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白白的月亮。年轻姑娘的面容，出现在我的心上。……如果不曾相见，人们就不会相恋。如果不曾相知，怎会受着相思的熬煎』大凡看过歌曲《在那东山顶上》MV的人都会记得，著名歌星谭晶骑着牦牛，从雪山深处款款走来，洁白的哈达、深邃的寺院、绛红的喇嘛袍、连排的大经筒、五彩的经幡和藏族女人背水及打酥油的场景、华丽的藏族服饰等，都通过整首MV展示出来，让人们记住了仓央嘉措，去欣赏他的一首首诗歌。
让仓央嘉措诗歌走向世界
诗集《仓央嘉措情歌》出版后，给于道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成为学术界轰动的大事，胡适之、许地山都曾大为赞赏。人们十分欣赏仓央嘉措诗歌的清丽哀婉，又非常同情这位诗人非凡的身世和才华。
1930年（中华民国十九年），于道泉教授推出了《仓央嘉措情歌》的藏、汉、英三种语言的对照版本,开启了中国仓央嘉措文化研究之门。
有趣的是，于道泉走进藏学的大门，印度大作家泰戈尔是引路人。1924年，于道泉大学毕业便来到北平，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被聘请为助理研究员，获公费留美资格。此年恰逢泰戈尔访华，于道泉因英文能力出众，被推选担任其济南访问的临时翻译。当泰戈尔行至济南佛经寺院，于道泉以自己的一点佛学知识，介绍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史。此举让泰戈尔大为惊异：“你是我来中国见到的第一位对印度文化有兴趣的人。”当时，泰戈尔正忙于在印度创办国际大学，并寄望于当时的中国政府选派留学生。于是，他建议于道泉同去北京，然后准备赴印留学。于道泉也已为这位印度学者折服，便欣然应允。
此举使得于道泉父亲勃然大怒，但依然未能动摇他的意志。他跟随泰戈尔来到北京，只是不料最终未能成行，因为泰戈尔的学术交流计划，未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达成共识。泰戈尔离京前，把时任北京大学梵文教授的钢和泰男爵介绍给于道泉，并对他说：“这位从立陶宛来的爵士可以教你梵文、藏文，可以满足你探索生命秘密的要求。”
于道泉(后排左)与齐大同学合影，右图为于道泉在巴黎大学文学院的学生证（供图/秋天）
徐悲鸿画泰戈尔画像于道泉跟随钢和泰学梵文、藏文期间，就住在他家。在钢和泰的梵文课上，于道泉负责把钢和泰的英文当场译成现代汉语。钢和泰评价说，于道泉三个月学习的进步比别的人一年还快。于道泉学成后，发现没有工具书，决定自己编写一部藏汉英词典。雍和宫是北京最大的藏传佛教寺庙，有一批蒙藏僧人常住，是北京唯一的藏语环境。为了学到地道的藏语文，设法认识了雍和宫的僧官，由这些僧官借给他一间房子，他就搬到雍和宫住，与这些藏族僧官朝夕相处。为了节省做饭时间，于道泉买了五个大暖瓶，装满稀粥一直到吃完再做，被季羡林戏称为“于喇嘛”。
在这期间，《仓央嘉措情歌》算得上是于道泉著述中的“重头戏”。“我在1924年到北京来的时候，从西藏派来的三位僧官刚到北京不久。”结识不久，雍和宫的僧官喇嘛将携带的《仓央嘉措情歌》藏文原著馈赠给于道泉。他当时爱不释手，在燕京大学教书的许地山动员于道泉将它翻译出来，并说可以替他找到出版的地方。于道泉便翻译了出来交给许地山，但于道泉认为还有不少地方一直无法搞懂，“把这样一份我自己都没有信心的译稿拿去发表，我觉得不太合适”。
