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能源发展非常速度，不论是水电、风能、光伏的装机容量都是世界第一。整个能源重型化结构和资源禀赋以及产业结构紧密相关。伴随着新能源飞快的发展速度，能源需求日益增大，同时也存在弃风、弃光、弃水，包括新能源产能过剩等非常突出的问题。
“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之一，包括新能源领域的产能合作，应是“一带一路”战略里面的重要基础和支撑，此战略实施为促进中国与国际能源合作提供了新机遇。而石油企业从1993年就已是“走出去”的先锋。1992年，中共中央提出“走出去”战略，号召国有企业开展国际化经营。经过20多年的发展建设，基本形成了“六大合作区”，构筑起“四大战略通道”，形成了“三大油气运营中心”，并取得了良好投资回报和带动效应。2016年，中国石油领域的上游产业总体亏损，但中石油海外的油气投资业务整体盈利，同时带动了相关技术服务、装备和工程建设等。说明中国油气领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油气合作方面具有一定的先发优势，能够为包括新能源领域的国际能源合作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中国能源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四方面优势
第一，石油企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先发优势。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相关资源国从事资源建设和技术服务的企业超过20家，包括三大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国有企业，诸如：中信石油、中化石油、振华石油、新疆广汇。中国石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伊朗、伊拉克等19个国家建立了49个石油合作项目。2015年在这些国家的权益产量超过5000万吨，超过当年海外权益总产量的80%，建成了中亚天然气管道的ABC线、中哈原油管道、中缅油气管道，年输送原油产量3500万吨，天然气输送能力达到670亿方。同时，最近10年间，中国在国际工程技术、工程建设及装备制造方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每年服务合同约为80亿~100亿美元。在原油和天然气贸易方面，中国2015年进口原油约为5000万吨，占中国中石油全年进口量超过75%；进口天然气400亿方，超过中石油当年进口量的95%。经过20年的积累和发展，中国石油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发挥了能源主力军的作用，为下一步做强、做优、做大奠定了基础。
第二，能源企业在“一带一路”合作建设中大有可为。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资源潜力巨大。油气资源主要集中在中亚、俄罗斯、中东地区，不管是已探明储量还是从目前产量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原油和天然气总体都占到全球总量的半壁江山。中亚、中东地区的风能、太阳能资源也非常丰富，这种资源基础决定了沿线资源国是中国能源企业海外投资业务的主战场。
第三，中国能源领域在技术服务、工程建设、装备制造，以及新能源业务合作空间巨大。优势产能合作一直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建设的切入点和着力点。中国能源工业虽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特别是工程技术服务、装备制造业务在业务标准、制造水平、售后服务以及新能源等方面都走在了亚洲各国的前列，有些甚至达到世界水平。从石油工业的技术服务来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石油工业领域都是最全面的国家之一。美国、中国和前苏联这三个国家在整个石油领域以及整个产业链中最为全面。因为前苏联解体，俄罗斯近年来在石油工业技术服务和建设方面远远落后，原有优势已不复存在。而中国在这方面做得较好。中方的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与“一带一路”国家市场需求具有很好切合点，未来有望打造成新的增长引擎。
第四，推动亚洲市场化的机会难得。一直以来，全球贸易体系和定价权都为西方国家主导，但当前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已经形成了包括西北、东北、西南等陆上能源石油通道，以及海上多格局建设。“一带一路”战略为中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贸易体系，提升整个市场话语权和能力提供了很好机遇。特别是中国的天然气，中国正在提倡能源的清洁化利用，不仅大力发展新能源，包括传统化石能源增长也要清洁利用，这也是现实选择，诸如煤炭的清洁化利用、石油的清洁化利用。天然气在三大传统能源里面相对比较清洁，但也属于化石能源，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天然气都扮演着重要角色。不论如何定义，天然气都为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发挥主体能源作用。全球新能源的增长速度为4%，而全球的能源增长速度为2%，即便到2050年或2060年，化石能源仍然是世界能源的主体能源。对此，一方面要加大力度发展新能源，但同时也要更好地利用清洁能源。在这个过程中，天然气可以起到非常好的作用。用研究成果打造AAAAA级的天然气产业链，正好是产业链的五个方面，用英文字母凑起来正好是五个A，一是资源的可获得性；二是运输问题；三是解决峰谷差问题；四是竞争力的问题；五是成本过高问题。此前国家发改委和能源局发布《管道信息的要求》，要求第三方披露信息。长庆油田的气到西安价格约为1.2元，工业用户为2.4元，常规气到北京的结算价是1.8元，到终端的用户（工业用户、CNG用户）超过四元，价格竞争力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天然气就很难发挥大作用。目前天然气的资源有，不管是从国际进口，还是国内生产，但怎样通过全产业链改革降低价格还需探讨。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面临五方面挑战
“一带一路”沿线有很多曾在历史上辉煌过的老帝国。俄罗斯曾经是苏联的核心；土耳其曾经是奥斯曼帝国的核心；伊朗曾经是波斯帝国的核心；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现已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这对印度很有意义，因为他在150年来首次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可以看到在“一带一路”上，几乎每个大国都有很多靠经济手段解决不了的问题。大战略需要大耐心，要从高处着手，再从低处解决每一个具体问题，总而言之，“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还面临以下五方面的挑战：
