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以文物为核心，塑造了三个叙事身份，分别是明星嘉宾作为国宝“守护人”，各大博物馆馆长作为“看门人”，普通民众人物作为国宝今生故事“讲述人”。他们都以一种虔敬之心守护每一件文物，共同回忆着历史的传奇，共同传承着文物所蕴含的精神。
一、文化守护：明星嘉宾作为国宝“守护人”
和许多综艺节目一样，在《国家宝藏》节目中也能看到很多明星嘉宾的身影。然而他们加盟节目的目的，却并不在于高额的报酬和自身宣传，甚至他们都有意弱化自己的原有身份，秉持谦卑的姿态和神圣的使命感，作为一个叙事媒介，来完成国宝故事和传奇的叙述与演绎，完成历史文本与现实生活的对话。他们的明星光环和社会影响，在这里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作为文物代言人、中华文化代言人，与文物一起唤起人们对于久远历史的凝眸，对于传统文化的怀想。
在节目中，9大博物馆巍然屹立，它们承载着中华古国千年历史沧桑变化的记忆。27件文物，每一件都是中国历史的亲历者，是历史的见证者。明星嘉宾畅游博物馆，亲近自己守护的国宝，镜头中的他们以弯腰之姿表示虔敬，以静静的凝视表达敬仰。人物的默默凝视是一种无言，而文物的静静伫立也是一种无言，沉默中交汇出的，则是穿越时空的对话，是崇高的沧桑老者对渺小的稚嫩新人的谆谆教导。
栏目组对国宝守护人的选择是十分慎重的。国宝与守护人之间存在某些方面的相似点，他们通过各种符号信息建构起一个具有特殊性又有共同名称的身份。比如湖北省博物馆馆长推荐的国宝“云梦睡虎地秦简”，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秦代竹简，包括我国迄今发现最早最完整的法典《秦律十八种》，对研究秦代社会具有重要价值。北大法律系毕业的湖北人撒贝宁曾主持中央电视台的法制节目《今日说法》，作为这一国宝的守护人，撒贝宁无疑是最适宜的人选。细心的节目组有意挑选和安排，以便在前世传奇的演绎环节预先设定人物身份，以增强观众的好奇心，也为明星嘉宾以重塑身份出场进行叙事提供了张力。
在对国宝“前世传奇”的演绎中，主要由明星嘉宾担纲剧中主要人物角色的扮演，明星嘉宾从一个旁观叙述者变成参与者，叙事视角也同样发生了变化。舞台剧中的明星变成主动参与者进行叙述，专有名称、服饰、舞台环境、舞台道具、叙述话语等符号作为潜在因素，为参与者再次建构出新的身份，而对这种身份的还原也调动起观众的热情，无形中被吸引到历史时空中体味沉思。
001号讲解员以“说书人”、“主持人”的身份出现，将历史以“话外音”的叙述方式置于舞台剧中，吸引观众走入合理虚构的历史故事之中，完成对前世传奇背景的了解。
无论是作为“国宝守护人”，还是作为讲解员，明星们都改变了自己以往的身份，带领观众对中国优秀文化进行重新审视与重新塑造，对文化自信的树立起到一定的作用。
二、文化坚守：博物馆馆长作为“看门人”
节目组还邀请中国9大博物馆馆长联席坐镇。各位馆长围坐交谈，他们从不同的视角解析，为观众普及文物背后的故事及文化知识。他们不再是处于高位的管理者，也不再是具有显赫身份的文化大咖，而是将自身定位为国家宝藏的“看门人”，为人民看护着中华记忆。赋予权威的博物馆馆长较为普通的身份，能够拉近观众与这些专家的心理距离，使他们的观点更容易被观众所接受和理解。
节目中，在文物面前，在中华历史和中华文化面前，包括博物馆馆长在内的公众人物始终都在秉持一种谦卑的姿态。这也表明，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面前，无论是专家、公众人物还是大众，都处在一个平等的层次，无高无低，一同受之于中华文化的滋养，一同肩负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使命。
三、文化传承：普通人作为故事“讲述人”
在国宝“今生故事”中，我们看到了无数普通人对文物的守护与传承。深谙人本理念的节目组煞费苦心，慎重选择，在这一环节中邀请的嘉宾多是在文物的守护与传承中默默奉献的普通大众。他们有来自故宫博物院的志愿讲解员，有基层民警，有教授专家，也有青年编钟艺术团等。他们都是业界精英，虽普通却不凡。他们身上不仅传承和发扬了所守护的国宝的内蕴精神，也彰显了中国人的精神和品格。比如上海博物馆推荐的“大克鼎”，这件国宝本为清代著名金石大收藏家潘祖荫所购得，潘祖荫购得一年后便去世，其弟潘祖年只好把所有文物秘密运回苏州交给孙媳潘达于。潘祖年弥留之际，嘱咐潘达于要好好看管这些宝贝。为了践行这个承诺，潘达于历经战争浩劫，费尽千辛万苦，直到给这些文物找到一个好去处—上海博物馆。据统计，她捐给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有400件以上。