1928年，于道泉经陈寅恪推荐，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工作。在所长傅斯年的“逼迫”下，才把自己这份认为还有许多问题的旧稿拿出来交给了傅斯年，当作自己在研究所的成绩。《仓央嘉措情歌》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考古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于1931年在北京出版，向全世界传播，仓央嘉措作为藏族诗圣的真面目才渐为世人所认知。与此同时，于道泉依据《隆多喇嘛全集》的内容，将仓央嘉措达赖喇嘛的身份公诸于世，开创了仓央嘉措研究的先河。“由于该书同时又译成英文流传国外，因而引起国际藏学界的高度重视，为我国藏族文化的传播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仓央嘉措情歌》出版后，给于道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声誉，成为学术界轰动的大事，胡适之、许地山都曾大为赞赏。人们十分欣赏情歌的清丽哀婉，又非常同情这位诗人不平凡的身世和才华，认为于道泉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无独有偶，大文豪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提及《仓央嘉措情歌》，民国文学和戏剧史论家卢前曾编著过一本《饮虹乐府》，里面收录了仓央嘉措的诗作《雪夜行》。在诗前小序中，卢前说他曾与喜饶大师谈及仓央嘉措，“言其仪容俊美，文采秀发，不谨戒律，所作歌曲多言男女，间及佛法……”
面对文化界对《仓央嘉措情歌》的盛赞，于道泉却说：“那是前几年住在雍和宫时，跟几位藏族僧人学习藏文时的作业，一首一首请教他们才能翻译成汉文和英文的，并未打算出版；后来，因为在史语所编写藏文大字典的计划未获通过，自己又没兴趣做别的事，所里要求交出研究成果，只好把情歌整理一下，梳妆打扮一番，送到所里，没想到就印了出来。赵元任先生为此书搞了一个拉萨音系放在前面，别的人误会了，以为这个拉萨音系是我搞的，几十年中心里一直忐忑不安。”
若回顾《仓央嘉措情歌》诞生的历史，据传最早刊刻的《仓央嘉措情歌》木刻版，1747年由藏代本詹东巴出资刊印，但是这个版本现在没有人找到，而于道泉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也缘于这个木刻版的复制版。
1747年，西藏郡王颇罗鼐去世，他曾是拉藏汗的重臣，在1727年前后藏贵族的武装冲突中取得胜利，并在清廷的支持下掌控西藏地方政权，他同七世达赖喇嘛父亲的关系紧张，同七世达赖喇嘛也长期不和。颇罗鼐的重臣詹东巴缘何刊印仓央嘉措的情歌？据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研究所原所长陈庆英推断，或许詹东巴有不为人知的理由，是否以此来影射仓央嘉措转世灵童七世达赖喇嘛，今天人们很难揣测。
傅世年
胡适之
陈寅恪
1924年春泰戈尔访问济南，任临时翻译的齐大学生于道泉（后排左二）与泰翁一行人合影。（本跨页资料供图/秋天）
1934年9月4日于道泉在雍和宫与喇嘛土登坚赞的合影（供图/秋天）1751年，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承袭颇罗鼐的郡王爵位，不到四年就被驻藏大臣傅清和拉布敦诛杀，乾隆皇帝废除西藏郡王制，由七世达赖喇嘛掌管西藏政务。不过七世达赖喇嘛掌政也仅有七年，在1757年圆寂。在西藏政局剧烈动荡时期刊印的《仓央嘉措情歌》，也是生不逢时，难以传播。在这一时期到拉萨学法的土观·洛桑却吉尼玛、二世嘉木样·久美旺波都是诗作颇丰的学者和著作家，但是他们都没有提到这部《仓央嘉措情歌》。
让人诡异的是，《仓央嘉措情歌》木刻版传到了内蒙古的阿拉善和甘青的少数寺院，在阿拉善还有了复刻本。20世纪初，十三世达赖喇嘛来到甘青地区时，阿拉善寺院献给他一册《仓央嘉措情歌》，带回拉萨后刻印流传。近年出版的仓央嘉措情歌的藏文版，依据的正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在拉萨刻印的，十三世达赖喇嘛成了《仓央嘉措情歌》最大的幕后推手。
