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学的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其中全面把握中国多民族关系格局的重要理论当首推费孝通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它以国内的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等三条民族走廊作为重要架构，整合吸收中国民族研究各个时段不同理论的思想精髓，从总体上对中华民族的结构、对中国多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做出了宏观和科学的概括。不过，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主要是针对国内民族格局的理论。当前，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中国民族学理应以国内民族走廊研究为基础，放眼于更加广阔的国际民族通道，特别是全面开放的“一带一路”建设，从海外民族志研究做起，为实现“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个互利共赢的“五通”，提供历史依据与政策参考。
多元一体：中国民族走廊学说的提出
“民族走廊”概念是费孝通先生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针对由于民族识别和民族政策等各种因素的影响，针对中国民族学研究中强烈的“族体”意识所产生的研究范式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而提出的。所谓“民族走廊”，“是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长期沿着一定的自然环境如河流或山脉向外迁徙或流动的路线，在这条走廊中必然保留着该民族或族群众多的历史与文化的沉淀”。根据费先生的理解，中国历史上主要形成有三大民族走廊，即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它们对于历史上中国境内各民族之间乃至中国与国外民族之间的交往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走廊”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民族区域概念，表示多元文化是不断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三条民族走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重要意义逐渐为人们所重视，是历代学者对中国自然地理和民族历史的整体认识不断深入的结果。正是在历史上各学说的基础上，费孝通更进一步提出“民族走廊”概念和以此为重要架构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我们需要一个宏观的、全面的、整体的观念，看中国民族大家庭里的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他提出的“六区三走廊、民族关系动态格局一盘棋”的思想，是兼顾文化板块空间多元分布与区域之间动态互动交融二者而提出的整体理论。其中，区、板块和类型之间的连接即是通过三条民族走廊而完成的，走廊既是周边少数民族历史流动的场所，同时也是汉民族与非汉民族互动融合的通道，其最主要的意义在于连接和融合。正是在此基础上，多元起源的中国各民族才实现了以汉族为凝聚核心的整合，形成一个最高位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多民族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多语言、多文化复合体。
流动与延伸：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
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概念之后，便很快进入了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构思中，并没有对三条民族走廊进行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讨论，甚至没有为“民族走廊”下一个完整的定义。李绍明先生按照费先生的思路，结合自己西南民族研究的经验，在其《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一文中首先总结了“民族走廊”的定义，并为推动中国民族走廊学说的建构作出了许多努力。民族走廊学说提出之前，其区域范围内分别展开的研究多是在历史地理和民族史领域中进行的。民族走廊学说提出之后，对三条走廊的研究有了新的视角和方法。不过，三条民族走廊是在理论和概念形成之前就实际存在的自然地理和民族流动形成的客观体，其在不同的讨论范畴中被赋予了不同的名字，通常在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称之为“古道”，在民族研究中称之为“民族走廊”，而在涉及中西交通史和更为广阔的中外文化交流和文明传播问题时，则被纳入“丝绸之路”的研究范畴之中。