第一，国际油价大幅下降影响了国际盈利空间，全球的能源公司的全球性投资都在积压。
第二，资源和政局不稳带来巨大挑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能源投资的重点地区，也是政治风险、安全风险比较大的地区。金融政策不稳定带来的货币持续贬值产生了汇率风险；资源和财政条款带来了政策风险；资源和决策机制不透明带来了合规风险；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带来的资产安全和人员安全风险等都对中国海外能源投资带来了严峻挑战。这些地区的机会非常多，但是要付出的风险、代价也非常高。
第三，管理体制、机制尚不能适应国际化经营快速发展的趋势。中国国有企业应该具有很多优势，包括综合一体化在海外业务开拓中也能够明显看到。但是，中国现在的体制机制、管理流程对复杂多变的国际能源市场环境的应对显得不够快速灵活，特别是与全球一流的大公司相比，中国没有在法律、财务、人力资源、采购等方面建立起全球标准统一的共享管理和服务体系，管理效率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中国在面对环境变化时，资产处置方面受制于很多约束，这都极大地影响了行业整体资产效益的提升。
第四，技术创新能力和在特殊领域的技术水平难以支撑中国能源业海外投资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不管是传统的化石能源还是新能源，应该说资源潜力都非常巨大，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地区，但是可以看到这些资源的开采难度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大。包括非常规能源，开发生态油气、利用氢能等都和国际大公司有明显的不足，发展后劲也不足。
第五，员工能力该如何满足国际化发展需要？人力资源是国际化发展的中坚力量，是海外发展最宝贵的财富，中国改革开放超过30年，包括能源企业“走出去”超过20年的探索实践，应该培养造就一支素质好、能力强、外语水平好、环境适应快的国际人才队伍。但是针对目前整体的发展水平来讲，储备力还远远不足，国际化人才不足对海外业务发展和影响越来越明确。
深化国际能源合作的五个方面
第一，加强与“一带一路”重点国家的重点标准对接，实现政策沟通。要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完善和建设，过去几年，中国已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
第二，加强能源外交，重点资源能源地区可以设立能源参赞。美国是能源大国，需要设置相应职位，并加强与阿富汗、伊拉克等国家签订投资贸易保护协定，争取获得国家公务签证的免签政策，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府及企业认可通关的质量、计量和标准化问题。中国能源行业如果在质量、制量、计量、标准化方面不做更多的工作，产能合作、产能“走出去”的约束会很大。此外，构建“一带一路”地区能源互联互通体系，推进设施联通。目前已经在油气管网方面建成运营标准，包括中亚油气管道等，类似于海上进口通道的基础应该通过更大发展或是构建泛亚天然气管网。全球能源互联网是一个美好前提，但现实是天然气管网在整个欧洲全不联通，随着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如能真正建起一个泛亚天然气的管网，再加上原油通道以及海上通道，应该是整个全球能源互联互通非常重要的因素，实现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互补，促进亚欧非之间的能源互联互通，形成大格局。
第三，提升中国全球贸易定价话语权和影响力，达到贸易的畅通。要充分利用“十三五”规划期间以及全球主要能源市场供过于求的机遇和中国在亚太天然气增量中的话语权地位。加强管网及储气工程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上海天然气交易中心、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等平台，积极发展现货衍生品、期货衍生品交易，逐步减少远程议价。不管是和产油、气还是进口油、气国家的谈判方面都有亚洲的议价。实际上，问题出在价值定制方面，目前国内市场化定价体系没有建立起来，如果能建立起来，就完全可以发挥进口和国内更加市场化的定价挂钩方式，这需要一个过程。上海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经过一年的试运行、商业运行，加上将来国际化平台能够进一步开放，中国才有可能在定价机制上由被动变得更加主动。同时，要进一步简化境外投资项目核准备案手续，建立和完善境外能源投资带动工程建设、工程技术、智能装备和新能源领域“走出去”的这些鼓励政策。
第四，加大产能结合，助推能源与金融一体化，推动资金融通。中国有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全球性、区域性金融机构和基金，同时有自己的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等金融机构。跨国管道的支持方面在过去已经做了很多工作，未来能够进一步推动在区域内结算平台的建设，包括一些人民币项目结算，降低汇率风险，提高投资收益。过去几年，有两次遇到哈萨克斯坦间隔汇率的贬值，第一次贬值是属于政治性，是固定汇率；第二次是改革实行浮动汇率以后贬值一次。每一次贬值几乎都使很多投资收益、利润被汇率风险吃掉了。因此，将来随着人民币“走出去”的国际化步伐加快，应思考如何推动降低利率风险，提高投资效率。
第五，着力推动能源合作的本地化和可持续发展，促进民心相通。中国要加快与沿线国家能源智库的深层次合作，促进中国学者和机构与沿线国家合作，吸引高层次的“一带一路”能源学者来华交流，推动各层次的人员培养。以中石油为例，中石油过去不管是在中东、中亚还是在南美，每建设一个石油项目都培养当地的员工，也给那些国家提供奖学金，包括中国政府也提供一些奖学金。这不但让更多本地化人才了解中国，同时能够更好地在中国企业中工作，中石油有些国际项目的本地化率已超过95%。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毕竟不等同于发达国家，如何能够让人才更好地为中国企业服务，同时更好地理解中国公司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民心相通是多方面的，不仅是两国或是多国政府之间进行沟通、访问、交流，更重要的是各个层面，包括人才培养，这样中国企业才能真正提升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软实力。可以看到，美国曾经在提升软实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日本也曾在此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中国不但要努力去做而且要做得更好。（国际融资记者曹月佳报道并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