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企业管理模式和实践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西方的管理体系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内促进了中国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管理实践的进行。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尤其表现在企业伦理丧失、劳资矛盾加剧、企业社会责任感下降、缺乏创新能力、企业发展不持续等方面。
当代的中国管理研究者，有必要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中总结经验和教训，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收“养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文化情境下的管理模式，助力中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情境差异在企业管理中的体现
中国文化情境以传统国学文化为基础，以儒家文化为主流，重视“中庸和谐”和“孔孟之道”，追求的是“合理”和“和谐，偏重于“社会人”。美国文化情境是以法律制度为基础的，以个人主义文化为核心，重视“公平性”和“客观性”，追求的是“自主性”和“法制性”，偏重于“经济人”。在企业管理中比较起来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思维方式不同
西方人思维定型来自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科学思维，是“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中国人思维定型来自老子为代表的哲学思维，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根本区别在于“一分为二”和“一生二”。“一分为二”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崇尚“英雄文化”，“一生二”以集体主义为核心，崇尚“中庸文化”。
“一分为二”是一由两个一构成，重视每个一的独立性，分大于合。在企业中，员工和企业之间相对独立，当员工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会选择跳槽。“一生二”重视的是合在一起的一，合大于分。在企业中员工和企业是一个整体，员工忠诚被看成是员工很重要的素质。
企业管理的属性偏重
管理具有科学性和艺术性的双重属性。科学性指的是固定性，没有国界和民族的差异，科学性具有通用性。艺术性指的是变动性，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管理的艺术性对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差异性很大。
西方式管理重视管理科学，重视工作的机械化，研究管理的标准化和制度化。如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用秒表计算出工人每分钟迈多少步，每一步多长。西方企业在工作开始之前，会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
中国式管理重视管理的艺术，把员工看作自己的兄弟姐妹，研究管理的人性化和合理化。如儒家管理思想中强调的“四海之内皆兄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在中国企业的管理制度中，经常会有一条“其它”的管理规定，“其它”就是中国式管理的艺术性体现。“其它”包括的内容很多，有说不清楚但对企业很重要的，有临时性的，有企业工作以外，甚至还有人际关系方面的内容等等。如果中国的企业管理者做了管理规章制度中明确的工作内容，而没有做管理规章制度以外的“其它”内容，其管理效果和职位晋升一定会受到影响。
判断标准
美国是个人主义国家，没有传统文化的约束性，依靠完备的法律来进行管理。在企业管理中也是如此。在企业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老板与员工之间，没有地位高低之分。在国家中追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企业中追求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重视管理制度的客观性，管理者达到合法即可。所以在美国企业管理中，分工很细，制度很多。
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中华民族是追求合理的民族，中国的“中”字按照宋代大儒朱熹解释为“无一不合理为中”，这就奠定了中国人是一个集体主义国家。评价中国企业领导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否通情达理。中国人做事大多也是以情为先、以理为主、以法为度。在企业管理中，不仅有管理制度一个标准，还有情、理的标准，甚至有的时候合理性大于制度性，员工认可的领导方式是合情合理、合理合法。