民族走廊概念的应用和实践首先是从藏彝走廊开始的，其地理范围大体包括西南横断山脉、六江流域这一片南北狭长、呈走廊形态的区域。西南丝绸之路，即是由此区域中的众多道路连接和延伸而形成的。汉代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到达大夏（今阿富汗）时（约在公元前129年），见“蜀布、邛竹杖”，得知从蜀地（今四川）经身毒（今印度）到大夏存在一条民间的通道，并认为在西域未通的情况下“从蜀宜径，又无寇”，此后开始汉朝对西南的经略。
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线路及走向,大致如下：
蜀身毒道。从成都出发，东路以秦代官道为基础，汉代称为“五尺道”，沿岷江南下，经宜宾—昭通—毕节—曲靖—昆明—楚雄到大理，相当于今川滇公路东线；西路为“牦牛道”，亦称“灵关道”，经雅安—西昌—攀枝花，过丽江东南而折入大理，相当于今川滇公路西线和成昆铁路。两路在大理会合后西行，从保山的腾冲或德宏的瑞丽进入缅甸克钦邦，古称“永昌道”。然后经印度阿萨姆邦进入恒河流域，经过巴基斯坦，在阿富汗与北方丝绸之路会合。
茶马古道。从成都经雅安、康定到西藏昌都，相当于今川藏公路；从普洱、大理经丽江、香格里拉进入西藏昌都，相当于今滇藏公路。两路会合之后，从定日出境，达尼泊尔、印度。
中越通道，即唐朝的安南道。东路为进桑道，从云南文山、马关沿盘龙江而下进入越南河江到河内；西路为步头道，从云南大理沿礼社江—元江—红河至越南河内，出北部湾入海。
此外，汉代五尺道宜宾一带称“僰道”，由此向东至夜郎（中心在今贵州）被称为夜郎道或牂牁江道，向东沿北盘江与南岭走廊贯通，最后到达广州，与后来的海上丝绸之路会合。
这个区域内主要分布着汉藏语系中的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三大族群的众多民族。藏缅语族各民族的先民从中国西北河湟一带沿着藏彝走廊自北而南层层迁徙，广泛分布于中国西南部以及中印半岛的缅甸、老挝、越南及南亚的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壮侗语族公元前几世纪已分布在长江流域及南方各地，他们自东向西大量进入藏彝走廊，并有部分北上或南下向中南半岛迁徙。苗瑶语族是在秦汉以后循南岭走廊逐渐进入西南的，人数较少。其中京族、景颇族、哈尼族、拉祜族、傣族等都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跨国民族，存在着跨越国境线的民族认同。
藏彝走廊东西狭窄、南北开阔，向北跨白龙江进入汉中，连接到北方丝绸之路，向南经水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会合，由此形成的西南丝绸之路主要是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民间的商贸和宗教交流通道。
西北走廊的范围在学术界并未达成共识。目前最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西北走廊的主体是以河西走廊为中心的古丝绸之路，同时也“应该包括与该走廊呈丁字形、从祁连山脉向南直至横断山区的呈南北向的陇西走廊”。这个范围，大致相当于北方丝绸之路的国内部分。北方丝绸之路包括以下线路：
西域丝绸之路。这是张骞凿通西域以来形成的北丝路主要干道，起自西汉首都长安（西安）或东汉首都洛阳，经陇西或固原向西到金城（兰州），依次通过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出玉门关或阳关，穿过白龙堆到罗布泊地区的楼兰，由此分为南北两道。北道向西沿塔里木河经焉耆（今库尔勒）—龟兹（今库车）—姑墨（今阿克苏）至疏勒（今喀什），南道沿昆仑山北缘经鄯善（今若羌）—且末—精绝（今民丰尼雅遗址）—于阗（今和田）—皮山—莎车至疏勒与北道会合。越过葱岭（今帕米尔）后再分两道，北道至大宛（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粟特（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南道至大夏（今阿富汗）与西南丝绸之路会合，南北两道会于安息（今伊朗），最远到达大秦（罗马帝国）的犁靬（埃及亚历山大城）。或翻过葱岭后从今巴基斯坦沿印度河南下转海路到达波斯、罗马。
草原丝绸之路，大体分南北两道。南道即东汉收复伊吾（今哈密）之后开通的由敦煌到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昌吉—伊犁，沿天山北麓分布的“北新道”。北道是伴随着北匈奴为首的各北方草原民族西迁而逐步形成的东起西伯利亚高原，经蒙古高原向西，过咸海、里海、黑海直达东欧的横贯欧亚草原的通道，这条通道在辽金和蒙元时期最为兴盛。
