囗陈红民徐亮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在台北去世。这天是中国传统节日清明节，台北当天蓝天白云，气候宜人，民众利用假日外出扫墓踏青。当晚，台北原本晴好的天气突然骤变，电闪雷鸣，瓢泼大雨从天而降。蒋介石在这个风雨交加的清明节夜晚，与生活了88年的人世间道别。
大人物的生与死，总会被不着边际地与某些自然现象生拉硬扯地联系在一起，蒋经国称他父亲病逝时台北的天象是“风云异色，天地同哀”。
蒋介石的暮年，是在与恶化的内外环境与个人身体的病痛抗衡、斗争中度过的。
内外困境
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蒋介石并未善罢甘休，而是利用国际上两极对峙的冷战局面，依靠美国支持，通过各种努力在台湾站稳了脚跟，逐步建立了威权统治，并幻想着要“反攻大陆”“光复大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际环境与台湾社会内部都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统治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新的危机。
首先，台湾在联合国窃取的席位被剥夺，国际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在美国的帮助下，台湾当局长期占据着联合国大会及安理会内的中国席位。但随着中国大陆实力的增强和外交政策的成功，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连续受到冲击。美国基于国家利益与全球战略的考虑，也对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采取了新的政策。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对“中国代表权”进行表决，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顺利通过了阿尔巴尼亚等22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驱逐台湾”的提案。台湾首席代表周书楷见大势已去，在大会表决之前便带领下属退出会场，以表示台湾是“退出”而不是被“驱逐”出联合国的。此事对年迈体弱的蒋介石打击极大，他在次日写道：
今日我正式宣布退出联合国，此乃尼丑（对美国总统尼克松之污称——引者注）谋害我，……但不足致我死命耳。
本周退出联合国在外表上虽予我一个莫大之打击，但在内心上实为数年来最大之心愿。今日决心断行，乃心安理得，又一雪耻图强之开始也。
失去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是台湾“外交溃败”的开始。国际上兴起一波与台湾“断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浪潮。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2月21日访华。28日，中美两国在上海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两国关系逐渐正常化。同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尼克松曾持坚定“反共”立场，是蒋介石的“老朋友”，但他当选总统后，基于美国利益的现实考虑，决定访问中国大陆。蒋介石对此极为愤慨，在日记中称其为“尼丑”，并几近谩骂地写道：
阅尼丑与周匪（对周恩来之污称——引者注）所发表之联合公报，不胜愤慨。此为尼丑手出卖我政府既定之方针，亦为其枪下屈服之一举。无耻已极。
面对联合国被逐、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接二连三的“外交溃败”，蒋介石强打精神，提出今后台湾要“建立独立自主之心理”，不可再完全依赖美国，“重蹈大陆时期之覆辙”。他不得不改变内外政策，更加注重在台湾的扎根与建设。
