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两代人。
1978年的改革开放，宛如一束光，点亮了一代年轻人的希望。
哪怕微弱烛火，只要有光，存乎心底的愿望便能向光而行。
40年之于中国，走过了发达国家200年的工业历程，从一个近乎农耕的社会走向了全面的工业化；从物质上的一无所有走到了富裕丰饶。
生活际遇的不同也决定了思维观念的差异，从为了个人生存而奋斗到为了个人理想而奋斗，再到为了社会的进步而奋斗。
40年，时光在变，中国人在乎的各有不同，在乎生存，在乎利益，在乎机会，在乎发展，在乎自我……然而，不同的在乎之间，不变的是中国社会人性的普世价值。时光是伟大的雕刻师，将一代代人的渴望与在乎刻画，成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爱和赞美，让在乎的人们看到希望
80年代的中国，机会寥若晨星。在残酷的知识改变命运的主题下，一群已经被冷眼排挤到升学边缘的孩子遇到了一位刚正不阿的老师，他用爱和赞美让孩子们昂起了头，创下了升学的奇迹。
20岁刚出头的商慧明站在讲台上。这是他第一次开家长会，一屋子的学生和家长向他投来的眼神中分明是忧虑和不满。
上海辽阳初级中学接收的是上海棚户区的孩子。没人想读书，也没人知道从这所全区垫底的初中毕业后未来能到哪里去。
孩子们自暴自弃，上课调皮、打架、不做功课，家长饱以老拳也管不住孩子们对自己失望的心。
他们知道，一年后有一半的同学会因为考不上高中或职校而流落社会，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在底层讨生活。中考不过是个形式。
商老师刚从华师大历史系毕业，十年插队，一朝高考，以为大学毕业可以谋一份安稳轻松的职业，没想到却被安排到一所最差的学校，最乱的班。前任班主任甩手不干了。
如果说幸福的家庭是一样的，这些“不幸”的孩子家庭却是各有各的不幸。
有个男孩异常调皮，商老师前去家访，发现父亲卧病在床，只靠孱弱的母亲勉力维持。男孩在家里和在学校判若两人，怯生生地怕老师告状。父亲看到老师来，支撑着病体，却是无奈地说，“老师，这孩子要打要杀随便您。”
这个经历十年农村生活磨砺都未曾哭过的男人突然间眼泪就下来了，他安慰道，“你们的孩子很出色，可以考上高中。”
看到孩子们的家庭境遇，商老师的倔劲儿被激发起来，他一个个地家访、摸底，之后给每个学生建立档案。家访结束后，父母都是深一脚浅一脚地送出来，临别都要喊上一句：“孩子就交给您了。”
商老师的父母都是教育家，从小灌输给他的理念是“好孩子是夸出来的”。现在，这句话成了他的座右铭。
“教育家和教书匠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对学生的人格和智力进行全面的培养，找到影响孩子发展的因素，而后者只是看分数。”
80年代虽然物质匮乏，但精神世界依然可以富足。商老师要用爱和赞美的教育方式改变这群孩子。
这个方法就是“赞美”，有一点进步就夸奖，而且是大张旗鼓地夸奖。
这还不算，他同各科老师定下“攻守同盟”，定期对几个同学进行全面表扬，用心理暗示促进学生进步。每过一阶段换一批，让全班同学都得到这种滋润。
“谁说历史老师当不好班主任，识大局才叫‘教育家’，否则就是‘教书匠’”商老师说。
孩子们是可塑的，一年下来，他带的三个班“攻守同盟”获得了全区第一，比邻近的区重点中学还高，其他各科也名列前茅。后来班上考上市重点和区重点的有10人，其他同学全部进入高中和中专，创下了记录。
一时间，辽阳中学的校长不停地说“换了人间”，人间还真有教育家。
日后，又一个曾经惹商老师生气的淘气男孩还考上了中科大的博士。
商慧明：我原本很在乎在朋友眼中的自己。过去心里有个不敢示人的梦，常念叨着做不成英雄，做个侠客山大王也不错。没有利益之为，只有对名分的渴望。现在的我更在乎执着地追求信念的正确。
在商老师带着孩子们看到希望的同时，中国社会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1984年，一名普通中国人手持可口可乐的照片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当时封面的配文是：China’sNewFace（中国的新面貌）。
画面中的人物手持可口可乐，面带微笑，对生活充满了幸福感，充分展现了中国市场的逐渐开放，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以及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迹象。
