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认识中西文化差异，避免文化误读与被误读
基于社会规范、观念体系、思维方式等文化差异，国外纪录片对我国文化存在难以避免的偏离事实的理解和评价，形成文化误读。如《中国的秘密》的第一集《适者生存》，BBC试图把一些青少年沉迷于网络游戏问题归结于对“体制压迫”的叛逆，记者这样说，“老一代人习惯于压迫性的领导和严厉的规定，这也让生活变得非常艰辛……在这个国度，年轻人活在高压下，循规蹈矩……你会看到，为了展示逃离高压体制的束缚，网络游戏热到爆棚。我想去谈谈，中国是否真的能让年轻的一代人幸福地生活在体制中。”这些对中国社会的观照和解读显然有失偏颇。文化误读源于文化差异，受社会历史、语言水平、知识结构等因素制约，有时也不免服务于阐释者的某种利益需要，具有一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
我国纪录片创作者既要通过艺术作品有力回击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读，更要清醒地认识到：在跨文化交往中，任何一个交往主体都难以完全脱离自身的文化框架，对异文化的阐释和吸取往往决定于自身的文化和环境条件。同时在创作对外传播电视作品时，要高度正视和把握中西文化差异，如中华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意义隐含在语境和关系中，通常在传播过程各方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是借助各种不成文的规范、价值观、仪式等非语言符号信息……西方文化属于低语境文化，信息大多存在于传播过程中，传播者主要依靠逻辑推理、思维和语言进行表达，直接和外在的语言交流更容易理解与被理解……③只有真正理解了中西方文化的种种差异，我国纪录片创作者才能创作出符合接受者文化语境的作品，从而做到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既避免误读也避免被误读。
二、坚定文化自信，尊重文化多样性
文化的多样性源于人类物种和文明的多样性发展，“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评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④文化相对主义主张和强调不同文化的价值和相互理解。国外有关中国的纪录片都以各自视角阐释它们所认识的中国，但大多集中于宏大的政治、经济题材上，主题则多集中在对“神秘古老中国”和现代中国经济发展上。国外有关中国的纪录片向我们呈现了一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部分纪录片中的客观呈现和阐释为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提供了平等自由存在的空间。如Discovery频道2015年推出的《运行中国》比较客观地探讨了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中国是如何运行的？”“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究竟是如何发展的？”我国纪录片创作者应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尊重文化多样性观念，这是对异域文化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但也应理性地认识到，不能沉浸在中国传统文化符码里，从而陷入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定势认知模式。以下观点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路径：“世界知道中国有多古老，无需再去强调。真正需要的是以简单的方式去了解今天的中国正在发生什么。”⑤我们需要做的是既对我国传统文化有深刻认识和理解，又能在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形象。
三、展现立体中国，避免陷入民族中心主义窠臼
那么，如何在我国纪录片中构建一个全新的现代中国形象呢？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及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的纠葛等因素，我国纪录片创作呈现出多样形态：主流媒体传播的纪录片大多从宏大的民族、国家立场出发构建壮丽宏伟的中国形象，独立纪录片人制作的纪录片则更多从边缘性题材入手将触角伸入基层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前者鲜少被国外媒体接受，甚至被当成反面教材传播，即使输出传播也被国外媒体以符合于其审美的方式进行重新剪辑和叙述，如《美丽中国》的中国系列片版和BBC单片版所呈现的叙事及审美差异已被业界和学界阐释得较为详尽；独立纪录片创作作为前者的补充在本世纪已逐渐受到重视，也有了长足发展，但由于缺少资金、政策等的支持，难出大片，还需要进一步探索体制内和体制外纪录片创作者合作共融的更佳方式。其次，还需要明确的是，文化和传播具有同构和偏向的双重特性，“传播是创造、修改和转变一个共享文化的过程；文化就是按照某种方式互动和创造某种互动的方式；文化具有民族中心主义倾向。”⑥由于对本民族、本土文化及本国的情感和精神认同，纪录片作为跨文化传播的重要形式容易陷入民族中心主义的窠臼，这是我国创作者需要意识到并且避免的问题。如前所述，我们需要把更多关注点放在现代中国形象的构建上。中国形象在国际社会的种种遭遇提醒着我们：国家形象如果单一地展现容易陷入被扭曲和误读的困局。因此，国家形象应该是多层次地被展现，才能避免被误读甚至解构的可能，从而谋求长期且可持续的国际影响力。