其次，20多年间，国民党政权在台湾保持着僵硬的统治体制，而台岛的社会经济结构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两者之间产生严重矛盾。岛内新一代知识分子开始表现出议政参政的热情，广大民众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上层权力机构老化僵化以及政治效率低下等现象极为不满。如果再用老办法强行压制，一着不慎，就有可能引发连锁反应。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问题成堆，也有较清晰的认识。他在1969年6月批评道：“当前本党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处处显示出一种衰老滞钝的现象……从组织上看，不是因人设事，肢大于股，就是松懈泄沓，了无新生的革命的气象。从人事上看，则是表现着管道壅塞，老大当退不退、新生当进者仍不得进的现象。从工作方向上看，更是抱残守缺，被动敷衍。……而这种有事无人做、有人无事做的情形，也不止党的组织为然，政府各机构，莫不皆然。”
蒋介石已经意识到，面对内外环境巨变带来的挑战，如不深刻反省，改弦易辙，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将失去基础，面临危机。然而，此时的蒋介石已是耄耋之年，岁月不饶人，他决心尽快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实现政坛上的“更新换代”。
传子计划
蒋介石选择接班人的过程十分漫长，传子计划也是逐步形成的。
败退台湾之初，陈诚对蒋十分忠诚，为台湾社会的稳定立下汗马功劳，得到社会各界称赞与认可。20世纪50年代后期，陈诚身兼国民党副总裁、“副总统”、“行政院长”等要职，在台湾的地位仅次于蒋介石。1960年，台湾举行第三届“总统”选举，依法规已担任两届“总统”的蒋介石不能再参选，社会普遍认为陈诚可顺理成章地“接班”。不料，蒋介石执意要参选，并不惜为此修改相关法规。这实际上是堵陈诚的路，为蒋经国接班做准备。蒋介石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认为只有交权给自己的儿子才放心。
1962年，75岁高龄的蒋介石进行前列腺手术。为以防万一，他在7月23日的日记中终于对“交班”计划有了明确的交代：
病中甚念外交与内政问题，如余果病死……至内政问题，在“人和”为第一。如辞修继任总统以后，惟一重要问题即行政院长与台省主席人选。余认为目前只有（周）至柔、（袁）守谦与经国三人中选择之，此外以余所知者皆不适也。
在这个假定他死后的“交班”计划中，陈诚继任“总统”，“行政院长”与台湾省主席二职则只能在周至柔、袁守谦和蒋经国中三选二。蒋经国在三人之中资历最浅，职位最低，而蒋将其与陈诚并列，嘱咐“互谅互助，彻底合作”，显然是竭力提升蒋经国的地位。
1965年，“副总统”陈诚忧郁多年因病去世，蒋经国“接班”的最大障碍消除。蒋介石选择性情温和、行事低调的严家淦担任“副总统”兼“行政院长”。严家淦体会蒋介石旨意，保荐蒋经国出任“国防部长”，使其顺理成章地掌控了台军兵权。
1969年，国民党“十全大会”通过《现阶段党的建设案》，提出要加紧推行党政工作的全面革新。蒋介石将“全面革新”与蒋经国“接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通过政坛的“更新换代”，既能革新政风、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又能为蒋经国接班铺平道路。
时任“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利用“全面革新”，充分表现和展露了自己的政治才能。“全面革新”的主要内容有：一、推行“本土化”政策，延揽更多的台湾籍人士担任“中央”及省级高级职务。二、推行“专业化”政策，大批技术型官僚进入权力核心。三、推行“年轻化”政策，大力提拔青年精英，逐步开始统治阶层的改朝换代。四、在行政上，着意宣传“十大革新”，突出标榜“廉能政治”，力除陋习弊政。蒋经国主导的这场革新被称为“革新保台”，改造了不适应岛内政治、经济发展并且日益成为革新阻力的僵化保守的制度和官僚阶层。与此同时，蒋经国在经济上开展了以交通、重化工业、大型机械制造为主体的“十大建设”，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改善了民生。