彼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后首个重返中国大陆市场的国际品牌，可口可乐正从最初的奢侈品、特供品，走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可以尽情在聚会、娱乐、休闲中享用。
对于那个年代的刻画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大概要数1990年的一条电视广告片《挡不住的感觉》，这是可口可乐第一条本地制作拍摄的广告片。
片中，清晨阳光下做早操的学生看到自己的未来；新婚夫妻幸福地组建起小家庭；工人与同事快乐地交谈；少年与父母分享所见所闻……短短30秒，中国社会的亲情、爱情、友情悉数包容。
林语堂曾说，“幸福，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挡不住的感觉》让世界看到了幸福的中国。中国社会正走向未来、走向希望。经济改革，已经将最好的机会呈现在每一个人的眼前。
干自己在乎的事儿，整个过程都充满欢喜
1984年，郝景芳出生。她不会想到日后会因为写了一篇科幻小说《北京折叠》而得到“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雨果奖”。这是科幻艺术界的诺贝尔奖，也是继《三体》之后，得到这一奖项的第二位中国人。
她这一代褒贬俱来，贴着“独生子”“小皇帝”“小太阳”的标签，成长在物质越来越丰富的年代，有机会学习乐器、舞蹈、英语、奥数，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良好的教育使得这一代开始拥有独立的思想。
他们不再不切实际，做事会从自己的爱好出发，每一种爱好都能支撑他们长久地前行，他们所获得的一个个“小确幸”无不彰显着时代的宽容与友善。
18岁那年，郝景芳放弃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提前录取资格，选择清华大学的天体物理系。因为她对科学和宇宙未知之事有着无尽好奇。
她的选择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读书不为稻梁谋，只是享受深层思考带来的智识上的愉悦。
当她仰望星空研究了7年宇宙奥秘后，却遁天入地般转修了经济学博士，毕业后在国家智库——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做起经济研究员，低头把脉当下中国社会同样复杂的运行规律。
郝景芳说，有价值感的生命状态是每天早上会被自己的梦想叫醒。听起来像是一碗成功学信奉者煲的鸡汤，但是对于她来说，这正是她现在的生活状态。
谈及自己的生活状态，郝景芳说她选择创业的同学朋友特别多，公司发展规模也各不相同，有的已经融资好几轮，有的上了新闻联播，有的才刚开始。
她的状态跟很多朋友会有共鸣，都希望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些变化。如果一个企业能持续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并且能自行运转，未尝不可。
在《北京折叠》中，她曾经构建了这样的一个场景：
“生活在第三空间的垃圾工老刀，为了让自己的养女可以接受教育，冒着生命危险穿梭在三个空间之中为人送信。在此过程中，他看到了上层嫁入豪门的年轻女性对中层依靠读书改变命运的年轻大学生的玩弄，也被从第三空间奋斗到第一空间的好心人出手相救，在历经艰险之后终于回到第三空间。”
她用想象力投射社会问题，而在现实中她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促成一些改变。她曾参与调查撰写关于贫困地区儿童营养餐的调研报告，这一研究对促成国务院启动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营养餐计划不无作用。现在，她和团队正努力提倡给城市底层人口提供教育机会，为流动人口提供平权政策。
在乎孩子们寻找热爱的权利
从想到做，她的行动力非常强，成为“童行书院”儿童教育公益项目发起人。
