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虎穴，守护陕甘宁边区门户
1936年6月，红二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成立了西北中央局，吴老任白区工作部部长，我在组织部当干事。当时张国焘搞分裂党中央的活动，吴老坚决站在党中央、毛主席一边，与张国焘针锋相对地展开了斗争。张国焘对吴老怀恨在心，搞了一个阴谋，在甘肃南部要他带很少的人去收编一个毫无基础的土匪部队，组织“抗日救国军”，以此排除异己。吴老看破了张国焘的阴谋，警惕性很高。当我们的红军大部队远离后，土匪头子上演了一场“鸿门宴”，企图杀害吴老、戚大姐（吴老的夫人）和随行的同志，吴老挫败了他们的阴谋。这股土匪于无奈之下，夹着尾巴半夜逃跑了，吴老则带着我们的同志顺利赶回部队。
西安事变后，党内以王明为首的少数人认为，国共两党既已合作，就不需要再搞秘密工作了。但周恩来副主席却根据“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的原则，坚持派一批优秀干部到国民党统治区搞隐蔽斗争。有秘密工作经验的吴老被指定带领一批同志深入虎穴，守护陕甘宁边区的门户——西安，开展对敌斗争。事实证明，周副主席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1938年底，形势发生了大变化，国民党开始了反共活动，这时的西安便成了国民党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基地和特务基地，也成为敌我斗争最尖锐的场所。面对敌人政治上的反共、军事上的包围、特务上的破坏，吴老带领我们这支秘密情报队伍插入敌人的心脏，与国民党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我们这支革命情报队伍由党中央直接领导和指挥。遵照毛主席“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的方针，我们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打入敌人内部。在国民党的要害部门，都安插有我们的党员骨干和朋友，我们掌握了敌人的党、政、军、特的各种核心机密。如当时胡宗南的副官熊向辉、机要通讯科科长戴中溶、侍卫队分队长王昭贤、西北军参谋处长成子慎等，都是我们的同志，甚至连西安国民党特务侦缉队队长的职务都是由我们党的肖德同志担任的。还有一位名叫霍建台的同志，长期潜伏在敌特务机关工作，并被安排在西安办事处旁边，名为监视我们的行动，实则经常给国民党送假情报、过时情报，而为我们送来的却是真实可靠的消息。敌人为了掌握我方情况，在八路军办事处周围布满了密探，如摆烟摊的、拉黄包车的，无奇不有，但敌人并没想到其实这些人中就有我们的同志。所以，敌人针对我们采取的一切活动，我们都能及时掌握。
吴德峰与夫人戚元德
毛主席说，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历史上最成功的
1939年，国民党在国共合作的幌子下，搞起了防止“异党”（指共产党）活动，后来共产党在他们眼中变成了“奸党”，他们还拟定了处理“奸党”方案。当我们将此情报汇报给中央后，党中央据此编印了一本《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了敌人的阴谋。国民党一计未成又生一计，肆无忌惮地多次进行反共。继1939年晋西事变、1941年皖南事变两次反共高潮之后，1943年胡宗南又纠集了30多万军队搞闪电战术，妄图一举攻占延安，“捕捉中共首脑”。关键时刻，我们将确凿情报反映到中央，中央对其部队番号、主要驻地，以呼吁停止内战通电形式公布于众，加以揭露，使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美梦破产。1947年，蒋介石又命令胡宗南攻占延安，我军迎战十倍于我的敌人，形势对我们极为严酷。战斗过程中，我们通过多种渠道，弄清了敌人的政治阴谋、军事计划、部队调动，有力配合了我军作战。吴老在西安建立的情报工作，为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作出了重大贡献。
吴老曾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三十八军高级参议等身份活动在西安，这些公开身份为他搞社会调查创造了条件。他从所得到的材料中，认真进行综合分析，以占有的详细材料列明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工作人员的状况。这些人中，反对共产党、不愿抗日的是少数，拥护共产党和坚决抗日的也是少数，中间派则占多数。这些材料报送毛主席后，毛主席曾找吴老详谈，深表赞许。这为我们党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以及当时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政策提供了决策的参考。毛主席曾说，西安的情报工作是我党历史上最成功的，要发勋章首先该发给他们。
我们的情报机关并不是孤军作战，当时在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伍云甫同志负责）和中共地下党员、陕西省委书记杨清同志（即欧阳钦同志），都给予我们工作极大的支持。八路军办事处为我们提供了掩护，地下党则为我们介绍了很多党员和关系。我们一方面依靠党的忠诚分子，另一方面也团结了不少同情者，甚至利用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开展对敌斗争，准确及时地向中央提供各种情报，使党中央对西安的敌情了如指掌。
