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97年到2008年，毕淑敏的小说《女工》、《红处方》、《血玲珑》相继被改编成了电视剧，其中《女工》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上世纪90年代，该长篇小说的诞生可以看作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继续翻滚，在女作家对普通女性的生存处境感到无力时，毕淑敏却视线下移，关注基层，凝视常人的日常生活，这便显得弥足珍贵。作品通过对女性艰难生存处境的描写，揭示了女性的生命价值和精神魅力。而《红处方》、《血玲珑》的改编相对而言更为成功，当然，这也与小说自身的主题有关。如今，《一厘米》和《女心理师》的影视剧改编也进入筹备阶段。毕淑敏的小说质朴真诚，改编后的电视剧故事结构完整、人物形象丰满现实。本文通过对这三部作品的分析，讨论毕淑敏小说所具备的改编潜质，分析其在电视剧改编过程中发生的主题迁移，以期对当前小说的电视剧改编起到借鉴作用。
一、由小说通往影视
小说与电视剧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在文艺属性方面应该是异远远大于同，但二者之间确实有着诸多共通之处。在艺术特色方面，小说和影视剧有很多的相同点，否则两者也不会在文学发展史中有着如此紧密的关联。小说与电视剧最大的相同点是都极其重视叙事，即便是先锋小说，也是试图突破固有的叙事模式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更何况毕淑敏的小说采用的是最为传统且最为通俗易懂的叙事手法，她并无在叙事方式上实现突破的野心。作为一名医生，毕淑敏更希望通过故事表达她对生命的理解，表达其在见证过诸多残酷命运后所生发出的感悟。她的小说始终透露着对于不同人生的包容，又始终传达着对于残酷命运的不屈以及对苦难的抗争。她并不试图演绎一番空洞的大道理，而是希望通过故事表达她的感悟，又因为她自身丰富的经历—在高原部队呆过11年以及20多年的行医生涯，她的故事在细节与感情上都十分充实，而她探讨更深层次生命意义的尝试又使得其小说具有一定的张力。故事的充实、情感的充沛与深层意义上的张力都是毕淑敏小说成功改编成电视剧的前提。
小说通过文字来表达情感、诉说故事，而影视剧的表达方式多种多样，有声音、动作、表情、环境等，不像小说那样单一。由于主要依靠演员的动作和声音来推进故事的发展，所以影视一般是以动态的形式来表达，而相对静态的特写镜头和环境的刻画也都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合理使用。一部优秀的电视剧必然要具有某方面的突出优势，或者是情节曲折引人入胜，或者是主题严肃意义深厚，毕淑敏的小说在这两方面都有突出表现。小说《红处方》讲述的是戒毒医院发生的故事，主人公是戒毒医院的院长，最后死于自杀。该小说采用了倒叙的手法，开篇便讲女主人公简方宁自杀身亡，而她的好友沈若鱼却对她的死丝毫不感到意外，并准确说出了简方宁死前的行为。随后便是以沈若鱼的视角讲述她假装吸毒者深入戒毒医院的经过。这个开头十分引人入胜，且以吸毒为主题的故事也很容易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小说《血玲珑》的开端并不以奇取胜，但所塑造的刚强的女主人公形象却十分突出，故事实际上讲述的是一位母亲为了救自己的女儿愿意再生一个孩子以获取胎儿的脐带血，这其中又夹杂着凶杀、商战等不同的元素，情节十分曲折，具有一定的可读性，而故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命意识以及对于人性的讨论，又使得其区别于那些常见的仅靠感官刺激来吸引读者关注的小说。《女工》创作于2004年，与前两部小说相比，这个故事在人物塑造上更趋向于二元对立，善与恶、好与坏、抗争与屈服，在故事中以一种尖锐对立的形式展开，毕淑敏试图讨论的似乎是底层生命对于苦难的承受，然而又因为承受得太过，让人不免觉得这部作品具有某种苦难美学的设定。但不论怎样，其仍是一部温情脉脉的表现人性善良的作品，且十分切合当代文坛某个时期对于底层叙事的偏好，被改编成电视剧也是必然的。
与影视剧相比，小说本身的优势在于它通过文字不急不缓地刻画人物的性格和内心，小说语言多层次、多角度。毕淑敏的小说语言十分具有画面感。如《红处方》中，在沈若鱼夫妇谈论简方宁死亡的时候，毕淑敏这样描写：“沈若鱼一边说，一边向外拿着南方特产。比这要坏得多。先生不理会她的打趣，沉痛万分。沈若鱼不由得把手中的芒果扔到一边，说，到底出了什么事？”这样的动作加语言描写在小说中很常见，即便是文字，读者也能十分清晰地勾勒出对话的场景。此外，毕淑敏同样长于心理描写，与她的叙事风格一致，她的心理描写是为了更好地突出人物形象，是对叙事的补充，使读者在阅读时能与人物进行沟通交流，人物对于读者是完全敞开心扉的。虽然在叙事手法上并没有创新，但这种交流与内心世界的披露在塑造人物形象上所起的作用是相当突出的，且同样有利于作品的影视剧改编。小说改编成影视剧有时候需要增添一些情节，这样才能让影视剧更有趣味，更贴近观众。毕淑敏的小说正是因为鲜明的亲民性而引起了电视剧投资商和观众的关注，同时，编剧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可以在电视剧中情节调整和人物安排的设置上体现出来。