往来于北方丝绸之路上的民族主要有汉藏语系的汉、藏、回族，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满—通古斯语族，以及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的俄罗斯族和伊朗语族的塔吉克族等。其中的大多数以游牧为主要生计方式，因此，流动和迁徙比较频繁。另一方面，这一区域常常存在几大势力并存的情况。
相对于西南丝绸之路的民间性质来说，北方丝绸之路可算是以国家的力量将民间古道贯通起来而形成的，是在政治军事力量主导之下的东西方文化交流通道。
所谓狭义的南岭走廊，指地理上的南岭山区，即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这五岭所在的区域；广义的南岭走廊，则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界线，向西延伸至湘南—桂北—黔南—滇东，向东连接粤北—赣南—闽南。这片区域实际上是由一系列不连续的山地和贯穿其间的众多水系沟通起来的一条通道，但因为地形破碎散乱，水道错综复杂，民族杂居分布，所以线索不是很明显。汉代经略西南时开通了牂牁江（今北盘江）道，把滇川与贵州连通起来。实际上这条水道更向东延伸，与南盘江合为红河水，合都柳江为黔江，合郁江为浔江，合桂江为西江，然后汇入珠江，到珠三角后合北江、东江，最后流入南海。流域中的众多水系向北、向南深入群山崇岭之中，其间分布着苗瑶语族和壮侗语族的众多少数民族以及南迁汉人中的客家等。他们在历史长河中流动交往，将西南和东南乃至中原的大片内陆地区连起来了。南岭走廊的一些族群更进一步通过海南岛及其周边岛屿进入南中国海，延伸到东南亚等地区，早期海路的开通必然与这些广泛流动的族群对周边地理的认识和了解有重大关联。
汉代的海上航线已横穿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东南，至斯里兰卡折返。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即开始南移，海上丝路愈加重要，东线从登州、扬州可至今韩国、日本，西线从泉州、广州出发远达波斯湾。不过，直到宋代以前，这条重要的海上大动脉的主导者都并非中国，而是横跨亚非欧三大陆的阿拉伯帝国。此时，已经有唐人从东南地区移民海外，开启日后愈演愈烈的海外华人移民历史。宋以后，国家和商业两股力量结合，中国海商广泛参与到海洋贸易当中，在“小全球化”的海上丝路贸易网络中居主导地位。元朝，陆海丝路全线畅通，亚欧之间的商贸往来更加紧密。因此，元帝国崩溃以后，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对亚欧商道的垄断，就直接导致了郑和七下西洋与西方大航海和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明代完成了中国经济重心和文化中心的南移，海上丝路也全面代替北方丝路和西南丝路。郑和七下西洋时组织了古代中西海上最大的远航船队，远至非洲东海岸，当时是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盛的时期。不过明代除鼓励朝贡贸易之外，海禁森严，大多是走私性质的私商贸易。葡萄牙于16、17世纪开辟了绕道好望角东来的海上航线，使得澳门成为海路的中转站，并迅速扩展了澳门—印度果阿—葡萄牙里斯本以及澳门—菲律宾马尼拉—墨西哥的航线，中国迅速与世界联系起来的同时也很快丧失海上丝路的主导权，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开始逐渐成型。
南岭走廊是所有民族走廊中唯一与海洋相连的一条，并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逐渐扩展，很早就参与到环球贸易当中。以往我们大多注意到中国东南侨乡的汉族华人通过海上丝路迁移到东南亚和美洲，经过苦力、华人公司和会社等不同阶段而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却往往忽视占海外华人总数8.4%的约七百万其他民族海外华人。近年来对贵州清水江流域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黔东南地区的苗族从明代开始砍挖山中木材，通过水路成排汇入清水江，在下游的木材市场完成交易，再由各地木材商人转运进入消费环节。与此同时，美洲白银大量进入，使明代形成银本位的经济体系。这些来自美洲的白银，跨过重洋反向流入黔东南苗寨，成为众多的苗族银饰品。如今苗族和瑶族之所以成为广泛分布于东南亚、澳大利亚和美洲的跨国民族，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当将流域、海洋和环球贸易割离开来看待。清末民初后，西方强国展开对海上势力范围的争夺，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就此被淹没到全球化的海洋网络中了。