做秘密情报工作必须具有崇高的革命情操和临危不惧、临难不苟的忘我牺牲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保持沉着冷静的头脑。吴老不仅具备上述精神，而且多谋善断。在西安，我们的机关设在曹家巷十二号，而隔壁十三号就住着国民党第十战区政治部主任，每天晚上还能听到敌人的反共宣传。因为和敌人住在一起，倒显得更加安全。在西安的隐蔽斗争中，吴老非常注意调查研究，对社会现象有着深刻的了解，更熟悉流氓、特务、三教九流的习性，同时也掌握了敌人内部的一些活动规律。有一次，吴老被一个特务盯了梢，他灵机一动，绕道向军统特务站长许守素家中大摇大摆走去（因为当时知道许在特务机关办公）。敲门后佣人出来招呼，看到这种场面，特务误以为是跟上了自己的人，吓得溜掉了。
“吴铁铮”审吴铁铮
吴老在西安的化名叫“吴铁铮”。因工作需要，他经常秘密出入八路军办事处。一次，敌特从叛徒彭宗藩处获悉所谓“西安中共高级负责人吴铁铮”，国民党特务如临大敌，密令四处抓捕“吴铁铮”。此情况是由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报告给我们的，同时周恩来副主席在重庆也得到了这一消息。为了吴老的安全，大家一致认为吴老应立即撤回延安。吴老认真分析了情况，认为敌人并没有掌握真实情况，决定沉着应付，再观察一下。敌人追查不着“吴铁铮”的下落，后来在我们打入敌人内部同志的“引导”下，查到胡宗南的中央军校分校中有一名教官叫吴铁铮，敌人就将他作为嫌疑犯关押了起来。此人曾是胡宗南黄埔军校的同期同学，因找不到证据，关押很久才被保释出来。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国民党第三军副参谋长，在石家庄战场上被我军俘虏。那时吴老是中共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部长，在审讯时，吴老问吴铁铮抗战时期在西安为什么被抓，他说至今他也搞不清楚，可能是由于大革命时期同情过革命被抓的，演了一场“吴铁铮”审吴铁铮的“双包案”。
“老奸巨猾”吴德峰
吴老搞秘密工作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国民党称他为“老奸巨猾”的“中共高级特工人员”。新中国成立后，张治中去西安进行调查，并写了《国共两党之比较》一书。在给蒋介石的万言书中，他讲到国共两党特务工作之比较时说：“你是最相信特务的，你用了最大力量让戴笠同胡宗南合作，认为西安的特务工作是最成功的。可是解放后我到西安一看，就在胡宗南总部周围，安装有三部共产党秘密电台。你的命令发出后，不到两个小时中共总部就全部知道，而你的部下还不知道。你所用的特务都是社会渣滓，为人民所唾弃，而共产党人做这项工作的都是党中的优秀干部、忠诚党员，而且足智多谋。从这一点来看，你靠特务起家，又以特务失败告终，胡宗南最后全军覆没其为原因之一。”由此可见，吴老在西安的情报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当然，在西安领导秘密情报工作的不只吴老一人，以后还有其他同志，但他是这项工作的奠基人，为西安后来的情报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坚强党的观念，严肃党的纪律，是吴老高贵品质之所在，他从不因形势紧张、环境恶劣而放弃对自己下级的教育，在秘密工作特殊情况下，依然召开一定范围内的党员生活会议，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包括对他本人的批评。在他的耐心教育下，我党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解放后不少人成为党和国家各部门的负责干部。
对敌隐蔽斗争工作不仅危险性大，而且生活也异常艰苦。那时每人每月只有三块钱的津贴费，全凭着自己的党性来干工作，同志们不留名，不图利。吴老总是以身作则，带领同志们团结战斗，整个集体像个革命大家庭一样。我当时就是以吴老表弟的身份住在他家，连一个正式的组织名义也没有。作为该组织负责人的吴老，也没有一个正式职务，只是作为一般家庭掩护在那里。但就是这个“家庭”，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控制了整个西安的敌情，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脏。
“文化大革命”中，吴老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样，没有躲过林彪、“四人帮”的摧残、迫害。他家被抄，住房被贴封条，水、电全被掐掉，连上厕所也要上大街，工资停发。当我得知这么一位老同志、老革命处于如此艰难困境时，气得流下了眼泪。我当晚给周总理写信反映了情况，总理当即批示同意我的意见，并说：“吴德峰同志在1931年前后，当王明等篡党时，他是坚决反对王明的；在二、四方面军会合后的长征途中，他当时任中央局的白区工作部长，是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双十二后在负责西安秘密情报工作中，是忠于毛主席，反对王明、博古错误路线的；在上海和西安白区秘密工作中是忠于党的。他对敌斗争是勇敢机智的，对党是有很大贡献的。”并电话通知北京医院，没有他的批准不准吴德峰出院，这样吴老在北京医院被保护了一年多。
怀念吴老使我们进一步懂得中国革命胜利来之不易，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的伟大胜利。吴老历经了中国历史上推翻剥削制度、压迫制度最艰苦卓绝、最翻天覆地的斗争，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甘愿冒着生命危险在工作。吴老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他那种坚信马列主义、坚持共产党领导，艰苦奋斗的作风，灵活机智的对敌斗争艺术，甘当无名英雄的高尚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作者系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此文写于19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