从《仓央嘉措情歌》由藏语翻译成外来文字，于道泉也不是第一人。1906年至1930年，是仓央嘉措诗歌开始翻译成英文的萌芽阶段。1904年，英军侵入西藏，奥康纳因熟练地掌握了英语和藏语两种语言，被选为当时英军翻译，1906年出版了自己撰写的《西藏民间故事》一书，在书中翻译了仓央嘉措的4首诗歌，并取名为《情书》。在这一时期，毕业于牛津大学的贝尔，在他的著作《西藏的过去与现在》中翻译了仓央嘉措的7首诗歌。
1915年，出生于今孟加拉国的S.C.达斯出版了《藏文文法》，该书收录了仓央嘉措诗歌61首。达斯1849年出生，1917年去世，国际知名藏学家。19世纪末期，达斯曾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雇员，参与若干政治活动。藏历十五绕迥土兔年（1877年），达斯装扮成佛教徒潜入西藏。他到江孜帕拉重孜庄园后，帕拉夫人看到达斯那装出的可怜相，即发善心，予以救济，并介绍给扎什伦布寺第四世生钦·洛桑班丹群培活佛，生钦收达斯为徒，赠与诸多经典。鉴于第一次抗英战争的严峻形势，噶厦严办违令资敌重案，没收生钦一切财产，撤销一切职务，流放工布江达地方死亡。帕拉家族也以庇护和资助达斯间谍活动遭到重罚，每年罚缴青稞近万克（每克约合14公斤）。
于道泉教授于1930年翻译的《仓央嘉措情歌》英译本出版后，直到1961年，美国藏学家马里恩·邓肯在其著作《西藏的歌谣及谚语》中翻译了仓央嘉措的诗歌66首,这是海外出现的首个仓央嘉措诗歌英语全译本。他在书中还提出“藏族诗歌是有规律的，有音乐性的，在翻译中，如果节奏不协调或者不和谐，诗歌就会变成散文”的观点。邓肯的这个译本属于典型的学者型译本,其间译者对于原诗的阐释十分新颖,对于藏语中敬语的注意值得敬佩,特别是他以11个英语音节对译6个藏语音节的大胆尝试令人称道。
继于道泉之后，研究仓央嘉措情歌者接踵而至。1932年，刘家驹推出了《西藏情歌》，里面收录了仓央嘉措诗歌。1937年，北京大学高才生、古典文学造诣颇深的曾缄将诗歌转换成古典诗词形式，推出了《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曾缄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来到蒙藏委员会任职，仓央嘉措情歌就是其任职期间从民间流传的情歌中收集、整理，由藏语翻译而成。就在同一年，刘希武对《情歌》韵律做了一些解释，推出了五言绝句版的《仓央嘉措情歌》。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误倾城；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这首诗出自曾缄所译的《六世达赖情歌六十六首》，最早为于道泉所译内容：“若要随彼女的心意，今生与佛法的缘分断绝了；若要往空寂的山岭间去云游，就把彼女的心愿违背了。”曾缄在于道泉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再译，他觉得于道泉的版本太过平白，遂“广为七言，施以润色”。至于后面两句，则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创作了，和仓央嘉措诗歌内容无关。
1983年10月21日，西藏文化界就曾在拉萨隆重集会，纪念仓央嘉措诞辰三百周年。从当时的报道可以看出，尽管这位西藏历史上最著名的诗人受到了空前的尊敬。仓央嘉措的诗看似不合戒律，但是从他的诗歌和传记里可以看出，他的大部分诗歌，表达的是对佛法的敬畏和对众生的劝谕。
于中央民族学院退休的教授于道泉（供图/秋天）《非诚勿扰2》改编的仓央嘉措情诗蹿红