在她看来，80后们普遍有改变命运的强烈渴望，这是一种求生欲。在社会经济变革时代，人们的求胜欲很强，希望能脱颖而出，成为“人上人”，而到了社会比较稳定发展的阶段，一夜成名的机会没有那么多，生活很安定，求什么欲才能强烈支撑自己呢？郝景芳认为，就是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事情，即使很小。
至少，她创办“童行计划”教育品牌是报以这样的心态：“至少我正在做自己在乎的事儿，并且整个过程充满兴奋和欢喜。”
她分析，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相比，未来社会是一个越来越多元化的世界，每个人的自由度很大，开启一个小事业的门槛很低。野心够大就成就大事业，没有野心也可以做一件自己在乎的事。
郝景芳认为，未来的孩子都可以在自己的小星球里活得很好。因为，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他们会更加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内心情感，会在简单的事情上找到自我满足感，仅仅因为这个事本身特别有意思而已。家长应该做的是让孩子找到自我感，鼓励探索，增强自信。
童行教育的一个理念就是启发孩子的“内心之光”，进而被这束光所激励。随着不断发展，童行的目标也从简单的旅行教育，扩大为通识教育，让科学人文艺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为孩子积累丰富的人生素材，锻炼有益的思维方法。
从母亲的角色转向做教育，郝景芳希望给孩子们带来更多更有意义的价值，赋予寻找到热爱的权利。
郝景芳：就我个人而言，每天做自己喜欢并且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就有价值。我在乎自己的每一天都过得充实而有意义，不把幸福完全寄托在一些外在的评价上或结果上。
用自己的在乎和担当写下家国天下
当中国社会积累起巨大的财富之时，物欲和人生观的争论便不曾停止。物质富足的社会更需要精神的滋养，在家与国、义和利面前拿出自己的担当。天灾来临之时，这一代的年轻人开始勇敢地站到第一线。他们将公益慈善视为人生的信仰，并以此作为人生幸福的源泉。
2008年，沙磊第一次走入地震现场。
这是距离震中汶川500公里外的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梨坪乡刘家沟村。与媒体对汶川的关注相比，这里恍若另一个世界。
从绵阳往北的公路断了，他们一路过来，残垣断壁，路塌桥毁，村村有伤亡。
刘家沟村内一片狼藉，通讯中断，物资断绝。一位老人坐在倒塌的老屋旁悲伤地不吃不喝。她在挂念在绵阳上学的孙子，那是她唯一的亲人。一看到村外有人来，她就像扑住一线希望。沙磊的手被她紧紧攥着，捏出深深的印痕，看着老人老泪纵横，却也无能为力。
沙磊的心被揪紧。他这才明白，灾害破坏的原来是人的心理和家庭关系，这才是致命的打击。
从热情到专业
“永远不要仅凭热情去救援，没准你还会添乱。”沙磊说。
2010年，沙磊开始为壹基金工作。
壹基金在灾害救援中与政府部门相互协作，优先去到政府暂时无法顾及的地方，因此需要动用社会组织的力量。
但是，这些社会组织在哪里建，又该怎么建呢？
根据民政部网站公开的信息，中国的灾害发生具备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规律。在某个地区、某个季节，出现这种灾害的频次相对多。
据此，他绘制出一张中国的灾害分布图。将全国各地的救灾类社会组织联合在一起，给予专业能力的培养，发挥就近救灾的优势。这正是贯彻了壹基金“人人公益”的理念。
救灾的概念不仅限于灾害现场的生命救援、紧急生活救援，灾后的心理重建、生活恢复最为耗时，也很是考验社会服务的能力。
中国一年有一千多次灾害发生，壹基金参与其中的60~90次，这其中有一半涉及送水的救援。灾害发生时去找企业捐赠，常常打破企业正常的生产安排，即使拿到了捐赠物资，沙磊还得去找车找人，这不是社会救援组织的专长。
“如何才能与企业建立联动机制，形成长期的救援合作？”
2013年，可口可乐和壹基金一同发起“净水24小时项目”。
“与可口可乐的合作不仅仅是物资捐赠，而是希望它成为我们的‘120系统’，哪里有灾害，就把救援任务分配给离灾区最近的物流点。”
有了可口可乐的支持，壹基金这边也对各地的社会救援组织进行培训，推动“净水24小时”项目的落地。
