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湖北农村的空巢男人徐向荣，54岁这年成了一名“北漂”—在北京CBD一家建筑工地做钢筋工。他想趁着身体尚未完全被掏空，还有一些力气，出门“挣点小钱”。年轻的时候，他为家庭活、为子女活；现在，他主要为两个长年在外打工的儿子活。
徐向荣有过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死于自杀，第二任妻子两年前病逝。她们各留下了一个儿子，大的29岁，小的23岁，都还没有成家。
和他这些年从事的工作一样，徐向荣的人生履历主要由灰色构成。早些年，孩子们尚小时，他嗜酒、滥赌，到处跟人瞎混，一度在监狱待了两年。后来，他到煤矿打工，奔波于河南焦作和山西太原两地。虽然工作辛苦、危险，但来钱快。等年纪更大一点儿，人们开始叫他老徐时，他回到了家乡十堰的建筑工地上。
他幻想着高大上的首都北京会成为自己晚年生涯里的一抹亮色。老乡陈八千是他的一个参照。陈八千在北京的建筑工地上干了十多年，靠着多年的打工积蓄，在十堰市区买了房子，由此成了城里人。
徐向荣想好了开头，却未猜中结局。他的“北京梦”刚刚开始，旋即就被一场疾病打败。为此，他不得不踏上回家的列车。
实际上，他的北京故事即使不终止于身体的不支，也有可能终止于北京一些建筑工地上不成文的规定—55岁是临界点，超过这个年龄，很多工种都被限制从事，要么做一些简单的打杂工作，要么被辞退。
遭遇这种困境的不只徐向荣，由于年龄问题，大量临近或超过55岁的农民工，开始陆续返乡。这也是中国又一代农民工的集体谢幕。
徐向荣动身前往北京时，没有考虑太多，只是简单地想再搏一把。
从38层开始的“北京梦”
徐向荣没赶上北京第一高楼“中国尊”的建设。规划高度为528米的中国尊位于北京CBD地区，邻近央视“大裤衩”和过去的北京最高建筑“国贸三期”，预计2017年7月结构封顶。
老徐所在的湖北这家劳务公司主要负责土建，老板接下了CBD地区3个工地上的部分工程——除了中国尊，另两处分属泰康人寿和正大集团。他抵达北京时，建筑队已转到了正大集团的项目上：北楼基本封顶，南楼建到了38层。
老徐的工作从南楼38层开始，被分配的任务是“绑钢筋”。相对于各种搬运工作而言，这算不上特别重的活儿，也算不上技术活儿，不需要专业的资格考试。他之前没有做过类似工作，但在陈八千的现场教学下，上手很快。
陈八千的手机里存着几张他们的工作照：脚下堆着各型钢筋，折起来的，直的，长的，短的，头顶是密密麻麻的脚手架；他们把钢筋立出柱子的形状，然后用手上绑钢筋的套子一点点把它们圈绑起来；套子又长又重，他们拿着套子在柱子四周的脚手架上爬上爬下，“一天弯腰上下很多次”。
44岁的陈八千是老徐在十堰工地上认识的“大哥”的弟弟。“大哥”跟老徐同岁，少年时得了中耳炎，没治好，落下病根儿，不戴助听器没法跟人正常沟通。前些年，“大哥”主要在十堰的建筑工地上干活，近两年陈八千把他带在身边，一为方便照应，二来“是个伴儿”—父母去世得早，兄弟两人相依为命长大，感情很深。
在陈八千眼里，老徐干活儿麻利，不比年轻人弱。老徐其实是力不从心的，“从来没干过这么重的活儿”。
早年外出打工前，徐向荣曾很认真地想要干一番事业。第一个妻子会裁缝手艺，他就琢磨着开家缝纫店。意外的是，孩子刚生下来半年，妻子就自杀了。
老徐家在上世纪80年代投资过鱼塘，不怎么成功，最后还欠了信用社一千多块钱。老徐成家后，父亲给他分了600元的债务。那时他在工厂上班，一个月工资才100多元。为此，妻子跟父亲闹了别扭。
老徐分析，这可能是妻子自杀的导火索。“她脾气怪，我怕得很，但是是同学，感情好。”至今他都无法确定妻子的死因。
第一任妻子死后，老徐喝酒、打牌，消极了很长一段时间。儿子6岁时，他迎来第二段姻缘，第二任妻子小他12岁。婚后，他老实了一阵，但没多久，就又开始玩牌，“输赢多少都无所谓，心情不好，就一醉方休”。
常跟社会上的人厮混，他为自己招来了一场牢狱之灾。对于这段往事，他有些羞于提及，一句“做人有点轻浮”匆匆带过。他还记得妻子指着自己骂：“你个没脑壳儿的。”
从狱里出来，老徐在河南焦作和山西太原的煤矿待过几年，“在那里开煤车”，把煤从地下运到地面。“后来国家不让开采了，干久了对身体有害，对生命也有威胁，白天出去晚上不一定能回来。”加上煤矿开采成为夕阳产业，他回到了老家。
