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由习辛导演指导的电视剧《三妹》于山东卫视开播。该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取得了16省网与全国网收视排名前二的佳绩。该剧闯出依靠大牌演员的藩篱，成功实现了从“人捧戏”到“戏捧人”的转变。《三妹》的表达从一定意义上观照到了长期以来被忽视的电视剧收看主流人群，在人、事、地三方面，通过社会学视域下的身份认同、历史事件与故事时间的互文性建构、借空间叙事反思历史等方式，完成了对中国社会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间言说。
一、人—社会学视域下的身份认同
构成情节的基本单位是“行动素”，是由一个人或多个人构成，而人物社会学视域下的身份认同，成为各个行动素之间关系扭结在一起的根本所在。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家格雷马斯认为，任何一部叙事作品的情节结构都必然包含主体、客体、发送者、接收者、帮助者与反对者六种。在电视剧《三妹》中，主体李大庆对客体何三妹产生欲望，二者处于发送者与接收者构成的交流情景中，然而，主体对客体产生的欲望关系又同时受制于帮助者何三妹的父亲何长军与反对者杨豆筋、王小香等人。与此同时，剧中每个人又都具有多重社会身份。李大庆一家是非农业户口，而何三妹与其父亲都是民办教师、农业户口。这让王小香固执地认为何三妹配不上自己的儿子，就造成了何三妹与李大庆的爱情悲剧。尽管对“农转非”社会身份的汲汲追求是何家两代人共同的心愿，但是相较于对非农业户口的渴求，剧中更着重表达何三妹的教师身份，她始终将乡村孩子的教育置于首要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对教师身份的倚重，使得何三妹成为被剧作者高度抽象化、理想化后的扁平人物，她具有某种单一思想与特质，无论故事情节发生到什么阶段，扁平人物都很难在思想与行动方面做出大的改变。
在我国上世纪70年代初，“跳农门”有两条极为狭窄的通道，第一是上大学，第二是参军提干。在剧中，何三妹先是为了成全爱人的前程而选择放弃参军；后又因为学生三娃为其采灵芝不幸摔断了腿而深受感动，决意放弃去镇里培训后转正的机会，执意留在河东小学代父教书。尽管扁平人物因在内心活动与外部行为都具高度浓缩性，在现实生活中极少出现，但是艺术作品需要扁平人物。电视剧《三妹》对充满人性光辉、高尚师德的女主人公的塑造，为当下被种种校园暴力、师生冲突等负面信息层层包围的观众带来光明与希望。应当说，扁平人物的典型性格更容易将观点发挥到极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意识形态输出的作用，但是，具有复杂性格特征的圆形人物则更加贴近生活，如虽痴情却拥有极强占有欲的杨豆筋，以爱的名义多次伤害何三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大众话语导向。扁平人物与圆形人物在剧中的有效结合，为政治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结合找到了平衡点。
实际上，社会学视域下的身份认同不仅仅体现在剧中主要人物上，更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隐匿于种种次要人物之间。例如在《三妹》第五集中，一群学生在下课之后围着五姑娘又打又骂，嘴里一直喊着“小地主，偷红薯”。为此，何三妹非常生气，教育孩子们说五姑娘和他们一样都是河东村的孩子。《三妹》关注到了成分论这一问题，剧中的五姑娘被讥讽为“小地主”，深刻反映出成分论给孩子幼小心灵带来的创伤。
二、事—历史事件与故事时间的互文性建构
电视剧《三妹》具有“雕刻时光”的艺术旨归。历史事件是历史时间的重要标识，而故事时间则是指所述事件发生所需的实际时间。历史事件与故事时间的互文性建构方法有两种：第一，历史事件直接参与情节架构；第二，历史事件不参与情节架构仅作为发生背景出现。《三妹》以女主人公民办教师生涯为经，以社会变迁时间为纬，在经纬交织的时间图谱中，填补了社会进程与人物命运之间交织互文的集体记忆。该剧巧妙地采取让历史事件直接参与到情节架构中的方法，将毛泽东逝世、打倒“四人帮”、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历史事件演化为故事情节。这些历史事件加入到叙事之中，对后文的情节发展起到了预示性和导向性作用。如在剧中，何三妹因向毛主席写信反映问题而被工作组带走，被打成“反革命”关押起来，直到“四人帮”被逮捕，她才得以无罪释放，回到河东小学继续教书；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李大庆奔赴前线，并由此引出何三妹误认为李大庆战死沙场的矛盾冲突等。
当历史事件不参与情节架构而仅作为发生背景出现时，往往采用画外音、字幕、转场镜头等技法交代故事的发生。而历史事件直接参与情节架构时，由于单位时间内历史事件的参与而引发了更加密集的人物行动，从而加快了叙事节奏。
三、地—借空间叙事反思历史
空间为人物提供了必要的活动场所，也同时起到展示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人物形象、揭示作品题旨的重要作用。空间叙事的巧妙运用，往往赋予人物动作更多的情节推动力。电视剧呈现的无疑是某一个时间点上的空间地域，这个时间点赋予了空间地域此刻才有的意义。观众可以通过电视剧的空间叙事窥见一个时代的历史记忆。空间并置作为一种空间叙事建构机制，类似于平行蒙太奇，它将多种空间在同一时段中并列呈现，揭示出时代的多样面貌与丰富意义。在电视剧《三妹》中，城镇与乡村的空间并置在人物去留两难的抉择中被赋予了更深的含义。剧中何三妹在领导的带领下参观了与山村里的河东小学形成鲜明空间对比的凤凰镇中学。镇中学窗明几净，而河东小学连一套像样的桌椅都没有，更毋宁说镇中学所拥有的图书阅览室等设施了。何三妹不禁感叹镇中学良好的学习条件，而镇中学校长也对三妹抛出了橄榄枝，邀她来镇中学教书。但三妹却执意要回村与父亲一起改善河东小学的条件，使其能赶上镇中学。城镇与乡村的空间并置，隐含着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同的人生选择，在两种空间的对比中，所遮蔽的正是不同空间对个体造成的深刻影响。
电视剧《三妹》还将镜头对准私密空间。剧中何三妹与李大庆因在草垛约会而被杨豆筋告发，公社书记认为两人在乱搞男女关系，但何三妹拒不认罪，被公社开除出宣传队。在此种情境下，渗透于无意识中的权力话语正发生作用。但该剧私密空间的表达，不在于表现个体空间的隐秘，而在于展现故事环境中社会空间的放大与个体空间的挤压。
在时间长河的隐秘处，必然藏匿着特定历史阶段的经济、政治、文化、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的多重角力，它们亦是时间言说的有力佐证。《三妹》一剧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展现了何三妹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中对苦难的抗争，她毅然坚持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国家栋梁之才，最终被授予“人民好教师”的荣誉称号。导演将视点聚焦于国家观念、奉献精神与纯美爱情，以积极向上的创作态度与正确的价值观，将作品带向社会文化价值与艺术文化价值相统一的和谐之路，践行了艺术烛照人心的使命。
（作者单位：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