大灾考验
2013年4月，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发生7.0级地震。
与壹基金合作的成都救援小组即刻赶赴芦山，到达暂时还无人救援的乡村，第一时间发回受灾信息和救援方案。在后方协调的沙磊将所需水的数量、发送地点和联系人通知可口可乐。可乐方迅即通知芦山供应商从县城仓库发货，不到两个小时，水就送到了受灾群众手中。
沙磊说：“因灾害类型不同，水的需求量是不同的。夏季洪涝灾害水的需求量比冬季大，天数也长，这些都要制定专门的方案。”
几次大灾磨合下来，沙磊认为可口可乐的救援是最快的，24小时之内就可以送到，甚至更快。“救援速度对受灾群众来说，不仅仅是生存的问题，看到救灾净水，他们的心理会明显不同，充满希望。”沙磊说。
几次大灾中，往往救援人员刚评估完，这边可口可乐的水就到了。“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往往能够传递加油打气的精神。这种精神，不在一线是体会不到的。”
摸索出与可口可乐的合作模式后，壹基金把这一创新模式做进一步推广，在2014年推动成立壹基金企业联合救灾平台，11家企业涵盖航空、仓储物流、日用品、饮用水、建筑、金融平台、互联网平台等灾区所需的专业领域，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应急救援物资、物流、技术服务体系。
一线救援者的在乎是将正确的事情坚持下去
在芦山地震救援期间，魏明涛引起了沙磊的注意。在传回的照片中，他正在给受灾群众发放物资，眼镜腿儿掉了，换成一根鞋带绑着，看上去有些滑稽。
魏明涛也是壹基金的成员。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从深圳赶来，他要负责与灾区的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取得联系，从当地政府获得救灾支持，同时也要向壹基金各行动小组通报情况。
地震过后，很快有两大卡车大米和一卡车食用油要运到受灾村庄，魏明涛负责物资的派发。卡车行驶到一个集镇后再也无法前行，前方公路已经塌方，只能从山路转运，物资需要转运到小型货车上。
地震过后灾区常常出现大雨，魏明涛和同伴一边四处找雨布，防止转运时大米被淋湿，一边与乡镇联系调度车辆。
最终三卡车的物资被分成了七八辆小卡车，人们从下午5点一直忙到晚上11点才转运完。
在灾后的20多天里，魏明涛只能挤出一点点时间给家人报个平安，然后又消失在手机的另一端。当时，魏明涛的妻子临盆在即，她深深理解丈夫对这份责任和担当的坚持。
雅安地震后，由于社会捐赠力度大，壹基金在当地建立了办公室，需要进行灾后重建。魏明涛只得把刚出生的女儿连同老婆送到陕西老家，托父母照管。每天只能通过妻子微信上发来的照片看到女儿的成长。
“这就是公益人的责任，虽不是军人，在大灾面前却有和军人一样的担当。在别人最需要温暖和支持的时候，我们能为他们做一些事，这一点让我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但有时也会因为这份工作的特殊性，无法顾及家人。”
魏明涛：我曾经最在乎的事是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过着稳定的家庭生活。可是做了多年公益后，我在乎能把正确的事坚持下去。只要做了正确的事，坚持下去就会看到成效和改变。
沙磊：起先我最在乎老乡能否喝上干净的饮用水，不要拉肚子就好。现在我最在乎的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投身公益事业。
他们的在乎始终在得到社会的回应，越来越多的年轻大学生正不断加入这一队伍，用自己的责任和担当写下家国天下。
40年，中国换了气象，中国的年轻人也换了面貌，但时光无法改变的是中国千年文化形成的对善良的追求与济世助人的价值观。
因为在乎，所以想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让自己、让家人获得一份持久的安宁和幸福，也让更多不曾谋面的人们因我的在乎而改变命运，收获快乐。种善因结善果，这才是一种真正挡不住的感觉。
2013年，可口可乐中国与壹基金启动"净水24小时"灾后应急饮用水救援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