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初，我们家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我爸的食品厂和纸皮厂倒闭了。此时，一场中小企业破产潮正横扫珠三角。
春节过后，我爸遣散工人，在机床破落、杂物满地的车间里，一百多号淳朴勤劳的新市民逐一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老板道别。人们握手、鞠躬、拥抱、哭泣、缅怀岁月，也彼此祝福前程。过去20年间，像中国无数的草根家庭，他们寄身于从作坊到车间的小微经济体，用力吮吸中国经济改革链条末端那微薄不堪的红利。
如今，最后一点甘霖也干涸了。昔日麻利的手脚被年华所累，他们越来越失去竞争力。除去部分幸运的进入大厂，老工人则多数沦为钟点工、保姆或无牌小菜贩。若在街头偶遇，无论家里缺不缺粮，我爸总争先帮衬，昔日主雇小心翼翼地挑着好话说，成全彼此仅存的颜面。
我们所谓的“家”，其实也是生意人凑合的产物，一个建在厂房顶层的砖混加铁皮的简易建筑，冬冷夏热。破产后的那个夏天，台风也跟着来施虐，刮跑了我家的屋顶。我爸后脚刚冲出门外，房子轰的就塌了。
第二天我从外地赶回来，看着我爸蹲在碎石和玻璃渣中一件件地淘着东西，捞出一件就端详半天，嘴里嘟囔着：“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还是(把厂房)卖掉还债吧，大不了再来。”我这样劝我爸。而他总是迟疑，话也越来越少，每天起来就戴着老花镜按计算器，要不就背着阳光枯坐。那个几乎无家可归的夏天结束后，他宣布：“不卖。”
所有人都相当不理解。
一次解决两个痛点
我爸是一个商人，连对待命运也像一场漫长的买卖。他从小教我的处世哲学是：永远不要忘记你的目标，为了它，过程和身段都可以妥协。这和我后来认识的很多人相当不一样，他们大多将生命耗在无谓的沿途枝节。
在过去三十多年时间里，这个理性的现实主义者一点一滴建立了他的事业，就连命运夺走我的母亲也未能将其打倒。他越战越勇，终于在2002年前后到达了个人事业的顶峰，拥有了24小时轰鸣的生产线和三百多位工人，还到香港等地开了分公司。
后来一位叔叔和我说，我爸主要是舍不得，厂子是他们夫妻俩打下的基业，没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我很内疚，更觉难过，想起了杰克•伦敦笔下的老拳手，摇摇晃晃地拉开双拳，只为那块代表着尊严的牛排。
那就一起最后一搏吧。我当时还是一名记者，生活过得一团糟，接连提了很多生搬硬套的馊主意。我爸打量着眼前这个猴急而无用的“猪队友”，淡淡地说：“先找到你的客户。”
既然不卖，物业出租成了理所当然的选择。我爸先试验性地改造了一批廉租房，效果一般，溢价少且严重依赖中介，一个月下来连银行利息都还不起。
我寄过几次微薄的薪水以表支持，但总有滴水入海之感，我似乎下意识地在等靴子落地。直至某次长假回家，我才发现悲观从未在这里生长。这里大变了模样，昔日的车间被改造成一间间精心设计过的、极度标准化的短租公寓，格局一样，家具一样——折了桌腿到隔壁掰一根就能接上的那种。
我爸站在我面前，穿着拖鞋汗衫，一手账本，一手计算器，显然已成功从一个食品商人转型为“包租公”。我警觉地问：“钱哪来的?”我爸说：“再贷呗。”
这意味着，他已成功将家庭赤字推至历史最高峰。我很愤怒，在回去的路上，坐在那辆仅因为太破而没卖出去的老雅阁里，我把头扭向窗外。
我爸没搭理我，还很兴奋地给我讲起故事。大概几个月前，他带一位朋友去租房子，看了近一周都没有找到。这个小城的租赁意识好像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要么家徒四壁，毫无整饬，要么租期漫长，一副爱租不租状。
这个过程中我爸结识了一群同样为此焦虑的年轻人，他们大多是进城的二代农民工。他们和我爸抱怨“不想再住村舍和地下室了，要体面些，最好像爱情公寓里的那种”。这让我爸隐约看到了空间。支撑他下决心的还有另一个现状：小作坊小企业在产业升级大潮下持续倒闭，闲置了大量亟需盘活的物业。
扁担的两端刚好接上了。在找年轻租客看了两集爱情公寓后，我爸很快开始贷款、找人参照设计施工。我越听越觉得不错，冲着他说：“嘿，你可是一次解决了两个痛点啊。”
“没有谁在痛啊。”我爸很认真地接话。看着他疑惑的样子，我才意识到眼前这位创新者是一个连短信都不会发的前乡镇企业老板，所有电子产品都是他的梦魇。
“总之，意思是解决了问题，很了不起的问题。”我凑合解释着。
这是向雷布斯靠拢的节奏吗?