他有点怀念在煤矿的日子，那时他还年轻，“一天下来，不觉得怎么累，现在不行了”。偶尔他还把妻子和孩子带在身边，下工回家能吃上现成的饭。
提起第二任妻子，老徐全是赞美。“我那媳妇儿真的好得很，不管认识不认识，为人处世好得很，也聪明，看电视，我们看不懂，人家看得懂。”
2015年妻子生病后，他把她送到了十堰最好的医院，“没救回来”。直到现在，想起她，老徐仍会掉泪。
相对于这两段“失控”的婚姻来说，外出打工成了老徐生活中为数不多可以自我掌控的事情，比如2017年年初他决定来到北京。
但随着年龄渐长，他开始发现，身体似乎也在失去控制，稍微重一点的体力活，明显吃不消。
老徐有点怀念在煤矿的日子，那时他还年轻，“一天下来，不觉得怎么累，现在不行了”。偶尔他还把妻子和孩子带在身边
“我们在这儿，太低了”
CBD的高楼是向上盖的，但老徐说自己的人生是向下的。曾经，他自己是这种下坠的力量之一。后来，他企图通过打工的方式，调转生活的走向，但效果并不明显。
54岁的这次远行，是他的又一次努力。
见到老徐，是在3月底的一天傍晚。他们的集体宿舍在顺义，离首都机场不远，一街之隔是京旺家园小区，那边是红顶高楼，这边是蓝顶白皮的临时集成房屋。宿舍空间不大，放了5张上下铺，但只住了7个人。可能跟大家行李比较少有关，地面空间绰绰有余，放张桌子，吃饭、打牌一起搞定。
聊完天后，陈八千拉着他和大哥一块出来喝酒。酒是老徐在小卖部里买的，一瓶500毫升的牛栏山二锅头。由于老家人晚上爱吃面，他们特意找了一家面馆—尽管老徐总觉得北京这边的面不如老家的好吃，“家里的面都是新粮做的”。
面馆不大，挨挨挤挤放了4张桌子，却是他们近期走进的最好的一家餐馆。平时，他们要么吃食堂，要么在路边摊吃6块钱一盘的饺子。
“来之前不知道他们干这么重的活儿。”老徐又强调了一遍工作的不轻松。他给陈八千、大哥把酒倒上，又倒了一杯给自己。他的眉头有一道明显的红色划痕，“搬钢筋的时候，力气使大了，哐当一弹，蹭的”。
老徐爱喝白酒。年轻时，他借酒寻欢；现在，他借酒解乏。
他知道国贸的楼很高大，提起时有些骄傲：“你去过那边吗？”只是他并未花心思去刻意感受北京的繁华，更多时候，他穿梭于尘土扑扑的工地上，或者待在逼仄的宿舍里睡觉、在手机上看剧。
小区里有免费网络，陈八千给他下了54集的电视剧《咱家》，给自己下了农村题材的《家有大姐》。
从他们的住地到建筑工地，看起来挺远，但因为错过了早高峰，路上并不耽误时间—他们的大巴车早上5点20分准时发车，通常6点不到就到了工地。
早上的工地口很热闹，早餐车蜂拥而至，卖二手衣服鞋子的摊位也早就铺好。老徐爱买点粥当早餐，吃完休息会儿，6点半赶到岗位。随后的12小时，是他和各种不同形状、重量的钢筋打交道的时间。
似乎有一群人，一直在追着为他们服务。赶完工人们的早高峰后，下午5点，这些人又开始出现在工人的生活区，仍旧以贩卖各种旧衣服旧鞋子为主，大多数物品不超过10元。
陈八千想得比较多。“这些人就是觉得我们会买。”他有一种被看不起的感觉，“我们在这儿，太低了。能理解的，就说辛苦。不理解的，就说穿得脏兮兮的……被看得太低了。”
可能也因为这，他和老徐都特别注意，从不穿脏衣服上街，公众场所尽量保持体面、干净。
疾病
徐向荣两年多前认识的陈八千。原本2016年年初他就打算到北京的，票都买好了，临上车前打电话说去不了，让陈八千帮忙退票。第二任妻子的去世，给了他很大打击。去年一年他都在家歇着，缓和情绪。
2017年，他却一反常态地坚决。新年刚过，就从乡下老家乘坐一个多小时的汽车赶到市里，敲开了陈八千家的门，说“无论如何我要跟着你去”。
这是老徐第一次正式到北京，之前他只是在北京西站转过车。
年后正大集团工地上的活儿少，老徐等人常常干一段就休息三两天。闲暇时间，陈八千爱骑着小黄车上街溜达，老徐不爱出去，常窝在宿舍里。北京给老徐的最大感受是，市区很大、国贸很美，但也仅限于此，他没有任何想探索这座城市的冲动，理由是“去哪里不得花钱”。他甚至没有去过天安门。
