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坊间流传最广的一个说法就是：1983年“严打”的“震中”恰是在唐山。诱发这一场全国性声势浩大严打的导火索起自唐山的“菜刀队”。
“菜刀队”
关于唐山“菜刀队”有多疯狂，当年被誉为是唐山市公安局一支笔的王克俭曾有过这样的记述：1983年的六七月间，唐山市人民就像重新遇到了地震那样惶惶不安。100多万人口的唐山市居然出现了六股穷凶极恶的“菜刀队”。这帮20世纪80年代的“蒋门神”、“镇关西”，成了唐山人民的心腹之患。唐山大地，记载着他们一桩桩令人发指的罪行：
在一辆行驶着的公共汽车上，两个流里流气的家伙无端向两名解放军战士撒起野来。战士刘福云据理斥责，那两个家伙就恶狠狠地说：“好小子，下车见。”
年轻的战士哪里知道，这是两个残暴成性的“菜刀队”成员，一个是南范“菜刀队”头子刘洪明，一个是“菜刀队”骨干“花狸豹”。车停了，两名战士在机器厂下了车。突然“恶狗”扑了上来，抽出菜刀，照着刘福云的肩膀就是两刀。顿时，战士的肩膀鲜血淋淋，凶手扬长而去。
一个黑沉沉的夜晚，没有月亮，也没有星光。一位男青年去接下夜班的姐姐。只迟到了两分钟，就见姐姐被几个手持菜刀的歹徒用毛巾堵住了嘴巴截走…――弟弟不顾一切地呼喊：“救人哪，快救人哪！”呼救声撕破了夜空，歹徒被吓得匆匆而逃……
1983年，我正就读于唐山市人民警察学校。那是一所旧中学改造而成的校舍。我们入学时房屋漏风漏雨，四面的院墙低矮破旧，我们在院子里军训的时候，墙外面时常会有社会闲散人探头张望。我们女生宿舍紧依着向西的那面墙，外面是一条被两排大树紧夹着的狭长小道，夜晚很少有行人。那样的一条路在暗夜里透着诡异和恐惧。我们十个女生，大都十八九岁，生性胆小，夜里总会将门窗紧闭，生怕闯进歹人来。
其实，1983年，开年就预示了惊险。1983年2月12日是大年三十，在沈阳，简称“二王”的王宗方、王宗玮兄弟二人制造了新中国成立后空前未有的特大暴力持枪杀人案件。在他们亡命天涯的7个多月时间里，疯狂杀死lO名、杀伤11名解放军、公安干警和人民群众，欠下累累血债，搅得全国人民不得安宁。唐山人以为，唐山是“二王”逃跑路上的必经之路，有关“二王”已潜伏到了唐山的传闻满天飞，“二王”一天不被抓住，人心就无法安宁。
我们作为未来的预备警官，也都进入了备战状态。学校接到公安局命令，任何人不得单人、独自离校或是行走在大街上。恐慌不仅在百姓的生活里蔓延着，也在我们这些刚刚穿上警服还未曾实战过的新生的心中蔓延着。
几乎就在追捕“二王”的这段时日里，唐山“菜刀队”疯狂砍人和火拼的案件和传言形成了更迫近唐山人生活和生命的凶险与灾难：我的很多同学家住东矿和古冶，据说，那儿家家户户为了防备“菜刀队”的侵扰和袭击，无论老人还是孩子，人手一把菜刀，以备防身。真正的“菜刀队”仍挥舞着大刀在街头巷尾拼杀着。据说，唐山历史上1983年菜刀脱销。
不打掉“菜刀队”、不杀掉首恶，就不足以平民愤。老百姓真就不得太平了。也因此，唐山市的严打比全国要早一个节拍。
我们没有亲身经历抓捕“菜刀队”的统一行动，但是，为了宣传“严打”的战果，唐山市公安局在文化宫搞了为期三个月的刑事犯罪罪证展览，我们警校的10个女生均被抽调去做刑事犯罪罪证展览的解说员。
在做解说员期间，我们跟着浩浩荡荡的队伍去过一次刑场。那一次枪决了19个人，最大的25岁，最小的19岁，其中的一些人就是史上被传的疯狂至极的“菜刀队”的成员。这是历史上的1983年严打，被枪决的赶上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批从重从快。那也是我第一次去刑场，第一次看枪毙人……
记忆与亲历
因为那一天要枪毙人，文化宫休馆，不对外参观。我们听着高音喇叭里不时传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宣判词，十几个人相拥着就奔到了外面。
外面，一辆又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被编了号，按序排列着，车上车下站着荷枪实弹的武警。事后我才得知，枪毙人这种事儿吧，看一次就够了。
当时当地，我跟在市局刑侦处的王处长后面，大脑好像并不受我控制，好像我是一个木偶被王处长牵着随他上了车。