在我爸意外击中“痛点”的2011年，中国移动互联网大戏正极其魔幻地开幕，“互联网思维”攀上神坛，广受膜拜。各色人等争抢解释权，整个国家都洋溢着创业的荷尔蒙。
我也在不久后离开纸媒投身互联网，出任一个移动资讯软件的总编辑。起初，我很享受与移动互联的蜜月，痴迷弯绕夸张的表达和各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故事，好像那是通往美丽新世界的入场券。
我家所在的小城因为行政级别过低而得以隔绝(或者幸免)，这里就是一个放大的乡村。熟人社会是互联网的天敌，在我爸那一代，会聊QQ已成为聪明和极具开拓精神的象征。
由于供求关系和目标人群摸得准，我爸的产品大受追捧。他的经营策略归结起来就是一条：垂直细分，对精准人群做标准化精品。例如，他瞄准月薪2000—3000元的白领，房间设施一应俱全，从晾衣架到网线全方位打包解决“县漂”群体的各项需求，月租从300—600元不等。
我爸还雇了两名口齿伶俐的大妈在商业地段做“地推”，第一批接到传单的年轻人走出他们的旧村舍和砖混楼，住了进来，然后将充满惊喜的体验散播到他们的车间、销售专柜和微信朋友圈。
更多年轻人闻讯而至，需求飙升，我爸继续贷款铺规模。由于单位面积小(20平方米左右)，房源易取且集中(大多是空置的职工宿舍)，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的公寓规模滚至近300间。
这不就是小米手机的“单品海量”和社交营销的翻版吗？到处都是“专注、极致、口碑、快”的影子啊。“你这是向雷布斯靠拢的节奏吗?”我问。我爸抬了一下眼睛：“谁啊？不认识。”然后又将头埋进报纸。
我爸读完初三就遇“文革”辍学，以后分别以养鸭、做草帽、补鞋、裁缝等生计匍匐在私营经济的“歪路”上，直至市场经济被扶正，他的事业才迎来春天。也正因为第一代个体户在经验主义上的成功，他在我成长路上充当了某种反智主义者的角色，例如他反对我高考志愿填企业管理，“那里面没有什么。”
我越发觉得有趣，决定更细致观察他的做法。我爸随身带一个小本子，每次见到房客总会问上几句，并记下他们的意见(或吐槽)，择其优者而改进。
“我就是个生意佬，说不出啥大道理，但有个原则：多从客户角度出发。”我爸说。这种类似小米“众包”的模式帮助公寓快速迭代。我认为这非常具有里程碑意义，很有那么点玩“尖叫思维”的意思。我称之为2.0版，同时决定再推其一把。
我让我爸选出一些条件比较基础的房间做“爆品”，月租299元，并制造出“秒光”的情况(事实上也差不多这样)。“饥渴营销”还不够，我说有个哥儿们叫罗永浩，能把手机卖得情怀激荡。于是我也给公寓想了一句口号：青春安放，伴你闯荡。
后半句改自Beyond乐队的一首歌，我自认很适合县城这一使用场景，颇带点厂哥厂妹青春燎燃的野劲儿……但最后，我爸憋了半天，还是悄悄改为“租期自由，拎包入住”。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粉丝经济吗？
有了营销和价值观，一些事情悄悄起了变化。年轻人的平均租期变得越来越长，归属感也空前。一些新租客的抱怨还没传到我爸那，就在老租客帮助下化解了，一些精心装点的家居照片也在小城朋友圈里流传，这不就是传说中的“粉丝经济”吗？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经过走廊，家家户户都打开门通风。在一个个装点精致的小格子里，年轻人们在打牌、看剧、做饭，或一起讨论最新一期时尚杂志，所有人脸上都洋溢着快乐和明媚。有一瞬间我觉得这是一件忒有意义的事情：给艰辛的青春增加一丝尚可的尊严。
经过互联网方法论的几番掺和儿，效果很显著：公寓全年平均入住率保持在95%以上。过年前夕，一些人舍不得回家期间空耗的房费但又不知如何处理一屋的东西，我爸就找了个地儿免费供他们堆放，既维护了原则又帮他们省了钱。春运来临，他就开车将那些大包小包的外省住客送去车站。
住客反映的问题层出不穷且极无规律，需要灵活快速解决。我爸给了手下的两个大妈和一个保安相当大的自主权，比如小额收费的合理减免等。时间长了，他们在住客中拥有不错的人缘和权威。我见过他们几次，脸上的成就感都快滴到地面了——海底捞也来了!
