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家中子弟送上抗战前线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合作建立起了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由红军总司令改任八路军总司令，率军英勇奋战在前线。此时朱德离开四川老家已经30余年，十分思念家乡的父老乡亲，他通过各种途径几番苦寻，终于盼来了家人的消息。但数十年变故，物是人非，家境寥落，家人食不饱衣不暖，靠变卖家产来维持生计，于是来信殷殷切切，希望能得到朱德的援济，家人亲友也能谋个一官半职。朱德拒绝了亲友让他以权谋私的要求，他在家书中写道：“我从没有一文钱。”“我们的军队是一律平等待遇，我与战士同甘苦已十几年，非常愉快……我为了保持革命军队的良规，从来也没有要过一分钱。”
同时，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军人，朱德考虑到中华民族正值危急时刻，自己应该带头动员家中子弟奔赴战场保卫国土。于是，他在家信中对家中子弟提出了殷切期望：“设法培养他们上革命前线，决不能误此光阴。”为了打消家人亲友跟着他找个差事做做、混口饭吃的错误想法，他还在信中严肃指出：“至于那些望升官发财之人决不宜来我处，如欲爱国牺牲一切能吃苦之人无妨多来。任何闲散人来，公家及我均难招待。”
四川老家的侄子和外甥们看到朱德在家信中对他们提出了奔赴前线保疆卫国的要求，就凑到一起商议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大家七嘴八舌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决定还是先去看看情形再说。于是他们离开了从小生活的四川老家，结伴来到了驻山西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朱德见到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心中十分高兴，一想到他们此行是要准备奔赴前线奋勇杀敌，更是由衷地欣慰。他和这些年轻的家乡子弟详细打听起四川老家的生活情况，还特意从自己的军饷里拿出钱请司务员多加了两个菜，好好招待他们。
1953年，朱德与家人在北京合影
1958年5月25日，朱德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劳动等侄甥们休息了几天后，朱德便让身边的卫士带他们去经理部领取军衣和零用钱，然后准备去连队报到参加学习和训练。当他们排队依次接过军衣和零用钱时，朱德的一个外甥看到只有这么些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生气地说：“怎么才给我们发这么一点钱，我想再多要一些！”助理员耐心地向他解释部队的规定：“按照咱们部队的组织纪律，这个数额是没有差错的。”考虑到他们刚来到部队上，不太熟悉规定和纪律，助理员又说：“如果出于工作上的需要，可以另外支付费用，但是只有经过总司令的批准，才能多发那份钱。”
外甥心想，朱德是自己的舅舅，找他说一说肯定没问题。于是，他满怀希望地找到朱德并说明了自己的想法。朱德听后，表情立刻变得严肃起来，严厉地批评他说：“在我们八路军队伍里，从总司令到战士，所有人的待遇都是一样的，没有高低贵下之分，每个月的零花钱都是按规定发放的。总司令的亲属也不例外！你如果吃不得苦，不能服从组织的纪律，现在就回四川老家去！”
借钱供奉双亲的总司令
朱德与母亲感情深厚，从小到大，母亲给了朱德伟大而平凡的人格力量，使他一生受益无穷。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中深情地写道：“母亲同情贫苦的人——这是朴素的阶级意识，虽然自己不富裕，还周济和照顾比自己更穷的亲戚。”“母亲沉痛的三言两语的诉说以及我亲眼见到的许多不平事实，启发了我幼年时期反抗压迫追求光明的思想，使我决心寻找新的生活。”“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苦的生活。”“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与困难作斗争的经验。我在家庭中已经饱尝艰苦，这使我在30多年的军事生活和革命生活中再没有感到过困难，没被困难吓倒。母亲又给我一个强健的身体，一个勤劳的习惯，使我从来没感到劳累。”“我应该感谢母亲，她教给我生产的知识和革命的意志，鼓舞我以后走上革命的道路。在这条路上，我一天比一天更加认识：只有这种知识，这种意志，才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财产。”
朱德在华北抗战前线朱德自离开家乡参加革命后，虽不能尽孝，但他一直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家中境况，1937年冬终于盼来了母亲的消息，80多岁的老母亲生活非常贫困，这使他坐立难安。可是，朱德虽身居总司令高位，却与普通士兵毫无二样，也是身无分文。思前想后，朱德没有对组织提要求，而是向好友戴与龄写信求助：
与龄老弟：
我们抗战数月、颇有兴趣。日寇虽占领我们许多地方，但是我们又去恢复了许多名城，一直深入到敌人后方北平区域去，日夜不停地与日寇打仗，都天天得到大大小小的胜利。昨邓辉林、许明扬、刘万方等随四十一军来晋，已到我处，谈及家乡好友，从此话中知道好友行迹甚以为快，更述及我家中近况，颇为寥落，亦破产时代之常事，我亦不能再顾及他们。唯家中有两位母亲，生我养我的均在（朱德5岁时过继给伯父母——作者注），均已八十，尚康健。但因年荒，今岁乏食，恐不能度过此年，又不能告贷。我十数年实无一钱，即将来亦如是。我以好友关系向你募贰百元中币。速寄家中朱理书收。此款我亦不能还你，请你作捐助吧！……望你做到复我。