二、电视剧主题的迁移
客观地评价毕淑敏的长篇小说，其在创作手法上大都属于偏写实的小说，不管是从故事的真实性上看，还是从故事里塑造的人物典型形象上看，毕淑敏的小说都反映了当时所处时代的社会现状，有的故事还再现了上世纪90年代流行一时的“新体验小说”的特点：亲历性、使命感和富于探索精神。
毕淑敏的小说是存在一定的共性的。从小说故事情节的展开角度来看，小说共有的结构冲突对故事的发展、人性的深化、主题的升华都很重要。对于这几篇长篇小说而言，毕淑敏除了为其赋予“阻碍的作用”之外，结构冲突往往安排在文中或结尾处，这也是比较明显的共性。出于对故事讲述的需要，毕淑敏往往将最为剧烈的冲突置于特定的位置，这显然与高潮即将到来和营造跌宕起伏的氛围有关。
毕淑敏的小说有着改编成电视剧的天然优势。她的小说情节曲折，十分好看，对于人性和生命意义探讨的尝试则给作品加入了深刻的意义内涵。由毕淑敏的小说改编而成的三部电视剧，其情节大致与小说相符，但在叙述手法与主题上都有所改变。小说是文学作品，作家在进行小说创作时，会考虑到读者的阅读感受，但很多时候作家考虑的是他理想中的读者，即能全然理解他作品的并不存在的读者，尤其是毕淑敏的小说仍属于严肃文学，区别于只为迎合读者口味的畅销小说。电视剧则完全不同，其是一种大众文化形式，注重的是收视率和观众的喜好。在将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过程中，必然会作出某些取舍以更契合观众的需求。从小说到影视剧的改编，也要遵循几个原则。首先，要让情节尽量曲折离奇一些，这样才可以提高其趣味性；其次，要添加一些离奇的元素；最后，要让故事的情节跌宕起伏，让人物尽可能地类型化。总之，在小说改编成影视剧的过程中，编剧会将观众放在剧本的中心位置，收视率是观众给的，所以影视剧在审美趣味上会主动迎合电视剧的主体观众群。
从总体上看，毕淑敏三部小说的电视剧改编都迎合了当时的社会现实需求。《红处方》改编于1997年，若对比这三部作品，会发现《红处方》对意义的表达最为重视。无论是深刻的主题，还是人物形象塑造中试图展现出的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都是20世纪90年代电视剧的典型风格。而剧中的人物形象同样如此，简方宁的清高纯洁、庄羽的妖娆鲜艳，毒品暴露出的赤裸裸的人性，无论是主题的深刻还是人物塑造中试图展现出的对于生命意义的探讨，都是早期电视剧的风格。《红处方》这类电视剧主题严肃、意义深刻、内涵丰富，却也由于太过重视意义的探寻而忽略其他。
而2004年改编的《血玲珑》则不同，这部小说相对而言更好看。这种好看一方面是因为毕淑敏自身文学创作水平的提高，使小说在布局与文字表达上较《红处方》有了明显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部作品悬念叠出且更有争论性。卜绣文为了救重病的女儿，不惜再生一个孩子来获取胎儿的脐带血，这个孩子生来便是作为工具而存在，卜绣文行为的合理性很值得讨论。在电视剧中，编剧将重点放在了解谜上，以倒叙的手法进行叙述，剧情一开始便是匡宗元被杀，警方展开侦查，发现卜绣文可能与匡宗元的死有关，而卜绣文也认了罪，开始讲述事情的始末。编剧在细节上同样有所增补，如对于魏晓日与卜绣文在医院的第一次见面，无论是电视剧还是小说都突出了卜绣文作为一名成功女商人的强势，但电视剧中的卜绣文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扩大了小说中与医护人员之间的冲突。由于小说可以运用心理描写更好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而电视剧更依赖于语言与动作，电视剧对于医生魏晓日的刻画远没有小说中的立体。且必须提到的一点是，毕淑敏在小说中多次提到了医生与护士面对病人的心理。一方面，在写到魏晓日将早早的病情告知卜绣文时，魏医生对她与一般病患家属不同表现的诧异，侧面突出了卜绣文这一人物的特征。另一方面，这些心理描写应当有相当部分来源于作家自身的切实体验，医生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患者家属之间亦敌亦友的复杂关系，护士对病人既同情又不耐烦的心态。尤其在小说中写到梁奶奶临去世前想要找护士换病房却遭到冷面拒绝，把护士与病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刻画得十分到位，这些细节在电视剧中鲜有提及。电视剧《血玲珑》的结局是比较圆满的：夏早早自杀未遂被抢救过来，夏晚晚顺利诞生并且骨髓与早早完全匹配，一个全新生命的诞生以及一个将要被挽救的濒临逝去的生命，作品将生死相续的主题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个结局与小说截然不同。