东西向的西北走廊、南岭走廊与南北向的藏彝走廊三者互相联络，走廊的空间特点决定了它们在某一方向上的封闭性和在另一方向上的开放性。这一方面在古代中国形成了围绕中原地区的半月形“华夷分界”；另一方面从走廊延伸出去的三条丝绸之路又成为中国与域外和海外开展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国际通道。这些走廊和通道在扩展到一定时空点的时候，遭遇到近代民族国家的“边界”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逐一衰落下去。不过，在全球化进一步发展了的今天，流动与网络将成为更加重要的概念，跨越边界的众多共同体的存在决定着当前中国民族走廊的研究势必进一步扩展开去，以更加广阔的视域去了解走廊向其开放的一端如何持续延伸。这既是对国内民族走廊历史研究的继续，也是对其未来发展演变和对世界格局影响的关照。
地域与知域：国际民族通道研究的必要性
实际上，道路和空间只有在与人们对它们的认知相结合的时候才具有实质性的内涵，并产生足以影响当下和未来的真实效用。
走廊形态的地理区域，势必在某一方向上封闭而在另一方向上开放延伸。从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和南岭走廊相继延伸出去的道路分别成为西南丝绸之路、北方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道路构成连接中国与整个亚欧大陆的网络。虽然三条丝绸之路的起点在中国，但丝路的延伸有赖沿途众多民族国家的加入。如果说丝路的两端连接的是中西两大文明，那么对于西方来说，中国并非起点，而是大发现时期航路的终点。近代以来，西欧循着亚洲经济圈区域内外的贸易渠道进入亚洲，面对一个已经运行多年并仍然有效的“亚洲朝贡贸易体系”，它们“一方面采取加入和利用原有朝贡贸易形成的网络，另一方面则通过介入朝贡关系，并试图使其改变的做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效地通过对亚洲市场生丝、茶叶出口和区域内白银流入和银本位的结算体系的控制，迫使朝贡体系向条约体系转换，从而将整个亚洲拉入新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当中。不过，与此同时产生了另一个矛盾，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随着欧洲人的到来而传入亚洲各地，边界的划定形成了一个个泾渭分明的近代独立国家，但是世界体系和全球化本身又冲击着这些独立国家的边界，于是又出现了众多政治、经济的地域性组织。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的近代化进程，过去在“冲击—回应”的模式中被认为是由西方所主导的，但也有许多学者认为应当从亚洲历史自身的脉络中去寻找动因，并且认为亚洲历史虽然在近代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存在某种程度的连续性，特别在贸易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应注意到其深层次传统影响的重要性。因此，近代亚洲经济发展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与其过去历史所留存下来的实际贸易网络的运作模式和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观念这两者间的摩擦和调适不无关系。
从历史经验来看，实际空间中的“地域”与观念空间中的“知域”之间能否调适或如何调适是决定区域整体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也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要对国内民族走廊和国际民族通道进行细致的历史地理与文化观念研究的原因之一。
随着丝路沿途现代化交通运输网络的逐步建设，一个发端于中国，贯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欧洲部分区域，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的世界经济大走廊正在逐渐成型。“丝”作为象征可以被当作是“网络”的含义；丝路是沟通中国与域外交流的一个交通网络，它包括商业、文化与民族迁徙交融这三大功能。
目前，中国的对外关系以及中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与中国历史上和当下存在的向外延伸出去的国际民族走廊密切相关。这些国际民族走廊在实际地理空间中的沟通与连接，其范围内的人们在观念中对其的理解和建构，以及地域和知域这两者之间如何调适以发挥效用，都需要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化和全球化视野进行进一步深入细致的研究。
（责编晓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