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第一部关于长城的纪录片《望长城》以其“生活现场、纪实风格”的特质一时领风气之先，被称为“中国纪录片发展的里程碑”。20年来，以“长城”为主题的纪录片不分国别地一拍再拍，证明“长城”既是中国作为国家的地标符号，更是中国作为国家民族的文化象征。“长城内外是家乡”，长城内外就是中国。因此，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远方的家》栏目组在2015年再度推出的纪录片《长城内外》具有着传承家国记忆和构建身份认同的双重意义。
和以往以“长城”为主题的纪录片相比，《长城内外》在内容上更丰富、更详实、更细致，也更具新意。以第一集“万里长城，东起虎山”的拍摄为例，纪录片通过对最新的有关长城史料的引证，开宗明义、详细讲述了长城的东部起点并非河北省境内的山海关，而是山海关再向东1000多公里、一直绵延到鸭绿江边的辽宁虎山。从这一意义上讲，《长城内外》选取与流行观念正好相悖的科学发现，及时吸收、更新了原来陈旧的知识，并及时展示、表现出来，让收看电视的观众眼前为之一亮，大大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也激发了他们进一步往下看的热情。不仅如此，记者还走进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朝鲜族乡的三道河村，让当地村民金玉子介绍自己开办的朝鲜族民俗风情园，并展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朝鲜传统美食—“冷面”的制作过程。这样一来，既有对历史的缅怀与回忆，又有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和观照，在时空交错、古今对比中，纪录片《长城内外》自然显得意涵丰富、推陈出新。
《长城内外》以物理意义上的物质“长城”为出发点和立足点，以长城自身的地理形态为依托，辽宁、河北、北京、山西、陕西、宁夏、甘肃等省市境内的明长城遗址，湖南、湖北、山东、河南、内蒙古等省区内包括春秋战国、北魏、北齐、辽、金等其它不同历史时期的长城遗址就顺理成章成为长城沿线有代表性的区域。故土风物依旧在，但满目所及的遗址毕竟是已经固化的历史，泛黄或风干的长城历史应该如何还原？在新历史主义者福柯看来，历史由叙述构成，通过各种叙述来还原历史无疑是题中之义，但历史叙述的结构性元素并非观念或道理，而是要回归到一个个历史事件甚至是历史片段，原因在于历史是由一个个普通个体组成，也应当由一个个个体叙述，才能构成或复原历史的完整画面。新历史主义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海登·怀特则感兴趣于：“历史记载中的零碎插曲、逸闻趣事、偶然事件、异乎寻常的外来事物、卑微甚至是不可思议的情形或故事”。事实上，有关长城历史的故事正是人的故事，这里的人，不仅仅是当时环境、当时事件中的那些熟悉或陌生的人，也是此时此地回望历史的讲述者，更是讲述者自身所建构的那种信念和精神。这些人是秦始皇、是孟姜女和范喜良，是热爱长城的普通中国人，也是住在长城脚下、对于长城有浓厚兴趣的外国人，更是与长城朝夕相处、生活在长城周围的村民。正是这些鲜活和具体的人和事，让长城及沿线城市的历史生动、立体起来。可以说，长城既是中国人的文明史，更是中国人的生活史。农耕事务、家族宗法、家乡往事等构成了家国记忆，而纪录片在平实、平静的叙述中进行了一次文化寻根，完成了一次家国记忆。
身份认同是家国记忆的自然延伸和必要延伸。如果说家国记忆还属于显性层面，身份认同显然是较为隐性的更深层面。所谓身份认同是指主体对于自身的一种认知和描述。从文化角度来看，个体在认同过程中一般会积极或消极地参与文化实践活动，以实现其身份认同。所以，身份认同主要就是文化认同。由于文化是一定群体的文化，身份认同因而成为一定群体的集体身份认同。也就是说，个体或多或少总要在一定的文化群体中得到确认才有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在宗族传统文化深远影响下的中国，姓氏、血缘、性别等共同建构了相对稳定的身份认同机制。在这一层面上讲，《长城内外》对于长城沿线各个省区城市的细致追踪和深入寻访，如辽宁省内丹东等九个城市、河北省内秦皇岛等七个城市、北京市内怀柔等五个区、山西省内大同等九个城市，就不仅仅是对于长城及其沿线城市历史和生活的指认，更是对于身处其中的人的文化身份确定。而对于面对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取向的大多数中国人，观看或体验这种以“长城”为主题的景观与故事，也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一次作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文化认同。正像《长城内外》记者谭文颖在拍摄辽宁省锦州市义县的奉国寺时，看到建于辽代的皇家寺院及其中世界最古老彩塑佛像群所由衷发出的感慨：“我一直有一种觉得‘不可思议’的情绪，这种不可思议不仅仅是感慨先人的智慧和精湛的艺术，更是因为‘它在这里’”。“不可思议”是谭文颖对于“先人”艺术创造的感佩和叹服，而艺术瑰宝发生和存在的地方，正是中国。其实，被激发民族情感与民族自豪感并非只是谭文颖一个人，而是收看电视纪录片的广大观众。正是通过一次次的观看行为，个体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对于自我的文化身份确认，从而也完成了更进一步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值得一提的是，由韩磊演唱的纪录片同名主题曲既是对长城的细腻描摹，也是对中国元素的大气刻画，再一次触动和加深了个体作为“中国人”的国族认同度。考虑到国内一直对于旅游业的重视、对于休闲旅游的日益强调，作为纪录片的《长城内外》不仅正当其时地满足了人们的日常文化消费，也将持续发挥着自己作为文化传承与身份认同的重要功能作用。
纪录片导演金铁木曾认为：“拍历史纪录片相当于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立传，能让人们通过回望过去，观照现实，看到未来。”应该说，纪录片《长城内外》所坚持的是一种更为平等的视角，探索的是另外一条路径。换言之，在《长城内外》中，无论是出境记者、专家还是当地村民的讲述，都是在为做一种具有代入感仪式的对话努力，而不同于以往那种具有精英态度的教化方式。因而，纪录片整体上就显得轻松活泼、易于接受。在一个越来越注重互动与自我的时代，《长城内外》无疑代表着纪录片发展的一个方向，也必将因“传承家国记忆、构建身份认同”在众多以“长城”为主题的纪录片中拥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作者原平方单位：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詹欣单位：广西大学文学院/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