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选举出现了“新常态”吗？

2016年底，美国将举行第45位总统的角逐；除美国各界对大选高度关注外，此次总统大选也引发了世界各国的瞩目。美国是总统制民主的代表国家，其四年一度的选举制度是美国政治生活的重要部分。它将决定今后数年内美国的内政外交班子和执政方针，影响中美关系在未来几年的议题重心。

虽然美国大选形势瞬息万变，但从目前初选形势来看，美国社会的民粹主义思潮已经产生了明显的政治影响，这种思潮又与美国目前经历的社会变化有关。由于这些社会变化属于长期、慢性的过程，可以预见，本次选举中表现出的政治思潮将在今后一段时期影响美国的内外政事；这些变化能否形成“新常态”，则有待进一步观察。本文以2016年美国大选中出现的新变化为契机，探讨选举背后美国社会的变化。

总统选举对美国的重大意义

美国的政体是总统制（presidential），其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纽施塔特（Neustadt）强调总统既是最高权力机构又是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政客个体，相比起其他政治部门拥有三大优势：政治声望（politicalreputation）、全国知名的社会威望（publicprestige）和主导政策制订的职务优势（position）[1]。总统能够利用其先发制人的政治优势推动政策出台，并利用声望和专业信息优势与国会博弈，达成个人与政党的政治目标。

通过总统大选，政客、政党和社会三个层面各取所需。对政客本人而言，总统宝座是职业声望的巅峰。对社会而言，寻常百姓得以通过大选了解参选政党的政治主张，选举具有设立议程（agendasetting）、游说（persuading）和增强透明度（Clarifying）的功能，其相对公开的竞争模式给美国的社会矛盾提供了有效的缓解渠道。对于政党而言，为了吸引特定人群或团体，参选政党将调整政策主张，总统大选因而使得两党部分团体有机会重新组合。

在此基础上，2016年的总统大选也被近期美国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赋予了特殊色彩。在美国国内，虽然2015年前三季度的经济指标显示出强劲复苏迹象，海外资金也从新兴市场流入美国，但美国第四季度的GDP增长低于预期，人们对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前景再度抱有疑虑。经济问题与两大争论焦点——医保改革和移民问题密不可分。奥巴马政府的医保改革是惠及低收入人群的福利政策，但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它降低了穷人追求全职工作的意愿。而移民问题则受到国内经济和国际难民潮的两方面影响，成为美国社会日益关注的话题和竞选中的关键争论点。国际方面，除奥巴马大力推进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和《跨大西洋伙伴协议》受到质疑外，中东、俄罗斯、南中国海、朝鲜半岛等地爆发的紧张事态也影响着美国的外交政策走向，难民危机和随之而来的恐怖主义更在美国引起一场有关人道主义和社会安全的争论。由于众多竞选人、两大政党在上述问题立场各异，大选的结果将影响美国未来政策走向。

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中的常态和“新常态”

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主流竞选理论认为，两党候选人在最终大选中会以温和言论吸引中间选民，而在初选中则以相对极端言论吸引本党多数，因此初选中的激进言论属正常现象。另一方面，一些主流学者，如高曼和金（GalmanandKing）认为，总统选举的结果在选举之前就可以预测，对竞选民调的持续炒作只是吸引民众保持政治关注、为参选人增加知名度的活动[2]。到目前为止，特朗普（川普）、桑德斯等被预测为“边缘人物”的竞选人意外获得高人气，激进保守人士泰德·科鲁兹在共和党内后来居上，而希拉里·克林顿在巨大政治优势下仍未取得决定性胜利，被共和党寄予众望、有望争取中间选民的杰布·布什和鲁比奥等参选人表现不佳，大幅度败给“黑马”特朗普而黯然退选，令预测人士大跌眼镜。

政治实践上，2016年总统选举体现出与以往选举的延续性。近年来的美国总统选举要求竞选人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因此许多竞选人在2015年已经开始筹备大选，例如希拉里于该年4月宣布参选，特朗普于6月宣布参选。总统选举也需要大量资金投入，部分竞选人，如威斯康星州州长斯科特·沃克因为筹集不到竞选资金而早在2015年就被迫退出党内提名的角逐[3]。

另一方面，数名缺乏从政经验的候选人也参加了本次总统竞选，其中企业家唐纳德·特朗普和前神经外科医生本·卡森吸引了相当数量的共和党选民支持，超过了部分职业政治家。特朗普是美国知名的地产大亨，拥有众多酒店、娱乐设施和地产，在曼哈顿等区域被当作美国商业家的代表人物。他在2000年曾经试探性地参加过选举，此次再度参选获得广泛关注。特朗普的竞选投入至今仅有2367万美元[4]，低于杰布·布什和科鲁兹等职业政客，却取得了出人意料的好效果。卡森是美国著名神经外科医生，曾获美国平民最高荣誉“自由总统勋章”，因保守言论而受到宗教人士热捧；他在2015年的党内辩论中表现优异，在民意调查中一度位居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