中美两国企业员工对待企业管理制度的方式也不一样。美国企业员工大部分精力放在管理制度出台之前，在管理制度出台之前进行各种讨论，提出各种意见，一旦规章制度定下，员工就严格按照管理制度执行。中国的企业员工很多精力放在管理制度出台之后，在管理规章制度出台之前，都保留很多想法。管理规章制度出台之后，员工开始研究，并找出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在中国的企业管理中，分工越细、制度越多，越会出现很多“三不管”地带。
企业管理的中心点
美国式企业管理中，以“事”为中心。选人标准以做好工作为标准，重视能力和专业。这种体制下出现了很多专业性的人才，很多美国员工一辈子在不同的公司做同一件事情。在企业内部所有人只有分工不同，没有地位高低，强调的是工作岗位的要求。在企业中，员工关注的是领导者的专业性和能力，不计较领导者的其它方面。
中国的企业管理中，以“人”为中心。选人标准在于先接受人，再接受所做的事，重视人品和内在修养。如三国时期的名将吕布，无论是长相还是武功在当时都是超一流的，但因为做人反复无常，属于小人，最终被曹操所杀。在中国企业中，员工非常关注领导者的人品。员工也是一样，干好工作是本分，做人才是根本。一个人品有问题的员工，大家也觉得他工作不能有好结果。
员工修为方式
所谓的员工修为就是遇到问题后，员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角度。在对待领导者的态度上，美国式员工以工作为主，按照规章制度客观地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对待领导和对待同事没有什么区别。在工作之外，双方更讲究平等性。
在中国企业中，领导者和员工很多时候地位是不一样的。员工对待领导的方式，除客观规章制度规定外，个人对领导者的尊重是大家不明说的心理契约。
在对待个人隐私的维权上，美国式员工从外部找依据，中国式员工内部、外部同时找依据。涉及到个人隐私的事情，美国式员工努力维权，中国式员工善尽责任。
发生问题后，美国式员工会从自身之外来找原因，属于“修外”。中国式员工会从自身和自身之外两个方面来找原因，这就是“内外兼修”。比如，一名员工走路因为路滑摔倒了，美国式员工会认为原因是外部的，因为路滑。如果自己摔得严重，他会起诉修路者和路的维护者。中国式员工会从内外两方面找原因，外部他觉得路滑是因为路修得不好或者路维护得不好。内部原因，他会认为是自己不小心而导致摔倒。
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领导力提升
中国文化情境指的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员工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结合中国优秀的管理思想构建领导力提升模型如图1。
此模型是以人格魅力为核心，以战略意识、领导艺术、变革创新精神、执行能力为四翼的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领导力提升模型。
用儒家思想提升人格魅力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流。儒家提倡以民为本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倡导仁、义、礼、智、信。儒家崇尚礼仪，推崇道德，主张以德管理，以民为本。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和为贵，以信取人，和谐相处。儒家的义利观是见利思义，绝不唯利是图。儒家提倡管理者应该修身养性，提升素养，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
企业管理的“中庸之道”。中庸是孔子和儒家管理思想的基础，中庸的本义是讲对事物不偏不倚和调和。孔子在《论语》中说：“中庸只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是与偏颇和两端相对而言，指适度、适中、正确。用到领导者的身上，就是主观认识及行为与事物的客观性相符，从而达到预期目标。“庸”是平常、平易可行，含有“普遍适用”之意。中庸之道就是追求合理之道。
领导者要把被员工信任看做是提高领导力的重中之重。领导者应该用中庸之道的思想来提高企业管理制度的合理性，中庸之道不是折中主义。真正的中庸之道是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把“旧”的管理思想和“新”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员工激励上把“奖励”和“惩罚”相结合，使员工对领导者能发自内心的认可和追随。
企业管理的“仁、义、礼、智、信”。按照儒家“仁、义、礼、智、信”思想，领导者对待员工应当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员工只要能完成所负责的工作，就不要在别的方面对他们过分苛刻。对于员工的过错，应尽量从宽处理，做到“无求备于一人”，要“赦小过”。以这样的宽容态度对待员工，就会得到员工的拥护，员工也会自觉遵守企业规章制度，主动完成工作。这就是孔子说的“宽则得众”。但是，领导者对自己却不可采用宽容的态度。领导者如果自己不正，就非但不能正人，甚至会在企业带起一股歪风邪气。因此领导者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以“和为贵”构建和谐团队。儒家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在企业管理中，领导者应该推行“和为贵”的竞争标准，企业员工之间通过彼此理解和沟通，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同心协力，完成组织目标。同时企业与外部环境之间应该相互协调和平衡。在市场竞争中，“和”和“争”都是不可缺少的，领导者要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实现“和争互补”、“和争相济”。