此候
近安朱德11月29日于晋洪洞战地这封求助信，读后令人无不为之感慨，200元难倒了总司令。戴与龄接信后，才知道名震全国的八路军总司令竟如此两袖清风，连资助老母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感动不已，当即筹足这笔钱送到朱德家里，使两位老人渡过了难关。
在忠孝难两全的情况下，朱德毅然作出抉择：舍小家为大家，忠于人民和革命事业。朱德后来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我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可是自觉对家庭的忠诚，应该服从于更大的忠诚——对国家和全体人民的忠诚。”正如朱德在《回忆我的母亲》一文所说：“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
革命者的遗产
朱德是共和国元帅，工资标准比较高，然而从1955年授衔后的21年时间里，他却从未领过元帅的工资，并要求自己的工资待遇不能超过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逝世后，长期跟随朱德的秘书回忆说：“1955年我国实行军衔制以来，委员长从来没有拿过元帅的工资，委员长逝世后大家才知道这件事。”
朱德家里人口多，工资就那么一点，生活很紧张，如何应对全家人的衣食住行呢？朱德的办法就是精打细算，控制开支；降低生活标准，缩衣节食；自己动手，生产自给。朱德每个月都要亲自检查伙食账，为的是看看超过一般人的生活水平没有。他总是量入为出，虽然为了招待很多往来的亲友，家里开支大，但是，朱德也绝不允许超过每月的工资。
1959年，73岁高龄的朱德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一再主动要求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一点肉也不吃。即便是这样，他仍然不放心，多次叮嘱炊事员，一定不要超过国家的供应标准。有一次，炊事员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炒菜时多放了些肉。饭后朱德走到厨房里笑呵呵地说：“同志，你是不是资本家出身啊？”炊事员赶忙回答说：“首长莫开玩笑，我哪里是什么资本家啊，我是贫家。”朱德风趣地说：“既是贫农，为什么菜里放这么多肉啊？”炊事员这才恍然大悟，于是笑着回答说：“今后一定注意。”
朱德家里往来客人很多，有段时间家里的粮食超支了50多斤。工作人员考虑朱德年岁大了，身体又不大好，就想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实际情况，由机关把亏损的粮食补上。朱德坚决不同意这么做，他说：“现在国家这样困难，我们应该带头缩衣节食。自己亏损了，应该自己补回来。”为了节约粮食，朱德亲自指导炊事员把米和菜煮在一起做成菜糊糊，坚持和全家一起吃。有一次，朱德特意做了一顿菜糊糊请身边的工作人员吃，并且说：“今天请大家吃这顿饭，是让大家不要忘了过去战争年代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粮食要自己到山下几十里以外去挑，吃的菜常是白水煮竹笋，里面连一点盐都没有。现在虽说有些困难，但是比过去好多了，我们要把艰苦奋斗的作风永远保持下去。”
朱德常说：“我们的国家一穷二白，只有增产节约才能变得富强。光增产，不节约，就等于没有增产。勤俭勤俭，勤就是增产，俭就是节约，两者不可分嘛。”朱德吃的青菜，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是自己种的。他自己开辟了一个小菜园，同康克清一起在工余时间劳作。孩子们回忆，爷爷经常给他们讲“一天省一把，十年买军马”的谚语和“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故事。这些都深深地印在孙辈们的脑子里。
“革命者的遗产不是金钱，而是革命精神。”这是朱德常用来教育子孙的一句话。朱德生前曾不止一次对孩子们说：“人总是要死的，不能永远活着。我是无产阶级，我死后，你们没有什么可继承的。房子、家具都是国家的。我所用的东西，都上交给国家。我最珍贵的，就是屋里挂的那张毛主席像，你们可以继承。我的那些书籍你们可以留着读。”
朱德去世前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有两万元的存款，这笔钱，不要分给孩子们，不要动用，告诉康克清同志，把它交给组织，作为我的党费。”这两万元钱，是朱德实行工资制以来的全部存款。朱德逝世后，康克清遵照朱德的嘱咐，把这笔钱如数交给了党组织。朱德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任何遗产，却留下了比金钱宝贵千百倍的精神财富。
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为朱德60大寿举办了一个隆重的庆祝仪式。毛泽东为他题词“人民的光荣”。周恩来撰写的祝词中说：“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中共中央的祝词说：“人民庆祝你的60年生活，因为你是中国人民60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利益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