我问我爸他是去吃过还是咋滴。“这道理还要学吗?”他架上老花镜，拿出他的小本，上面写满了加减乘除。“找一个新住户(用户)不如维护好一个老住户，而且做坏了名声很麻烦。”
这个极其珍视用户体验的房东无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获得人们的尊重和信赖，一些住客开始向他说些困难和需求，例如想要台二手电脑或想换份工作。我爸都认真记在本子上，见到其他租客时就顺便问问，一些供需竟无意间对接上了。
后来我爸干脆挂出一块大黑板，让住户进行信息交流。一些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交互开始出现——“58同楼”来了。五六百名住户开始组建以兴趣或家乡为划分的微信群，聊天灌水，互通有无，还开始零星组织一些线上线下的活动。这种自治式社区在互联网圈颇受推崇，现在就这么无心插柳地实现了。
当然，我爸不了解我为什么这么高兴。后来，雷军投资的YOU+公寓火了一把，我拉着我爸说：“上次跟你说过的那个很厉害的雷军，还记得不？投了一个公寓项目，跟你玩得挺像的。不过你这是乡村版。”
我爸眯着双眼问：“他一间租多少?”我说：“6000块。”我爸瞪大了眼睛：“这是什么鬼？”
我想明白了，我需要的根本不是一家公司
后来，我爸的一些朋友觉得他做得很成功，把闲置的物业也交由他去改造并经营。经过几轮炒房热，县城也患上“鬼城病”。如何整合这些闲散资源成为新的痛点，也就是时下最火热的共享经济。
我爸也乐见其成，他只需要将他的模式不断复制输出就好了，用互联网的话说就是“边际成本趋近于零”。
随着业务量不断增大，他打算开一个房屋中介公司，但在大门快装上的最后一刻却改变了主意。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世界上最短命的公司，我爸毫不犹豫地退掉了包括桌椅电脑在内的所有东西，在电话里和我说：“我想明白了，我需要的根本不是一家公司。”
等我下次再见到他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全新建立并运转良好的系统：他将手上公寓的佣金生意全部开放，无论是谁，也不管是中介、住客还是普通人，每带来一位新租客，都将完全享有中介费。而且他还鼓励合作，如果房子是通过几个中介层层介绍解决的，中介费则按一个预设好的比例分配。“建一家公司除了给自己增加成本和招来一堆竞争对手外，真的没什么好处。”我爸说，“各取所需就好了。”
那一刻我几乎是从椅子上弹起来的，“你这是做平台啊，知道谁在玩吗？马云。”
这套规则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逻辑。首先，开放利益，用共赢为导向撬动庞大的资源；其次，绕开了竞争对手且让他们放下门户之见，团结在共同利益周围，是一种升维。第三点我认为最了不起：契约精神，自由主义经济的基石，让每一个铜板在精密规范和透明规则中得到流通和归属。中国从来就没有这东西，现在补的课也还远远不够。
我的家庭逐渐走出了困境，债务成幂次法则在递减。在互联网思维这个问题上，我的煞有介事和我爸的不以为意相映成趣，陪伴这个家庭度过最艰难的时光。
无论在什么时刻，我爸始终是乐观主义的急先锋。他挤牙膏似地攒了些钱，翻新了那辆开了11年的高龄雅阁。每当夕阳西斜，他总踩着气喘吁吁的油门，驶向他的游泳池。
我陪他去过几次，并见识了他的人缘。每次热情的与人招呼后，他总扭头向我介绍“这是玻璃大王”，“那是铝业大王”。这些小城经济的“半壁江山”，全都光着膀子成了浪里白条。游累了，这些“50后”就靠在浅水区，忆峥嵘岁月，指点商业江山。一场乡村版的高端峰会就开始了，谈的都是非常朴素和经典的商业理念。兴起处，人们就用水拍着胸脯。
我越发相信，他们在无意间都相互成为对方的智囊和创新源泉，而我去的次数越多，则越发觉得以前错失了一所多么好的学校。从他们身上我看到，任何成功均源自对商业本质的遵循和坚守，而非多么绚烂的概念和故事。
后来我到北京投身创投，在互联网中近身肉搏，我爸则继续当他的实用主义战士。在北京，我历经创业过热到资本寒冬，很多项目就这么不知所终了。其实他们什么都好，团队华丽，故事精彩，就差一个产品了。相反，那些看起来笨笨的反而笑到了最后。
第二轮狂潮仍在狂奔，互联网思维则逐渐放下曾艳压一切的火炬，回归正常的经济发展工具之列。我爸的“自救”与互联网思维的不期而遇，在我眼中俨然一面镜子，照出虚华，也回观传统。
于是，我重温许小年那篇曾掀起口水无数的《逐条批驳互联网思维》一文时，思路变得清晰无比。这位语出惊人的市场经济原理奉行者，狠拍互联网神器论和概念风，称“互联网思维并无新意”。就像高考前夕父亲指着我的志愿表说：“那里没有什么新东西。”
当然我并不同意将互联网思维一踩到底，它无疑是先进生产力的方向。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是中国式的产物，更曾阶段性地幻化成障眼法，让朴素的道理变得扭捏和曲解。
在我11年的记者生涯里，我采访过无数悲伤的、绝望的、抗争的父亲，他们是这个国家真实而放大的一面。在追逐聚光灯的这些年里，我忘记了那些自然生长的角落，例如我的父亲，一个自由经济的公民，用最朴实的对经济规律的恪守，改变小家一方。现在无数奋进在路上的创业者，日后也必将成为这样的父亲——而他们，是这个国家迈向常态的信号和标志。
（来源：微信公众号叶伟民写作内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