所有这些，为蒋经国增色不少，有人将“全面革新”视为“蒋经国时代”开启的标志。实际上，这背后有暮年蒋介石在利用权威为蒋经国扫除保守障碍，“保驾护航”。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栽培可谓不遗余力，到晚年，他仍要求已年逾六十的儿子每年上交日记本给他批阅，以指导其处理政务的能力与品行。
1972年，蒋介石蝉联第五届“总统”，严家淦再次当选为“副总统”。此时，让蒋经国正式走上政治前台的时机也已经成熟。严家淦“主动让贤”，辞去“行政院长”兼职，提议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经国从此时开始，在事实上掌握了台湾政局，台湾悄然进入“蒋经国时代”。
蒋介石苦心孤诣经营的“传子计划”，很有私心，有封建家天下意识。此计划若从退台初期算起，到1972年已历时20多个年头，蒋经国在台湾政坛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走到最高层，历练完整，能力出众。陈诚逝世后，环顾台湾政坛，确实也无出蒋经国其右者。后来的历史证明，蒋经国领着台湾确实走出了另一片天地。
晚年病况
读蒋介石日记可以看出，他的身体状况不算特别好，年幼时乡村术士为其算命，说他活不过63岁。他年轻时常患病，中年后因安装假牙，多吃软食。1962年前列腺手术后，曾长期低烧昏迷，以致他都留了遗书。进入80岁后，身体机能全面衰退是自然规律，而蒋在1969年7月又遭遇一场车祸，使其身心受到很大伤害。
当时，蒋介石的车队向阳明山开去，速度极快，而一名军官在参加完军事会议后匆忙乘车下山，阴差阳错地与蒋介石的车队发生碰撞。在撞击的一刹那，车内的蒋介石丝毫没有准备，嘴巴、胸部和下体受到强烈撞击。坐在蒋介石左侧的宋美龄受伤更重，厉声叫喊。车祸发生后，侍卫立即把蒋介石夫妇送到医院急救。这次车祸令年逾八旬的蒋介石胸腔和心脏受创极重，而且心有余悸。他曾对前来探访的严家淦说过，这次车祸，“减我阳寿20年”。
1971年春天，蒋介石在一次小便时尿血。这是蒋介石前列腺手术后留下的后遗症，几乎每逢春季，他都要犯这毛病。蒋官邸的洗手间内专门摆几个空瓶子，只要他一发现小便有暗红色的血丝流出，就吩咐手下接血尿。但这年尿血后，蒋的整个身体机能衰退得很厉害，抵抗疾病的能力已相当衰弱，常患感冒。该年6月，蒋介石例行体检报告中称其脑动脉血管硬化，而他在自知来日无多后，再次留下遗嘱：
审阅检查身体报告书，脑动脉血管有硬化之象，自觉亦有所病也。如医药与休息无效，则国家后事应预作安排。经国乃可继此复国任务，惟其为我父子关系，不愿有此遗嘱。但其能力为静波（严家淦字——引者注）之助手，出任行政院长，则于公于私皆有益。望我党政军同志，以助我之心助彼完成我光复大陆之共同使命也。
该遗嘱中已经明确要让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并由其领导完成“复国任务”，等于是说他死之后由蒋经国“接班”。
1972年，蒋介石出任第五任“总统”。当时他的身体已经相当虚弱。5月20日就职典礼时，官邸人员为做周全之策，在“总统府”大客厅中蒋介石和宋美龄站立的位置后边摆上了一张沙发椅，可让蒋挨着沙发椅站着，既可给他一个依靠，使他站着不会太吃力，又可防止其身体不支，突然跌倒。医疗小组还在会场后安放了氧气瓶，以备急用。蒋介石自己也精心准备，对其本人当天的表现基本满意：
上午举行第五任总统就职典礼，朗诵文告，气壮声宏出乎意料外，其他行动如常。惟缺一点宣誓时未举右手，微歉。
蒋介石是第五次“宣誓就职”，对程序了如指掌，但这次却“宣誓时未举右手”，严重违反了宣誓的礼仪，说明其确实有些老糊涂了。
就职仪式完成后，蒋的身体检查报告显示，他的心脏已经比之前更为扩大。医生建议蒋介石停止一切对外活动，到一个完全封闭的环境中休息半年。在此前后，蒋介石坚持了57年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也因常手抖、病痛等原因只写数字，或干脆不写了。到1972年7月21日，蒋介石写下了人生中最后一篇日记：
雪耻。今日体力疲倦益甚，心神时觉不支。下午安国来访后，与经儿车游山下一匝。
7月22日，蒋介石突然陷入昏迷，令官邸上下陷入紧张和恐慌。据侍卫回忆，宋美龄在伤心之余，已做好了操办后事的心理准备。
