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高窟第323窟北壁的佛教史迹画《张骞出使西域图》摄影茹遂初/人民画报两千多年前，行走在驼铃古道或扬帆远航的人们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他们所开辟的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会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在高速列车以及航船的声声汽笛中承载起重塑人类文明格局的使命。
这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它又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它与今天的“一带一路”有着怎样的联系？
是丝路，也非丝路
“为了使我们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是一项造福沿途各国人民的大事业。”
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声音温和而坚定。而一幅收藏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内的古丝绸之路地图上，西安、兰州等中国古城与以红线标注的哈萨克斯坦众多古城相互联通。习近平主席的倡议不仅唤醒了中哈两国关于古丝路的久远记忆，也激活了世界几大文明共同进步的神秘代码。唐代胡人牵驼彩绘陶俑摄影茹遂初/人民画报“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胡商贩客，日款塞下。”这段《后汉书》中的描述，形象地记载了当时丝绸之路的繁盛。丝绸之路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但翻遍史书，并未曾见过关于“丝绸之路”这一表述。
其实，丝绸之路的名称来自于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1860年前后，李希霍芬到中亚考察，他结合考察情况，又对照中国历史，提出约在公元前二世纪，存在着这样一条商路，从而在学术范畴正式提出“丝绸之路”这一概念。
李希霍芬所指的正是西汉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逐渐形成的贸易通道。张骞的出使让汉朝与中亚地区的月氏得以建立关系。此后双边的贸易活络起来，罗马的玻璃器具、印度的棉织品、香料与宝石也开始输入长安，而汉朝的丝织品也开始销往西方。
随着考古学、地理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李希霍芬所定义的丝绸之路不断被后人丰富和完善。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往来通道的统称。
其中，有西汉时的官方通道“西北丝绸之路”；有北向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进入中亚的“草原丝绸之路”；有西安到成都再到印度的山道崎岖的“西南丝绸之路”；还有从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沿海城市出发，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的海上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等。
比如位于四川的商代三星堆遗址中曾出土了很多象牙，其中一些象牙可能是来自印度。而据史料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时，在阿富汗就见到了来自中国四川的“竹杖”和“蜀布”。这些东西应是从四川经云南、缅甸到印度，然后又北上转运到阿富汗。
而在海上通道，隋唐时运送的主要大宗货物是丝绸，所以叫作“海上丝绸之路”；到了宋元时期，瓷器渐渐成为主要货物，人们也把它叫作“海上陶瓷之路”。同时，还由于输入的商品历来主要是香料，这条路又被称作“海上香料之路”。
当汉代中国人由东向西时，罗马帝国的臣民正自西而东航行，最后在印度半岛对接，从而使海上丝绸之路延伸到波斯湾、红海。这是当时地球上最长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与穿越中亚内陆的陆上丝绸之路，构成了连接东西方的两大交通动脉。东西方的商品、技术和文化在这两大交通动脉上得以传播。
正因如此，今天的许多学者对丝绸之路一直有着更宽泛的解读，比如美国乔治城大学历史系教授米华健（JamesA.Millward）。在他看来，“丝绸之路”一词所指的不仅仅是中国和西方（他主要指罗马）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丝绸贸易，更是指通过贸易、外交、迁徙、朝圣等加强了非洲—欧亚大陆融合的各种物品和思想的交流，有时是有意为之，有时则是意外收获，在时间上始自新石器时期，一直延续到现在。
《客使图》是章怀太子（653-684年）墓中的壁画，描绘的是唐朝政府官员引见友好宾客的情景，画面人物虽然不多，却反映了古代中外友好交往的广泛。摄影张长江/人民画报从未停止的“朋友圈”
纵观人类历史，没有哪个国家和民族可以在完全封闭的状态下发展，开放是人类历史的常态，包容是顺应历史进步潮流的必然选择。不同国家和民族只有相互尊重、彼此包容，才能创造引领时代的文明成果。在此次意义上，“丝绸之路”是最好典范。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今日提到丝绸之路，汉唐被提到的频率依旧是最高的。作为当时世界几大文明中心之一，汉唐的发达其实也融入了不少“胡风”。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定居着来自波斯、印度，以及中亚、东南亚和东北亚的僧侣和商队。当时的中国人，欣然接受着来自广阔世界的各种物品和文化，其中有些延续至今。
据统计，唐朝时，仅留居广州的外国客商就达12万多人；宋朝时，与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50个；明朝永乐时期，有4个国家的国王先后7次来华。古代中国之所以具有庞大的丝绸之路“朋友圈”，得益于开放、受惠于包容。
而在东亚，唐朝又是其他地区的文化源泉：汉字、服饰、建筑，乃至政治制度等林林总总，都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其中，某些扩散到东亚的“中国”文化本身就是来自“路”上，比如佛教，这一宗教经由丝路而来，又经由中国向周边辐射。莫高窟296窟壁画《福田经变》中描绘的商队摄影茹遂初/人民画报
展现1786年广州商馆区繁荣的绘画。广州作为中国南海最重要的商埠之一，秦汉时期就曾经作为南越国的国都和岭南中心城市，是南海北岸的主要港口和舶来品集散中心。后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出发地之一。本刊资料室供图
南宋古沉船“南海一号”船舱内层层叠叠、密密麻麻堆放的瓷器。“南海一号”是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沉船，是保存在“海上丝绸之路”主航道上的珍贵文化遗存。摄影刘大伟/新华社丝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交换丝绸、皮毛、玉石、珠宝、香料等商品，促进了各自的经济繁荣，同时文化、宗教等人文交流也十分活跃。这条商贸大道，也起到了促进亚欧各国和中国的友好往来，沟通东西方文化的作用。中国的“四大发明”经丝绸之路传到西方，推动了西方近代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古代丝绸之路还把古代的中国、印度、埃及、巴比伦等文明广泛联结起来，文化、宗教、艺术百花争艳、相互浸染，实现了人类历史上的大交流和大交融。
汉唐时期，行走在陆上丝绸之路的各国使臣携带本国统治者的礼物和国书，传递着各国希望和平的理念。明代的郑和下西洋，也希望向海外各国传播“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理念，进一步繁荣海上丝绸之路。中华民族崇尚的“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等理念，经由古丝路也走向了世界。
进入21世纪，“一带一路”倡议继承了古丝绸之路开放包容、兼收并蓄的精神，因此和古丝路具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由于“一带一路”倡议出现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是迫切的现实需求，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质，因此超越了传统丝绸之路的内涵。其未来，要靠世界共同书写。
清末外销徽章瓷“人物花鸟纹”瓷钟。外销瓷图案在最初阶段是纯粹的中国风格，随着定制瓷器成为主流，欧洲风景画、欧洲人日常风情画、希腊罗马神话人物和情节都出现在中国出产的外销瓷器上，同时图样风格逐渐呈现中西合璧特征，后来则以单纯欧洲风格的设计图样为主。东方IC供图
巴西里约热内卢蒂茹卡国家森林公园，游客在“中国亭”内参观游览。1812年，受当时迁都里约的葡萄牙摄政王若昂六世之邀，首批300多名中国茶农来到里约培育茶树。1903年，里约市政府为纪念中国茶农建造了这座“中国亭”。如今，“中国亭”俯视着的巴西第二大城市呈现出越来越多有形无形的中国元素，“以茶结缘”的中巴之间，出现了更多、更宽广的沟通桥梁。摄影申宏/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