用道家思想提升领导艺术
老子的《道德经》是一部伟大的领导学著作，他站在自然之道的高度，推演出“人道”，最终以“君道”为降落点。老子时代的君道和现代的领导艺术相似。“道”就是事物运行的规律，“德”就是掌握了事物的规律，“道德”就是指认识事物的规律，并遵循事物的规律。
“道法自然”的发展之路。老子在《道德经》中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规律是宇宙万物普遍存在的。领导者最大的“道”就是顺应自然。顺应自然，遵循规律办事，就合乎“道”，就可以“没身不殆”，一切顺利，没有危险。相反，违背自然之道，“不道早已”，就会遭受“道”的惩罚，自食恶果。企业所从事的行业应该是为民造福、顺应自然的行业。过度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就是违背“道”，必然会“物壮则老，不道早已”。
“无为而治”的领导机制。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提倡领导者顺应自然，就能取得圆满的管理效果。这就是老子所说的“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圣人无为故无败”。领导者应以情境、持重的态度处事，克服轻率、浮躁的弊病。不看准时机，则不采取行动。一旦看准了，就坚定不移地采取行动，不轻易变更。领导者如果轻举妄动，朝令夕改，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领导者要“清静为天下正”，“我好静而民自正”。
“上善若水”的“柔性化”管理。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性自然。最佳的领导理念是“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领导者应该像水一般，水乃天下之至柔，却可驰骋天下之坚，滋润万物，无微不至。水式“柔性化”管理重视管理企业的灵活性，制度的非刚性化，方法的情感化，人际关系的和谐化。对于一个企业的管理，仅仅依靠法律法规进行维系很难奏效，在完善规章制度的同时，不断融入人情味，刚柔并济，才会达到理想的管理效果。
用兵家文化提升战略意识兵家思想在中国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兵家讲究谋略，知己知彼，因敌而动，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兵家思想对企业战略管理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如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在其著作《并发经营全书》中指出：“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理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适合、更有效”。
用“五事”、“七计”培养战略思维。领导者做到以谋略取胜的关键，是要具有“五事”、“七计”的大局观。所谓的“五事”，是指“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对企业而言，就是企业面临的政治环境、天时、地利、管理人员和规章制度。所谓“七计”，是指“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对企业管理而言，是指领导者是否遵循规律，管理层是否有能力，是否占得天时地利，规章制度能否严格执行，员工是否有素养，赏罚是否分明。领导者应该用“五事”进行分析研究，用“七计”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企业战略目标，做出战略决策，制定战略计划。
“知己知彼”制定适应“互联网+”的信息战略观。“互联网+”背景下，信息战略决定了企业战略的成败。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知己知彼，突出一个“知”字。《孙子兵法》中认为获取信息有三种方式：其一是“相敌”，即直接观察法。这种方法就是根据对手不同表象，以判断对手之虚实。目的是既能保护自己，又能因敌之情，制定策略；其二是“动敌”，即引导观察法。孙子说：“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行之而知生死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意思是，通过认真分析可以知道趋利避害的方法，通过挑动对手可以了解对手的情况，通过佯动示形可以掌握对手的实力，通过实地侦查可以掌握对手的资源分布；其三是“用间”，即隐蔽观察法。通过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五种用“间”方式，去搜集对手的情报信息，掌握对手的内部机密。
“择人而任势”的用人观。孙子说：“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择人”就是量才用人；“任势”就是造势和利用形势。所谓“择人而任势”，就是要求领导者要根据形势选用人才，以取得竞争优势。
