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电视作品叙事角度的影响入手，去探察在该文本中，编剧是如何确立女性叙事权威、女性叙事者身份及女性主体意识的。
电视剧《红高粱》人物关系图一、戴九莲作为女性叙事者身份的剧作功能
电视剧《红高粱》以戴九莲的情感纠葛和人物命运的发展变化作为贯穿故事的主要线索，同时也让戴九莲成为了整个故事的核心人物。作为人物命运的注脚，电视剧线性地展开了戴九莲从“出逃”、“出嫁”、“出轨”、“生子”以及最后同日军同归于尽“出殡”的人物命运。
剧中的戴九莲，由于拜县长夫妇为义父义母从而使其成为权力的庇护对象；作为众土匪爱慕的对象且与匪首之一余占鳌生有子女使其成为暴力的保护对象；身为三十里坡酿酒大户单家的儿媳妇并最终成为单家的实际当家人使其成为财富的掌控者。从人物关系层面来看，戴九莲居于人物关系的核心，成为连接高密地区官、匪、大户这三股势力的中心人物（见人物关系图）。
除这些外部的形势条件之外，编剧也把各种优势条件加在戴九莲身上，将其塑造成为全剧中的“英雄式”人物。首先戴九莲具有出众的外貌形象，这使得她在剧中被多个男人惦记：富家少爷张俊杰与戴九莲青梅竹马，对戴九莲的感情贯穿全剧；土匪花脖子看上她的美貌将她绑了要做压寨夫人；余占鳌对她念念不忘并发生了高粱地里的野合；钱玉郎垂涎戴九莲的美色试图奸污未果，并成为后来钱玉郎多次给她使坏的主要原因。
另外，戴九莲具有斡旋周全的智慧和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情商。例如在剧中一开始身陷花脖子匪穴时为自保所表现出来的机灵，赴县衙营救余占鳌时的从容应对，反击大嫂淑贤时表现出来的老练的心机和手段，面对二叔三叔借征粮发难、蓄意刁难时的反戈一击……在多方势力中周全应对的类似事例还有许多，从全剧来看戴九莲是整个电视剧中最机智灵活又擅长斡旋的形象。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编剧将戴九莲设置成为了一个居于全剧人物关系核心且能充分调动“官、匪、大户”这三大主要势力的中心人物。同时由于其所具有的美貌和机智，戴九莲成为能够影响和推动剧情的核心枢纽，也成为编剧用来推动情节、结构故事时在剧中的代理人。换言之，戴九莲这一角色成为全剧中标志性的女性符号，承载起推动剧情发展的剧作功能。
以该剧的展开部分为例：余占鳌脱离曹二老爷的杠子班单干，以及后来落草当起了土匪就是想“混出个样儿来”，其出发点完全是因为戴九莲“瞧不起”他，他想向她证明自己不是一个怂蛋。类似的状况也同样发生在大少爷张俊杰的身上，第12集中张俊杰因为与自己青梅竹马的戴九莲被余占鳌奸污而和余占鳌决斗，却被打的奄奄一息，也正是在九儿一句“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要死要活的，还真看不上，要是有志气就自己赶紧活过来”的刺激下，才爬起身来并且完成人物性格上的第一次蜕变。这些都是戴九莲这一角色在剧中所承载的剧作功能。
当然，戴九莲这一女性符号形象自身在剧中的发展也是其剧作功能的主要体现。对于自身命运而言，戴九莲的每一次选择都直接影响着她自身的命运和故事的走向。电视剧《红高粱》有两处戏眼，分别是第6集戴九莲在高粱地与余占鳌野合，代表着戴九莲感情意义上生命的起点，第60集戴九莲在高粱地吸引鬼子并与之同归于尽，表明了戴九莲生命的终结。前一场戏是开端部的高潮，后一场则是全剧的高潮。在形成这两处高潮的情节拐点上，戴九莲都是彻底的情节推动者，无论是野合还是牺牲，完全都是戴九莲自己的选择。整个故事从开端部到高潮部，包括中间的发展部，戴九莲都是事实上故事走向和情节发展的主导者。
《红高梁》剧照二、缺位的男权与自觉的女性
分析剧中的人物设置我们不难发现，剧中集中出现了几个寡妇的形象。通常在传统男权社会中，男性家长是权力的拥有者，具有掌控自己及他人的权威，表现在影视剧中便是往往会有一个作为男权符号的家长。而在该剧中，以“淑贤”、“余占鳌母亲”、“四奎娘”为代表的角色出场时即被设定为寡妇的形象，且都是由于正常家庭关系中应有的男性家长的缺位而成为各自所在家庭中的权威形象。
另外，在《红高粱》中，女性多次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比如在第8集中，有一场戏就是男权与女权具有代表性的正面交锋。余占鳌被冤枉杀了胡郎中，作为男权符号代表的朱豪三执意要对余占鳌执行死刑。此时，作为女性符号的戴九莲、淑贤、四奎娘以及余占鳌母亲纷纷以拯救者的形象出现，并最终成功保住了余占鳌的命（甚至余占鳌母亲因此而丧命）。在这场戏中，女性集体站在正义面，仿佛奉献、感恩、智慧、善良等美好品格的化身；而男权符号朱豪三却因为对余占鳌的偏见站在非正义面，是一种不明真相、偏执的男性形象。这场较量以女性的胜利结束，也是全剧中强势女性形象符号的一种显现，体现了该剧激发女性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
而与之相比，剧中的男权则处于一种缺位的状态。如故事发展到戴九莲生产时，身兼父亲、丈夫等多重身份的余占鳌完全处于缺位的状态，而在场的单家两个叔叔则是负面的搅事者姿态，郎中也无法施救，使整个生产变成了女性自救的过程。在电视剧的高潮段落高粱地牺牲一段中，当众人被鬼子兵追赶时，余占鳌因为受伤已经不能行使男性符号所应承担的奉献和拯救职能，他与身边年幼的儿子豆官一样，彻底成为一个在场但职能缺位的符号。此时则是作为女性符号的戴九莲承担起了这个重担，以献身的方式完成了女性对男性的拯救。
从剧中的几个男性角色来看，朱豪三作为县长，就是权力的象征，但他在剧中多数时候都是以错误的实施者形象出现，从而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其权威性。另外，朱豪三非常尊重甚至有些怕老婆，孙大脚当着众人的面喊朱豪三为“朱骡子”，这显然是对男权的一种挑战，消解了传统男权形象。戴老三作为戴九莲的父亲好赌成性以至于卖妻还债，还贪图彩礼将女儿嫁给麻风病人，是一个负面的男性形象。至于罗汉，是一个忠实的伙计，但与其在电影中的死不同，电视剧中的罗汉是因为对鬼子修路破坏高粱地而进行反抗，出自一种本能无意识的反应，较之电影中作为一名八路军被鬼子杀害，罗汉的抗争缺乏一种自觉性。
电视剧《红高粱》以女性视角表现了女性自觉的主体意识。作为一个“英雄式的”女性形象符号，戴九莲成为推动剧情、结构故事的核心人物。但较之女性所呈现的自主自觉形象，本剧男性角色在剧中集体呈现出一种男权的缺位。也正是由于男权的缺位，女性担负起拯救他人和自我拯救形象，并最终以高粱地里戴九莲与鬼子同归于尽而将其推向了极致。
（作者单位：北方民族大学设计艺术学院/责编：倪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