每一辆大卡车上仅拉着一个背上竖着一块打着死叉牌子的死刑犯。而荷枪实弹的武警、法警和警察就有一个加强排。我跟王处长坐在其中一辆卡车的司机副驾驶座上，汽车长龙一般缓缓地穿过城市的街道和围观的行人，当时的情景可用万人空巷来形容。此后的好多年，我再也没有看见过围观人群从一个城市的四面八方如潮水一般聚拢又散开，散开后又聚拢。
好像没有人关心即将赴死的这些人都是谁，因为什么而被判了死罪，他们的家人呢？此一刻和以后，活下去的他们的家人是否能承受？看热闹的人心多于探究的心。
我一直茫然地盯着我前面的那辆卡车上的那个死刑犯。他正好脸对着我，双臂被两个如他一样年轻的武警死死地反扳着。他的头低到很低，脸上没有血色，是那种失了所有血色的青灰色，仿佛人还未死已现出了死人色。然而，他的嘴角挂着笑，我看他看久了，才发现他的笑是凝固不动静止了的。他曾在某一个时辰试图冲谁笑来着？那是他强装出来的一个笑，很假，很僵硬，就像一朵还没开放而被生生掰开的花朵，因为不是自自然然地慢慢长开的，所以，就硬开在那里，再也合不上了。那个死刑犯的笑就是一朵花被掰开了再也不能自然合上的那种笑，它保持着一个姿态一直那么笑着，看上去令人恐惧也令人心慌。
我从盯着他看的时候就开始感到了心慌。汽车仍然浩浩荡荡，但早已经开出了市区和人群，在黄尘漫漫的郊外土里沙里行进，而我仍然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王处长一路上其实一直在跟我说话，以缓解我的紧张和害怕。他一路上谈笑风生，以为很奏效，而我什么都没听见。我只记得在前面的一辆辆大卡车进入大沙坑之前，我被王处长拽着下了车。王处长经验丰富，他说我带你去那个制高点看得清楚。王处长所说的制高点就是大沙坑正前方的一个高坡。那个高坡有点儿像岌岌可危的崖，好像随时连人带沙子就散跌下去了。我站在那个崖上腿就不停地发软打战。
年轻的死刑犯被从车上一个一个拉下来，按序一字排开被按跪在沙土上，他们的头被按得很低，低低地接近着沙埃，而他们的背后与他们的后脑勺仅一拳之隔，就是即将要了结他们生命的冰冷的枪口。
我在离他们不远的崖上的高处看着一切，大脑一片空白。
有那么一刻，原本喧闹嘈杂黄尘飞舞着的行刑沙场，突然安静了。所有走动的人影都像木头人一样站立不动，那些前一秒还在漂浮着的沙灰突然之间也凝止在它们飘在的那个空间的节点上。死亡的恐惧像暗处的流沙，你听不见它们的响动。可是，它们正以你不知道的速度淹埋你，直到你窒息。
声声枪响
我听见了第一声哨响。那一个个跪着的生命进入了死亡预备的轨道。我听见了枪栓整齐化一的响，然后又是死寂。第一声哨响和第二声哨
响之间是隔着三秒还是五秒？我不得而知，对于跪着的那些人，那就是他们的一生吧。因为紧随着那第二声哨响，我看见了脑盖和脑袋的分离与脑浆四溅……
其实，我并不记得是怎么离开沙尘漫漫里漂浮着血雾的那个刑场的。这许多年里，我背身走在远离那个刑场的路上，死刑犯，他们背身跪地的那个姿势成为留在我记忆里的一个定格。在那个定格里，那个保持着一个姿态像一朵花被掰开了再也不能自然合上的死刑犯的笑，总是从静静的背身的镜像里无声无息地回过脸来，还那么笑着。
其实，那个被死吓破了胆的失魂落魄的笑比死亡本身更令人震撼和恐惧。那个人和那些人早死了，可是，那个无比的惨笑一直没有消失。它一直令我在想：活在这个世界上，人可以有许多的死法，但绝不要选择这样的死。
现在，我只是偶尔回首一下1983年。那座文化宫早没有了，可是我却仍看见年轻的我坐在第一展厅的那个角落里心怀着许多的迷茫。秋天的风刮过高高的石阶，那阴冷仿佛在今天还能穿透我……
那个沙土坑以及那些沙石，弥漫和掩埋过许多的死亡。我听说，它是我所在的那座城市主要的刑场。我在那之后的许多年，常于突然的某一个空灵的瞬间忽就看见了那个场。那个嘴角保持了一个姿态微笑走进死亡的青年的影像反复流淌的水在沙土上一遍一遍地消逝，再一遍遍地涌出来。
之后，我听说，那里边，有该死的，因为罪大恶极；也有不该死的，不该死的缘由是那一年是全国范围内的“严打”。“严打”，是一场全国范围内的人民战争，有的人，在其他的时间段里可能死不了，可能就被判个7年、8年、10年，最多20年到头了。可是，那是1983年，一个拨乱反正的年代，一个百孔千疮百废待兴的年月，一个法制还没有健全、公检法正待收捡旧山河的特殊时间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