4月初，老徐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咳嗽不停，不得已请了好几天假。起初，他以为是自己常一身大汗站在38层的通风口工作引发的着凉感冒，没太在意，觉得打几天针就好了。谁知病情越来越严重，到4月9日这天，喘气都很困难。他赶紧打电话给陈八千，让陈八千送自己到医院。
在地坛医院做完检查，医生告诉他不是感冒，是肺积水，情况凶险，得住院。
听闻结果，老徐和陈八千都吓了一跳。老徐没有北京医保。陈八千替他算了一笔账，他到北京工作这段时间，扣除每月发放的生活费，到手工资大约三四千块钱，就算能提前拿到手，可能也不够住院的费用—入院第一天，光检查费，他就花了1000多元。
一番斟酌后，老徐决定回家治疗，走医保。为了省钱，在陈八千的建议下，老徐稍微感觉好点就办了出院手续，“回社区医院打针”。
4月13日，提着行李箱的老徐在北京西站见到了来接他回家的小儿子。那天到火车站的交通，也是陈八千为他规划的最省钱的路线：一大早坐工地班车到国贸，再坐9路公交车去西站。
陈八千有些奇怪，明明是老徐在襄阳搞安装的大儿子离北京更近，怎么来的却是在四川卖大货车的小儿子？他心里嘀咕着，电话也是小儿子来得多，没怎么听说大儿子的情况。可别人的家事他不好多嘴。老徐护崽，只轻飘飘地解释说，“他（大儿子）请不了假”。
北京给老徐的最大感受是，市区很大、国贸很美，但也仅限于此，他没有任何探索这座城市的冲动，“去哪里不得花钱”。他甚至没有去过天安门
回家
算下来，老徐在北京待了不到两个月。他是进入陈八千的公司后，才知道北京的工地上有55岁的年龄限制的。国贸附近的几个工地，也都把工人的招聘年龄卡在了55岁以下。
对于这些，他并不在意，“能干一天是一天”。工地上，像他这样年纪的甚至比他更大的也不是没有。他们是一个数量巨大的高龄农民工群体。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747万人，50岁以上占比17.9%，达到4967万人。
高龄农民工人数加剧的原因之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减少延迟了他们的退休。农民工不再像之前人们想象的那样，是永不枯竭的资源。
老徐是近5000万高龄农民工里的普通一个。他和他的同伴们，在过去几十年里，参与并见证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城市里摩天大楼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他们的力气逐渐被消耗殆尽，身体也因为衰老而开始萎缩、变矮，最终或主动或被动踏上返乡之途。
老徐离开之后，陈八千一直在休息。他也想过回家，但这边的工程什么时候彻底结束，老板迟迟不给消息，听说下一个工地还没有着落。
自2004年来到北京，陈八千参与过首都机场T3（航站楼）、北京会议中心、北京南站、中国尊等地标建筑的建设。对于这座城市，他有着很复杂的情感。但这里似乎从来都不属于他，他也从没想过在这座城市扎根、生存。
好几次，他产生了回家后不再来的冲动。儿子大了，有时候也会问，“爸爸今年能不能不出去”。但真要留在家乡，他又觉得没有什么可做。他老家属丹江口水库库区，种地对水质有影响，早己退耕还林，回家务农也不现实。
为孩子上学考虑，2009年他在十堰市区买了一套期房，结果开发商拿到钱后，转眼就把地皮卖给了下家。后来，房子没盖起来，开发商因为诈骗，至今在牢里关着。他的10万元首付也还没有要回。
这让他第二次买房时长了个心眼，特意挑了现房。一套140多平方米的房子，差不多耗尽他在外打工的所有积蓄。
“说实话，在外边工地上，就是来钱快，平常一个月三四千、五六千，比家里高一两千。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在这里干活儿。”他坦陈，钱才是自己这些年外出打工的最大动力。
几天前，他接到了老徐的电话，说新的检查结果是“肺炎和胸膜炎”，无大碍，住上十来天院就好了。
老徐回家时只带走了衣物，新买的棉被和洗漱的杯子都还留在宿舍。陈八千不知道，老徐病好后，会不会回来—他离55周岁还有一段时间，也没提是否就此接受最后一搏的失败。
（徐向荣、陈八千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