原本就是谜一样人生的仓央嘉措及其情歌，更是吸引了来自众多世俗的眼球，各种版本的仓央嘉措诗歌，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图书市场上。
2011年的贺岁片《非诚勿扰2》火了，不是因为葛优、舒淇这样的大牌明星，而是因为影片中出现的两首改编的“仓央嘉措情诗”而迅速蹿红大江南北。
原本就是谜一样人生的仓央嘉措及其情歌，更是吸引了来自众多世俗的眼球，各种版本的仓央嘉措诗歌，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图书市场上。
《非诚勿扰2》的片尾曲《最好不相见》很美很凄楚，歌词是这样的：
最好不相见，便可不相恋。
最好不相知，便可不相思。
最好不相伴，便可不相欠。
最好不相惜，便可不相忆。
最好不相爱，便可不相弃。
最好不相对，便可不相会。
最好不相误，便可不相负。
最好不相许，便可不相续。
最好不相依，便可不相偎。
最好不相遇，便可不相聚。
《最好不相见》改编创作自仓央嘉措诗歌的《十诫诗》，知名音乐人栾树为歌词谱曲。《仓央嘉措情歌》最早的汉译本由于道泉翻译，最后一首这样翻译：“第一最好是不相见，如此便可不至相恋；第二最好是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用相思。”《最好不相见》即来源于此诗。
若喜欢仓央嘉措诗歌的人，对《见与不见》这首诗不陌生，这首诗标明作者为仓央嘉措。这首诗这样写道：
你见，或者不见我，
我就在那里，不悲不喜；
你念，或者不念我，
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你爱，或者不爱我，
爱就在那里，不增不减；
……
看过《非诚勿扰2》的人都知道片中最后，李香山女儿在父亲临终前的人生告别会上念了一首诗，它探讨了爱与生命两大主题，内敛而深情，不少观众热泪盈眶。而这首小诗《见与不见》的作者一度被误传是十七世纪著名诗人仓央嘉措，其实是一个广东女孩子所写，她的名字叫谈笑靖，笔名扎西拉姆·多多，该诗出自她2007年创作的作品集《疑似风月》，原诗名为《班扎古鲁白阿玛的沉默》。作者关于此诗的灵感在文中也有记述：这一首的灵感，来自于莲花生大士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我从未离弃信仰我的人，或甚至不信我的人，虽然他们看不见我，我的孩子们，将会永远永远受到我慈悲心的护卫。”摘自漫画集《仓央嘉措》（插画/赵泽）扎西拉姆·多多写这首诗的时候，正是失业的第三个年头，是对世俗的茫然和困顿都已经开始渐渐习惯的时候。“写下这首诗本身，并没有让我自己特别激动或感动，只是再一次地告诉自己，有一种力量哪怕我们无法看见，这份爱也许不会改变我们的境遇，但是相信这份爱的存在却能给予我们接纳各种遭遇的平静力量。”
那一刻，我升起风马，不为乞福，
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香雾中，
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日，垒起玛尼堆，不为修德，
只为投下心湖的石子；
那一夜，我听一宿梵唱，不为参悟，
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
……
若我们仔细阅读当今社会上误传为仓央嘉措诗歌的《那一天》在网络上特别流行。这首诗歌则出自歌手朱哲琴于1997年发布的专辑《央金玛》，原名《信徒》，作者为何训田。
“住在布达拉宫中,我是雪域最大的王；在拉萨的大街上流浪,我是世间最美的情郎。”这首诗在网上特别流行，仓央嘉措因此诗而被贴上标签“最美的情郎”。该诗作者为刚杰·索木东，又名来鑫华，当代藏族诗人，多年前和兰州的另一位诗人，一起品读仓央嘉措的作品时，从仓央嘉措的一首诗中衍生的一首诗歌，也不是仓央嘉措的诗作。