“今生故事”讲述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民族身份。“民族身份的构建过程包含了一种集体归属感（asenseofcommunity)的形成。”①在时间流变之中坚持如一的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与环境下构成集体归属感的特别信仰和价值观。正是由于这种集体归属感的存在，当大众意识到自己与讲述人同根同源时，他们便自觉将其视为榜样和精神向导，主动追随其学习，进而传承优秀的文化。在这一环节，故事讲述人虽为普通人，不为大众所熟知，但其身上却蕴藏着强大的精神力量，透过笃定的眼神和沉着的声音，震撼大众的心灵。
通过这些普通的讲述者，节目走下“神坛”，亲近平民，打破了曾被“束之高阁”的国宝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使国宝所蕴含的精神被大众很好地领会和接受，从而间接推动了中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四、文化归属：受众群体的另类叙事
受众群体也有着多重身份，他们既是阅读者、观看者，又是解读者、传播者。作为互联网用户，他们参与了节目的间接创作和有效传播。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会输出内心话语。在来回往复的表达过程中，不仅让文化实现了归属，还使之扩大了影响。
受众群体虽有着多重身份，但在互联网这一平台的作用下，个体之间的差异性被掩盖，只以一种共同身份参与其中。受众群体隐藏在屏幕之后，虽不可见，但却到处显现。其畅所欲言，将网络表达变得丰富多元，也为节目的叙事增加了另一种解读,弥补了节目的不足。
宽泛且丰富的信息聚合，激起了大众主动守护国宝的责任感和积极传承中华文化的热情。目前，手机移动客户端逐渐成为观众观看节目的重要渠道，成为人们接受影视文化的首选途径。年轻观众喜欢在B站观看视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其拥有弹幕这一互动交流平台。对于观众来讲，它同时也是表达心声、表达观点的重要媒介。在弹幕中，人们赞赏、肯定，也夹杂着怀疑、批评，有感慨、感动，有号召响应和签名立誓，甚至还有知识的扩充（弹幕中往往会涉及台词出处、背景音乐来源等信息），这些都是观众即时的真实心境表达。观众观看节目时，除了接收电视节目本身的视听信息以外，还有彼此互动、彼此学习的文字信息。通过弹幕交流，年轻一代互诉古老文化的缺失与传承，感怀祖先的匠心与坚守，对中华文化产生了新的认识。
五、结语
在全球化融合进程中，在互联网的推动下，全球文化、异质文化逐渐使民族文化同化、整合，每一个对本国文化缺乏深层体验的人都极易成为无根的浮萍，最终导致自己文化身份的缺失。正如德国电影理论家克拉考尔曾指出的那样：“电影在反映社会时所显示出的与其说是明确的教义,不如说是心理素质—它们是一些延伸于意识维度之下的深层集体心理。”②透过普通个体身上所折射出的深层的集体心理，我们能够看到大众身份缺失的焦虑。在《国家宝藏》节目中，无论是“守护人”，还是“看门人”，抑或是故事的亲历者和讲述者，他们在感动共鸣中主动将“自我”凸显，主动守护国宝，守护中国文化；同时，他们也甘愿消解“自我”，重寻自我身份和精神归宿。
对于身份缺失的大众来讲，通过《国家宝藏》中“看门人”的专业解读，以及“守护人”的讲述和倾情演绎，可以不再依靠想象来寻找自我精神归属，可以在实际存在的“国宝”中进行文化寻根和身份认同。
总之，《国家宝藏》对于文物历史的还原，激活了文物的文化力量，激活了观众的文化情愫，进而增进了大众对自身文化的归属感、认同感，达到文化自信的目的。这也是《国家宝藏》作为一档文化节目的最高追求。
注释：
①[美]比尔·尼科尔斯著，陈犀禾、刘宇清译：《纪录片导论（第2版）》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版，第217页。
②[美]罗伯特·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著，李迅译：《电影史：理论与实践》,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版,第211页。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责编：莎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