在小说中，故事结束在高潮之处，早早吞药自杀，卜绣文生下了晚晚，但早早有没有被抢救过来，卜绣文有没有难产而死，作者都没有交待，这是一个结局开放的小说。而在电视剧中，这些问题都有了完满解决，是一个常规意义上的大团圆结局。早早被抢救过来并治好了病，夏践石与卜绣文的感情危机得到了化解，卜绣文一家团聚在阳光下，杀害匡宗元的真正凶手则被捉拿归案。对于结局的两种不同处理，反映的正是电视剧与小说这两种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差异，同样也体现出了改编过程中所发生的主题偏移。小说的创作更具有私人性，作者也许会考虑到读者的感受，但不会将其奉为创作的唯一原则，小说中的人物则在创作过程中获得了自己的生命，作者也许会失去对其行为的控制，在结局之时面临着抉择的困难。而电视剧编剧则要充分考虑到观众的喜好，一个故事需要一个结局，观众希望看到团圆美满的结局，于是电视剧往往在结尾处为观众的观看活动划上一个完美的句号。不完美的小说结局实际上是作者对于生命意义探讨的尝试。毕淑敏在《血玲珑》中试图谈论生与死的问题，死亡是所有人的终点，如何面对死亡是每个人都需要回答的问题。而在毕淑敏看来，生与死是一个循环，由生而死、向死而生，晚晚出生所带来的生命力正是对其十分精彩的诠释。而电视剧将这个不完满的结局改向完满时，观众或许获得了一个完整故事的愉悦感，但整个故事所具有的对于生命意义探讨的张力则被消解。当然，或许对于一部电视剧来说，这些探讨并不十分重要，观众的喜好才是最值得在意的部分。
在《女工》的封面上，有一句话这样写到：“一个仁爱劳累的灵魂疲倦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小人物的心灵史。”毕淑敏在序言《她们和我血肉相依》中强调：我曾经和“她们”在一起，因而，我无法遏制与“她们”之间的情感以及对“她们”的尊重。小说中浦小提的人生历程在这些情节中合乎逻辑地演化着，她性格的变化与社会当时的状态是相互呼应的。这种冲突对于情节的发展来说是一种动力，这种因果关系贯穿于这部小说的整个书写路线。读者能够很容易理解一个普通下岗女性对于命运的不屈不挠、不卑不亢，她善良却不懦弱，有着勤劳的双手和追求尊严的灵魂，但是这样没有任何奢望的性格并不能保证她平静的生活。
《血玲珑》讲凶杀，讲新的医疗手段；《红处方》讲吸毒，讲人的欲望与人性的本质。《女工》的故事相对前两者而言更为平淡，其开始转向底层叙事。当然，这也切合了当时整个文坛的风气。但在这部作品中，人物的内涵被大大削弱，不再具有前两部作品所具有的复杂张力，坏就是坏，好就是好。《血玲珑》中的匡宗元，年轻时强奸了卜绣文，又害得卜绣文破产，对他的妻子同样造成了巨大的伤害。但是这样一个人，在得知早早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后却对她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感情。《红处方》中的庄羽，吸毒堕落，甚至下毒使简方宁染上毒瘾以致自杀，但她的堕落有着复杂的原因，在清醒的时候同样怀有对世界的一丝善意。这种丰富性是毕淑敏小说最有意义的地方，体现的是作家对人生的包容，对人性的丰富认知。而在《女工》中，这种丰富性消失了，尤其是在被改编成电视剧之后，女主人公成为了一个道德上的圣人，对于苦难充满热爱与自我奉献精神。这样一个形象，我们虽然可以说是对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人性堕落的抵制，但太过完美却只能让人觉得不真实而难以亲近。
三、结语
在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历程中，小说的影视剧改编一直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不同时代的由小说改编成的影视剧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主要是受小说来源扩张与改编力度变化的影响。毕淑敏的长篇小说具有一定的共性，主要是在主题、人物形象、结构、手法等方面呈现出来一定的相近相通之处。毕淑敏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并不完美，如《红处方》过于偏重意义的探讨；《血玲珑》没有充分展开原小说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传统大团圆结局堕入俗套；《女工》的善恶二元对立太过明显，人物趋于片面化，失去了真实感。但总体来说，这三部剧的故事都有着较为厚重的内涵，在作品主题的探究方面也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基金项目：平顶山学院2014年度青年基金重点项目“毕淑敏小说叙事策略研究”
（作者单位：平顶山学院/责编：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