仓央嘉措不仅是格鲁派宗教领袖，更是一位卓有成就的诗人。300多年来，仓央嘉措诗作，深受西藏人民的青睐，几乎人人皆可吟咏背诵，穿越三百年而传唱不衰。可是，随着改革开放和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的日益增多，不论从不同文种、版本种类的大量介绍、整理翻译和研究的深度、广度看，在国内外几乎可以说无出其右者。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在国内聚集、形成了庞大的追星族，出现了仓央嘉措诗社、仓央嘉措诗歌研究中心等大量专门研究仓央嘉措诗歌的组织，有的组织成员接近万人。
仓央嘉措文化，如今成为网络文学界的主要藏族题材之一，这主要是因为仓央嘉措诗歌的广泛流传与仓央嘉措文化的通俗化应用，如“玛吉阿妈”的商业使用，或以仓央嘉措相关题材为标签的旅游产业的兴起等。在网络文学领域中，仓央嘉措逐渐形成了较为一致的形象，并自发生成了仓央嘉措形象约定俗成的角色标签。尽管这些标签并不完全符合主流学术观点，也不符合历史上仓央嘉措的真实形象，但仓央嘉措形象所表达的群体普遍认知，则具有极其丰富的文化认同价值。仓央嘉措诗作，作为当代中国的一道特别亮丽的文化风景线，超越了时空、地域、民族和语言，为全社会所共享。摘自漫画集《仓央嘉措》（插画/赵泽）仓央嘉措新版诗歌诞生
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成立后，着手收集、整理和出版仓央嘉措文化系列丛书，尤其是在整理、翻译仓央嘉措诗歌版本等方面，努力追根求源。随着对仓央嘉措拉萨原始木刻版58首诗歌的整理和翻译，在保持仓央嘉措诗歌玉润珠圆、民歌风韵的同时，从诗歌内容到形式，从文风到译文等，尽量做到正本清源，形成新的风景线。
仓央嘉措诗歌目前出版的汉、英两种版本就有很多，诸如印度人达斯在《藏文文法》1915版中收集的英文版59首，于道泉1930年翻译的藏、汉、英《仓央嘉措情歌》62首，西藏自治区文化局翻译的汉文版本66首，青海民族出版社1980年汉文版本74首，1981年庄晶整理本的汉文版收入120首，北京民族出版社1981年汉文版本124首。国内几个英文版本收入仓央嘉措诗歌数量也不一样，于道泉的66首，斋林·旺多的71首等，不一而足。甚至在西藏民间，还出现了一本440多首的藏文诗歌手抄本。
仓央嘉措到底有多少首诗歌，尚未有一个准确数据。据《藏族文学史》主编佟锦华先生统计，目前集录成册的有“解放前即已流传的拉萨藏式长条木刻本57首”。不过，于道泉在《仓央嘉措情歌》译者小引中，就曾怀疑“下面这六十二节歌，据西藏的朋友说是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所作。是否是这位喇嘛教皇所作，或到底有几节是他所作，我们现在都无从考证”。
庄晶在《仓央嘉措初探》中就曾指出，“从抄本的文风看来，前后极不统一，大多比较粗糙，内容也混乱无章。木刻本所录的诗歌虽然多数非常优美，但分析一下内容，也有前后矛盾，甚至水火难容之处。”庄晶继而以两首情歌作对比：“默想上师的尊面，怎么也没能出现。”“没想到那情人的脸蛋儿，却栩栩地在心上浮现。”这两首自相矛盾的诗，怎能同时出现在《仓央嘉措情歌》版本集？是否为当时的市井歌谣而强加给仓央嘉措？
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成立后，着手收集、整理和出版仓央嘉措文化系列丛书，尤其是在整理、翻译仓央嘉措诗歌版本等方面，努力追根求源。随着对仓央嘉措拉萨原始木刻版58首诗歌的整理和翻译，在保持仓央嘉措诗歌玉润珠圆、民歌风韵的同时，从诗歌内容到形式，从文风到译文等，尽量做到正本清源，形成了一道新的风景线。