四、努力做到对话与倾听，增强跨文化传播能力
在现代中国形象的建构上还需要明确两个问题：国家形象如何建构？国家形象如何有效地持续传播以达到最佳效果？本文认为，做到倾听“他者”的声音并努力与其对话，同时让自己拥有跨文化传播的能力，是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关键所在。单波教授的观点值得参考，他认为，由于文化与传播同构，因此，“当文化的偏向与传播的偏向互现的时候，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沟通就会显得相当艰难。”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回到‘互惠性理解’(reciprocalunderstanding)，即建立在对话与合作中的理解，才能超越文化偏向，超越把他者文化当作知识理解与兴趣满足的局限，形成建构跨文化传播关系的可能性。”⑦客观地说，价值取向选择上贬抑或赞美中国的纪录片并不意味着其制作粗劣，由于价值观念不同导致创作者在主题选择上和主观价值评判上存在一定偏颇，是难以避免的。从另一个角度说，剔除掉那些偏颇和恶意，这些来自“他者”的声音不也正是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成果及与其相伴而生的弊端的形象呈现。倘若我国创作者能以宽容与自审的态度剖析这些一度被认为棒杀或捧杀我国的纪录片作品，以理性的态度与其创作者进行对话，倾听“他者”的声音，以反思注入自己的创作，“对不同文化的修辞敏感性，采取描述性、非评价性立场的能力，适度的移情能力，灵活应付不同场景的角色行为能力，拓展心灵与减少偏见的认同灵活性与认同协商能力。”⑧一定能创作出更为丰厚和深刻的适合跨文化传播的纪录片作品。
五、结语
我国国家形象在“他塑”中呈现出复杂的影像景观，纪录片跨文化传播有责任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以“他者”观照自身，我国创作者需要坚定文化自信，不断提升自身素养，提高跨文化传播能力，理清跨文化传播思路，明确纪录片跨文化传播目标指向，从而以自觉的创作努力承担起我国国家形象的“自塑”重任。“中国文化形象的定位应当是‘传统中国’、‘现代中国’与‘未来中国’三种形象的综合，其‘理想模式’可概括为：一个历史悠久、为世界文明做出重要贡献的国家；一个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多元发展的国家；一个融入世界文化体系、有能力承担特殊责任的国家。”⑨纪录片创作实践可以从选题、内容、叙事、经营和传播等多方入手，建立国际视野，将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与网络新媒体技术相结合，通过品牌建立与国际市场开拓，逐步建立多层次的国家形象传播体系，“自塑”并传播更为真实、可信且丰富的中国形象。当然，这一切离不开作为国家形象对外传播的主导者的政府层面的投入，立足本国国情，革新观念，重构对外传播整体战略，整合优化资源为创作者所用，创建更多对外传播渠道，加强相关学术研究有效投入，为我国文化被信任、理解和尊重提供更多可能。
本文系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纪录片中的地域形象建构研究”（项目编号“17G112”）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对外传播》，2006年第12期。
②⑧⑨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39页，第331-333页，第445页。
③[美]史蒂夫·莫滕森编选，关世杰等译：《跨文化传播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④梅尔赫尔斯科维茨：《文化相对主义》,兰登书屋，1972年版，第32-33页。
⑤[美]乔舒亚·雷默等著，沈晓雷译：《中国形象》，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41页。
⑥⑦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
（作者系武汉学院信息及传播学院传播系副教授/责编：王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