在“择人”方面，领导者要重视人才竞争。选择合适的管理人员是实现企业战略目标的关键，合适的管理人员标准是什么？孙子给出的标准是：“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智”就是智谋，领导者选用管理人员要把指挥才能放在第一。“信”就是讲信用，言必行，行必果，这是管理人员的职业品德。“仁”就是能够以浓厚的情感对待下属，实行民主管理。“勇”就是勇敢果断，与智慧结合做到有勇有谋。“严”就是严明的纪律。企业领导者择人符合这五个条件，就可以放手让管理人员施展才华，达到孙子所说的“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在“任势”方面，领导者要激发管理人员士气。孙子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优秀的领导者，要想办法激发团队的热情，使之蕴含一种强大的冲击力，就像高山上向下滚动的圆石一样不可阻挡，让管理人员充满危机感，全身心投入企业的战略目标实践中。
用法家文化提升变革创新精神
法家的管理思想注重创新和变革。战国时期的秦国是从“商鞅变法”后开始在列国中崛起的，商鞅就是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其所说的“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是法家思想的核心，代表了一种变革和创新精神。
领导者要具有“不法古”的管理思想。法家“不法古”的思想，就是要与时俱进，变革图新。为此，领导者要做到：其一，有改革的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商鞅说：“疑行无成，疑事无功”。领导者如果对变革信心不足，那变革将一事无成；其二，变革什么就奖励什么。法家思想中注重客观公正、赏罚分明、一视同仁。商鞅的“城南立木”使其获得了认可，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企业领导者在企业变革的过程中，要做到鼓励什么就奖励什么，从上到下建立信心。同时做到“法严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言必有信，法必得行”，从而达到企业变革的目标。
加强集权，构建从上到下的变革体系。韩非子说：“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在企业变革中，改革的大权要集中在领导者手里。领导者制定的各项新的规章制度，企业从上到下要严格执行，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只有这样，才能在企业重大的变革期使员工顺从，实现可持续发展。
用墨家思想提升执行能力
墨家思想提倡执行力。墨子本人知识水平很高，又有很强的实践技能。“墨守成规”就是形容墨家在执行上不打折扣完成任务的特点。
用“兼相爱”、“交相利”构建组织的执行体系。“兼相爱”、“交相利”是墨家思想的核心，认为人和人之间利益是相互的。墨子说：“夫爱人者，人必从爱之；利人者，人必从利之；恶人者，人必从恶之；害人者，人必从害之。”“兼相爱”就是没有区别的“爱”。在企业工作执行中，领导者要一视同仁，培养员工的担当精神，不要只顾着自己岗位和部门的利益。当其他岗位和部门需要帮助的时候要积极帮助，而不是袖手旁观。“交相利”就是与人分享。领导者要培养员工之间相互分享、相互学习的习惯。分享既是一种美德，又是乐趣的源泉，还会拉近彼此的距离，推动员工与员工间、部门与部门间的互相帮助、互相理解，让企业内部充满正能量，减少内耗。把员工个人利益与企业整体利益相结合，利人就是利己，损人就是损己。
用“勤勉”、“节约”、“行善”的执行理念，培养员工的主人翁意识。“勤勉”就是勤劳不懈怠。墨子认为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只要勤勉就能致富，否则就要贫穷。领导者要给员工树立勤勉的执行理念，每天坚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企业的目标就能实现。海尔的“日事日毕，日清日高”就是这种执行理念。“节约”就是杜绝浪费，杜绝一切无用的损耗。墨子提倡的“生之密，用之节”，就是开源和节流。领导者要以身作则，减少浪费。“行善”就是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就是墨家所讲的“义利”观。对于具有这种“义利”品行的人，领导者要坚决提拔，大加奖励。就像墨子所讲的：“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
树立“尚同”、“尚贤”、”非攻”的价值观，培养员工正确的竞争意识。“尚同”就是上下一致，共同完成企业目标。“尚贤”就是任用合适的人，就像墨子所讲的：“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非攻”不是不去竞争，而是选择正确的竞争方式，一是要自我超越，二是在团队竞争中淡化个人。
当前，企业正处在一个经济转型、结构调整、竞争激烈的时代。作为企业领导者，要把西方的先进管理技术同中国古代优秀的管理思想相结合，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文化情境下的领导模式，自己要“内外兼修、博采众长”，对企业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才能使得企业基业长青，走可续发展道路，从而达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本文责任编辑：罗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