谈起翻译拉萨原始木刻版，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会长巴桑罗布介绍说，仓央嘉措到底为我们留下了多少诗歌，或者说哪些是属于仓央嘉措诗作，哪些则不是？若从不同版本作品的风格、形式、境界等，也很难辨别这些诗作是否出自仓央嘉措之手。有些仓央嘉措诗歌版本的编者出自藏学大家之手，少的57首，多的124首，也弄不清哪些是仓央嘉措诗歌。他渐渐意识到：只有追根溯源，或许才能正本清源。于是，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就开始着力寻找仓央嘉措诗歌的原始版本。2017年7月，西藏仓央嘉措文化研究协会副会长多吉平措博士找到了拉萨木刻版本。《仓央嘉措情诗》藏文木刻版。（供图/罗洪忠）“这次发现的拉萨版本为传统的长条经书式版样，共收入58首仓央嘉措诗歌，其中55首为六言四节诗，三首为六言六节诗歌。但这个版本与同期拉萨其他木刻版相比较，刀锋和纹路是一样的，但质量差得太远，错字异常之多，有的诗句残缺不全，有的跳行掉句，至今难以甄别等。”据巴桑罗布会长介绍，每首诗歌的第一节、第三节和第五节都没有打“榭”号，这表明第一节与第二节、第三节与第四节、第五节与第六节各是一句话。如这两句中间都没有“榭”号，这二十四个字构成一首六言四节诗。为了增强诗歌的音乐性和节奏美感，他们只好将两句话分四节来吟诵，但不写（榭)号，以防伤及正字文法。
巴桑罗布会长将眼下所能看到的仓央嘉措诗歌版本同拉萨版本相比较，认为所有版本和译本的最初来源是拉萨版本，拉萨版本是源，其余版本是流。如1915年的达斯辑本59首中，52首收自于拉萨版本；1930年于道泉整理的66首中，有58首收自于拉萨版本；1980年青海人民出版社整理本74首中，58首收自于拉萨版本；1981年庄晶整理本124首中，57首收自于拉萨版本。而曾缄、刘希武、苏朗甲措、王沂暖、陈庆英和龙冬等藏译汉文本中，也基本上把拉萨版本58首都翻译成汉文了。
巴桑罗布会长翻阅拉萨版本，其标题为《仓央嘉措传——念珠辑录》，让他疑惑不解的是，拉萨版本标题为何称“传”？作者念珠是何许人也？可达斯却将拉萨木刻版标题改为“仓央嘉措道歌”，而于道泉辑本则翻译成《仓央嘉措情歌》，自此“情歌”大行其道，扩大了仓央嘉措的知名度。庄晶整理本124首藏文本没有标题，其译文标题是“仓央嘉措情歌”。西藏人民出版社《仓央嘉措道歌集》的藏文标题是道歌。他经过对全部内容的仔细校勘证明，这一版本来源于拉萨版本。
该协会找到拉萨木刻版后，便让藏汉文功底深厚的专家担任翻译，将其定为《仓央嘉措诗歌——念珠辑录》。在巴桑罗布会长看来，念珠将58首诗歌称作“仓央嘉措传”，是讲不通的。他也感到，若将仓央嘉措诗歌称为“情歌”或者“道歌”，既不是拉萨版本的原标题，也不利于自由宽松的学术研究与交流，更不足以全面、准确表达真实的诗歌意境和风格。
巴桑罗布会长阅读其他版本时发现，除了拉萨木刻版外，其他版本都或多或少都存在擅自增删诗歌的情况。就拿“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第二最好不相识，如此便可不相思。”这首诗歌非常流行，可拉萨版本中没有这首诗。拉萨版本第47首诗歌，“对于无常之死，若不常常去想，纵有盖世聪明，实则如同傻子。”因原文残缺不全，很多版本都将这首诗给删除了。
“藏文中正字问题是指不准确、不完整的文字，不完全等同于错字。这次我们发现的拉萨木刻版存在很大的正字问题，58首诗歌正字完全准确无误的仅有5首。对于熟谙藏语文，有一定藏族民间文化素养的人来讲，这些正字问题是可以解决，能够纠正的，译文时也不会遇到大的歧义或特殊困难。”巴桑罗布会长讲到这里时说，“于道泉先生的整理本，是在完全没有处理正字问题的前提下进行译文的，这一点至今清晰可见。于老先生也对自己的翻译表示抱歉，毕竟他当时刚学习藏语的时间不久。”