为医治蒋介石，台湾当局在“荣民总医院”开设了专用病房，并从美国请来了国际心脏科治疗方面的权威专家。在“总统”医疗小组的全力抢救与尽心照料下，蒋介石在1973年元月奇迹般苏醒过来。此后，蒋身体更为衰弱，因为手脚的萎缩和变形，在行动上有诸多不便。蒋介石的家人体贴入微，给病中的他不少安慰。宋美龄终日随侍在侧，儿孙们也常来探视，忙于政务的蒋经国只要在台北，“每日探病至少三次”。
在长期实行威权统治的地区，威权统治者的身体状况是绝对的秘密与政治晴雨表。蒋介石卧病期间，外界不断有一些关于他病情的谣传。为安抚人心，稳定政局，蒋介石间或利用家族的活动亮相，以证明其尚健在。1973年后，蒋介石对外有四次露面，均由宋美龄一手策划。
蒋介石的第一次露面是1973年7月其孙蒋孝勇结婚时。蒋没有参加婚礼，但孝勇夫妇在完成婚礼后，按照家乡奉化的习俗，前去给蒋介石奉茶。在发布新闻的同时，还配了新婚夫妇与蒋介石的合影。
第二次是同年11月，国民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由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宝树带领全会的10位主席团成员，到“荣总”晋见蒋介石。
蒋介石的第三次曝光，是蒋孝武夫妇带着年方周岁的蒋友松去士林官邸探望他时。那次的家族活动，对外发布了一张蒋家合影，证明蒋还“好好地”活在人间，以肃清当时台湾流传的蒋已不在人世的谣言。
第四次曝光是1975年初，蒋介石接见即将离任的“美国大使”马康卫。早在一二年前，马康卫就向台湾“外交部”提出晋见请求，均以蒋身体不适被婉拒。面对马康卫离职前的最后晋见请求，宋美龄考虑再三，决定还是安排接见。此举不仅为打消坊间不必要的臆测，更因如果再对美国有失礼之处，对台美“邦交”会有负面效应。此次曝光是一次别无选择的政治性亮相。
除了这四次对外曝光，有关蒋的病情从未在任何正式媒体上透露，这是国民党控制言论的一个典型例证。
病逝孤岛与遗愿
1973年苏醒后，蒋介石的身体似乎有所改善，但这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对一个年近九十的高龄老人而言，身体机能全面退化，稍不小心，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不测。而导致蒋介石生命垂危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对其实行的“肺脏穿刺手术”。
宋美龄为使蒋介石早日摆脱病痛困扰，“康复如前”，希望能寻找到一种“根本转变病情”的医疗办法。1975年初，她听从友人建议，请一位美国胸腔专家为蒋诊治。美国医生检验后提出，蒋病因是肺脏有三分之二积水，最好立即进行肺部穿刺手术，将积水抽出，如此，心脏病将大为缓解。但台湾的专家们认为，此手术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一旦发生术后并发症，会有致命的后果，何况蒋已88岁高龄，更不适合做这种穿刺手术。然而，宋美龄坚持己见，并说“我负全权责任”。
结果，穿刺术本身而言是成功的，蒋介石肺部的积水被顺利抽出，但医疗小组专家所预料的术后并发症却不幸出现了。蒋介石高烧不退，小便带血，心电图出现的心脏停跳频率也愈来愈高，其间隔愈来愈短。据侍从副官们回忆，蒋自从“荣总”回到士林官邸后，每一两个月也会在心电图中出现心脏停跳的信号，但做完穿刺手术后，情况似乎更严重了，他的心脏警讯频频，一夕数惊。可以说，此次手术之后，蒋介石的生命很快就走向了尽头。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因病发性心脏病，病逝于台北，终年88岁。
台湾官方的医疗报告称：4月5日，蒋介石突感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生认为蒋的心脏功能欠佳，便施以药剂使之排尿。傍晚20时15分，蒋入睡不久，病情便极度恶化。医生发现蒋的脉搏突然转慢，用紧急电话通知蒋经国。当蒋经国赶到时，蒋的心跳已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医生施行人工呼吸无效，转而运用药物和电极直刺入心肌，刺激心脏跳动，蒋的心脏与呼吸短暂恢复正常。但四五分钟后，心脏再度停止跳动。23时50分，蒋介石双目瞳孔放大，经抢救无效病逝。
