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节奏。倪萍曾说，“我比较适合做互动节目，我希望能让嘉宾发言，我也参与进来。作为主持人，我觉得我说话还是很有特点的，和观众说话的时候，定位是比较好的，知道怎样吸引观众，知道收和放，知道和观众如何交流。”①。确实，她在节目中充分发挥了情感真挚、善于沟通、长于现场调控的优势，而舒冬作为第二现场的主持人，他的任务是进一步推进事件的深层讲述，揭示事件的结果以及寻人过程，提供第一现场的未知信息，两位主持人之间相互的配合充分显示了感性与理性的互补、过去与未知的衔接。也正是由于倪萍的舒缓自然、娓娓道来与舒冬的沉稳理智、简洁流畅，以及倪萍对过往事件的全面呈现与舒冬揭开悬念的讲述，形成了节目跌宕起伏、快慢有序、张弛有度的叙事节奏。
二、区分事件的叙事层次
电视节目的叙事层次一般分为外叙事层与内叙事层。外叙事层是由编导、摄像、灯光等构成的叙事机制，它们作为不现身叙事者形成了具有主导作用的框架叙述，而主持人仅仅作为内叙事层的信息传递者来承担节目事件的讲述，通常情况下，仅有单一叙事空间的电视节目是无法实现事件的叙事分层的。
《等着我》在开播初期，演播厅的场景被划分为两个舞台空间，一个是具有传统风格的桌、椅摆设的舞台空间，它为主持人和求助者提供了交谈场所，另一个则是用于求助者单独讲述的舞台空间，这时的主持人受到叙事空间的限制，缺乏叙事层次区分的功能，不能更好地针对事件进行深层解读，事件细节也就不能得到充分展现。而在加入第二现场主持人后，节目形成了现场采访与场外调查共同建构的叙事空间，第一现场的主持人倪萍主要是引导嘉宾讲述、与“助寻团”互动，把握节目的整体性构架。第二现场主持人则负责进行事件的深度追踪与报道，讲述事件的进展与结果。这时，第二现场主持人是处于第一现场控制下的次叙事层，具有补充、辅助第一现场表达的作用，因此他们之间存在主与次的叙事层次关系。可见，第二现场主持人的存在既保持了节目整体叙事的流畅性，又有利于深入讲述事件的局部细节，进而保证观众去获得较为全面、详尽的信息。
三、揭示被遮蔽的叙事悬念
设置悬念是吸引观众注意力、激发观众期待值的有效艺术手段，现在许多电视节目也常常会进行悬念设置，它基本分为以下几类：探求原因；期待结果；插入突发事件。《等着我》的悬念主要是由期待结果引发的，这已成为该节目特有的、固定的悬念形式，并且它是求助事件本身自然存在的，非编导刻意为之或经过后期剪辑而成。该节目是通过对已知情节的铺陈、推进、分析，利用关闭的“大门”阻断了现实与未知的连接，时间与空间的延续在此凝结，而足够的蓄势又将事件悬念推向了顶点。此时，第一现场的主持人与求助者、观众一样处于未知状态，而真正解开悬念的只有第二现场的主持人。
《等着我》将求助过程分为了讲述往事、揭示结果、补充讲述（由当事人或第二现场主持人讲述）三个部分。第一现场的主持人主要负责的是事件“过去时”的讲述，而第二现场的主持人则以不同方式参与到了寻找的过程当中，向观众讲述了隐藏在时间背后的事件。在揭示结果的时刻，节目还专门设置了仪式性环节：倪萍说出“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后，与求助者一起等待“大门”的开启，这扇“大门”正是节目悬念的形式性标志。然而“大门”之内的结果并非都尽如人意，于是第二现场主持人的重要性再次凸显，他成为了揭开被遮蔽事件真相的不可替代的人物。在2015年7月19日播出的节目中，著名作家毕淑敏受朋友之托寻找西藏阿里地区的军区老政委，“寻人团”几经周折寻其下落，但是当“大门”打开时，老政委的身影并未出现，而是由舒冬展示了一组老人的照片，与毕淑敏共同回顾了老政委的生活经历，遗憾地告诉观众老人已去世的消息，并请上老人的女儿讲述了他的晚年生活。另外，舒冬还经常在寻人现场进行实地寻访与报道，以参与外拍短片的形式讲述事件的进行过程，突破了室内演播厅的局限性，将断裂的事件很好地衔接起来。舒冬正是利用第二现场主持人不用限于某一固定空间的优势，参与和见证了事件发展的过程，因此由他来揭开悬念，也就更加客观、真实、全面，具有不可质疑的说服力。
四、拓展事件的叙事视角
“无论是在文字叙事还是电影叙事或其他媒介的叙事中，同一个故事，若叙述时观察角度不同，会产生大相径庭的效果。”②在2014年5月13日播出的节目中，一位求助者带着深深的忏悔来到现场，想找寻因家庭暴力而离家出走的妻子。在第一现场中，倪萍与求助者为观众还原了事情经过：由于妻子打麻将的缘故致使丈夫第一次对其实施暴力，相隔两年后再次拳脚相加，不堪忍受暴力的妻子报警并恳求警察将其带走。最终，结婚7年的妻子选择离家出走。但丈夫的一面之词未免有偏颇之嫌，为了使真相不被掩盖，节目组把已经寻找到的妻子安排在了第二现场，由舒冬负责与她交流沟通，此时相悖的讲述出现了：在结婚前，他已经有实施家暴的举动，而不是如丈夫所说因婚后的麻将事件开始第一次动手；也并非两年后丈夫才第二次殴打她，而是如家常便饭般的，面对越来越多并持续升级的家庭暴力，妻子只能选择离家出走。两个现场两位主持人处于不同的叙事空间，面对不同的交流对象，通过多角度、立体化的形式去还原了事件本真面貌，来降低一叶障目的主观讲述对事实客观呈现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为了达到同步叙事的效果，这期节目将第一、二现场的情景放置在了同一电视画面中，显然，这样的叙事方式与效果仅靠第一现场主持人是无法完成的。
另外，电视观众从场外视角进行观察并参与节目，是节目内容的延伸与拓展，而第二现场主持人则是观众与节目的桥梁，他让现场以外的视角与声音被感知。我国最早的第二现场主持人是赵忠祥和卢静，他们出现在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当中。此后，几乎历届春晚都采用了第一、二现场并存的形式，这样可以让全国人民通过现场开通的热线电话来表达节日祝福，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环节中来，第二现场主持人则主要负责与场外观众沟通交流，或代为传声。《等着我》中，舒冬也起到如此作用。2014年4月5日，该节目的第一现场迎来了一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他曾经亲手埋葬了牺牲的同志，如今，耄耋老人希望能找到与自己一起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其他战友。他的事迹感动了无数的电视观众，大家纷纷以各种方式提供有效线索，表达对老人的敬意。其中，第二现场的主持人舒冬此时也成为了连接场内外的关键性人物。这里，观众视角的参与也让单一向度的事件更加多元化、立体化，成为了节目构成的必要部分。
《等着我》实现了主持人、嘉宾、“寻人团”、求助者、被寻者、场外观众跨越时间与空间的交流，尤其是让第二现场主持人的功能更加凸显。在第一现场与第二现场主持人相得益彰的密切配合下，该节目为许多骨肉分离、缘分未了的家庭实现了“团圆梦”，传递了社会正能量，成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公益性节目。
注释：
①人民网：倪萍：一个偶像的华丽转身，http://book.people.cn/n/2013/0115/c69360-20210436.html。
②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作者系山西传媒学院副教授、山西师范大学在读博士生/责编：胡斌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