巴桑罗布仔细阅读拉萨版本，看到里面诗句残缺或者上下跳行的至少有6首诗歌。这种掉字、跳行，诗句残缺不全的状况，比起正字问题的校正要困难得多，不少版本未能纠正。他们在整理、翻译仓央嘉措诗歌原始版本，通过版本研究校勘纠正正字问题等，并不是为了满足人们对“僧人情诗”的一种猎奇心理，而是提高对诗歌的欣赏能力和审美情趣，植入现代生活。
在物质文化生活贫乏的旧西藏农牧区，却极富民间文学，民歌更是无时无刻不绝于耳。无论是农家还是牧人子女，长到十来岁还不会唱十来首民歌，就非常没有面子。巴桑罗布会长仔细研读拉萨版后说：“《仓央嘉措诗歌》，主要是300多年前流传于拉萨民间的情感、抒情歌谣，完全来自西藏的传统民歌，甚至可以说，它就是民歌的一部分。仓央嘉措创作或者采集的谐体民歌型短诗，语言通俗易懂，在整个藏族地区几乎家喻户晓，人人喜闻乐见。”
当谈起仓央嘉措诗歌的风格时，巴桑罗布会长介绍说，仓央嘉措诗歌在格律上属于谐体民歌，木刻版58首诗歌除3首是六句外，其余55首诗歌都是四句，每句六音节，两个音节一停顿，分为三拍，即四句六音节三拍。这种谐体民歌节奏响亮，朗朗上口，还可以民歌曲调演唱，极富音乐美感。诗歌寓情于喻，多取比兴；直抒胸怀，采用白描手法，自然而畅快，通俗易懂，具有浓郁的民歌风韵。摘自漫画集《仓央嘉措》（插画/赵泽）巴桑罗布会长翻开协会专家翻译的《仓央嘉措诗歌》，这些诗歌艺术多种多样，有不少通篇比喻的诗歌：“芨芨草已霜冻，又来使者寒风，拆散蜜蜂花朵，祸首就是它俩。”该诗借草丛中盛开鲜花和风月雪霜这些自然景象来比喻人们的情感，以霜冻对鲜花、寒风对蜂蜜的伤害，比喻坏人的凶恶本性。有的诗前两句比兴，后两句写实：“烈马山上放牧，可用套索捕获；情人一旦反目，法术也难捕获。”该诗前两句以不驯的烈马比后两句中反目的情人，可谓就近取比，叹为观止，颇具西藏马背民族的特色。
《仓央嘉措诗歌》主要以四句为主，也有六句诗。诗歌中有不少诗章采取直抒胸怀的白描手法：“帽子戴到头上，辫子甩到背后，说声请你慢走，回答请你留步，说声可别难过，回答很快再见。”该诗将戴帽、甩辫本来极为平常的动作，被诗人写入诗中后，却显得那么真切细腻，给人以动的画面；几句对话，也似乎平淡无奇，但一片恋恋难舍的深情，却寄寓在平淡之中；分别相送也是常事，可一旦注入了情感美酒，那情景也就让人格外陶醉了。短短六句诗，景中有情，诗中有画，成为一副充满生活气息的绝妙惜别素描。若不是诗人热爱生活，深入细致地观察，哪能达到这般高超的境界。
该协会翻译的《仓央嘉措诗歌》，语言简洁朴素，寓意深刻，引起了西藏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西藏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觉嘎教授的关注，计划做一次仓央嘉措诗歌音乐会，通过藏族传统乐器、合唱与交响乐队相融合的形式，将仓央嘉措诗歌以崭新的意境表现出来。此次音乐会大体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即前世、今生和来世。从《仓央嘉措诗歌》选出15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挑选15名从西藏成长起来的优秀中青年作曲家，每人选择一首歌谱曲。
据巴桑罗布会长介绍，仓央嘉措诗歌音乐会将是一次定位高、创新性强、结构完整的艺术盛会。前世是虚幻的，却又是实际的，这部分音乐非常悠扬、空灵，如同水中月亮的倒影，清晰又缥缈，肃穆又恬淡，委婉地将人们引领到今生音乐情绪当中；今生部分是音乐会的重心，从最初的世俗生活开始，逐渐进入到狼烟四起、充满血腥味的政教斗争中，仓央嘉措置身其中是无力的、孤独的，其内心世界是极其痛苦的，这部分音乐的创作要有张力，音乐旋律起伏不定，且高潮迭起；来世是对于理想世界的渴求和完美人生的梦想，这部分的音乐辉煌、明朗和大气，与前世部分的音乐形成鲜明的对比，让人在宁静中回味，流连忘返。摘自漫画集《仓央嘉措》（插画/赵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