蒋介石弥留之际，夫人宋美龄及长子蒋经国等家属均随侍在侧。蒋介石死时虽是深夜，“副总统”严家淦暨“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各院院长及有关高层人士，闻讯立即赶达官邸，瞻仰了蒋介石遗容，随后即将遗体移至荣民总医院。
蒋介石有在预计将有不测之时留遗嘱的习惯。晚年知其来日无多，数度写下类似遗嘱的文字。他最后的遗嘱是在1975年3月29日口授，由秘书秦孝仪整理记录的。4月5日蒋去世的当晚，这份经宋美龄、“副总统”暨五院“院长”签字的遗嘱，迅速由“行政院”新闻局交各传播机构播告：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营，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惟愿愈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毋忽。
该遗嘱自公布以来，便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蒋生前不会写遗嘱，他又是在睡眠中过世的，不可能完成遗嘱，而且遗嘱没有蒋的签字。很多人质疑遗嘱的真实性，甚至说是蒋过世的当晚宋美龄逼着秦孝仪“补写”的。但只要了解蒋介石有留遗嘱的习惯，生前各阶段曾先后写过不下10份遗嘱，就不会有此质疑了。
蒋介石晚年虽已很少直接参与政治活动，但他死时身兼“总统”与国民党总裁两个最重要的职务，在台湾的权威与影响力无人能及，他去世的消息自然引起十分强烈的震撼。民众听闻蒋去世，皆惊愕不已，原定的各种假期活动遂自动取消，电影院等各娱乐场所则停止营业，各商店门前都下半旗志哀，民众多佩戴黑纱。
4月9日中午，蒋介石的遗体奉移台北市“国父纪念馆”灵堂，并于10日至14日开放灵堂，供民众瞻仰遗容。据台湾报纸统计，五天内前往瞻仰蒋介石遗容者达250余万人。16日上午8时，在“国父纪念馆”举行蒋介石遗体大殓奉厝仪式，场面极为隆重。在遗体殓礼完成后，又由基督教牧师主持追思礼拜与证道。接着，蒋介石的灵车在2000多执绋人员的护送下，驶向其灵柩的暂厝地——慈湖。
慈湖行馆是一座古色古香、雅洁朴素的中国传统式建筑，位于桃园县大溪镇福安里。在葱郁的青山围绕中，湖面如镜，映着山光，景色如画。蒋介石生前非常喜欢这里，在此建了行馆，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故蒋经国与宋美龄依此遗愿，将其灵柩暂厝此处，并同时表示：“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蒋介石一生漂泊，此时总算是有了归宿，这是他不愿意却也不得不接受的结局。他一直只把台湾当成是“反攻复国”的基地，是暂住之处，而最终却只能带着无可奈何的“遗志”长眠于此。
抛除一切政治因素，作为一个老人，蒋介石的思乡之情在晚年不断加剧，日记中有许多对故乡、亲人的思念。因此，他最大的心愿，如其生前所言：“日后光复大陆，中正生于斯长于斯，要将遗体移返南京，葬于中山先生之侧。”或许这才算是他真正的遗愿吧。
蒋介石去世，留下的政治遗产是蒋家王朝继续统治的台湾。数十年来，蒋介石时刻叫嚣“反攻大陆”，一切行动也都围绕这一中心展开，但遭受无数的失败。蒋介石晚年意识到，“反攻大陆”根本就是无法实现的痴心梦想，要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得以持久，唯有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他提出，施政“要处处为民众着想，事事为民众打算”。他晚年推动的“革新运动”，使台湾在内外交困险境中立足，渡过难关，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得以维持。
蒋介石及蒋经国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同各种分裂中国的阴谋及“台独”势力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这使得两岸统一仍有可能在未来实现。想必，这也是蒋介石的“政治遗愿”吧。
陈红民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
徐亮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