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旦大学的教授中，钱文忠教授是一个特别的身影。他用的毛笔，身上的衣服、鞋子全部是订制的，他收藏名表、雪茄，更收藏书，他的私人藏书有6万册之多，他还拥有专职司机，这在教授中也非常罕见。他“穿金挂银”，全身上下都是世界名牌，而且丝毫不讳言自己对于“好东西”的喜爱：他的指间，卡地亚的戒指闪闪发光，右手腕戴着一串中国的血色琥珀、一串蒂凡尼银链，左手腕则是限量版的欧米茄玫瑰金表。他随身带着的皮包中用于签名的万宝龙笔就有五六支，衬衫袖口上绣着“钱文忠”三个字……
钱文忠觉得自己对“好东西”的喜爱没啥好避讳的，“我带着司机去上班。有些学界朋友觉得我很奢侈，但我没有和他们说，我用的这些东西可能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贵几十倍。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没有意义，我只是恰好买得起，用得起。他们忘了一点，对我来说，买几十万元钱一块表、几万元钱一支笔和买几百元钱一本书是没有区别的。我只不过都需要，我也都喜欢，恰巧，我也都负担得起。这就是我整个的态度。”当然，他不仅仅是学者，他更是一位成功的商人。进入复旦前的下海经历让他在经商赚钱方面得心应手，他是北大青鸟的独立董事，还亲自料理着几个公司，所赚的钱足以供养他“玩”学术以度余生。陈寅恪先生有言，要保持精神独立，学术自由，便不可以学术谋生，最好是以经商为生。钱文忠践行了这一观念。每周二，他带着司机到复旦教课，逛书店，抱回一堆书。剩下的六天，大部分时间是他颇有点自嘲味道的“玩”，间或照料一下生意上的事情。
“学问、专业是我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这个部分是我愿意好好去维护、养护的。从经济上来讲我完全不需要它。这个东西无用，但有时候无用之物方有大用。于省吾先生曾说：‘我是有学问的人当中有钱的，有钱的人当中有学问的。’我觉得这种态度蛮好的。”
钱文忠很满足于这种左手生意、右手学术的生活。到现在，他一直在印度古代佛教语言和西域古代语言研究这个极其冷僻的领域里坚持着。他每年在复旦开梵文巴利文课，并在北京主持着几个研究所。他说，他的社会人角色，对他作为校园人的角色是一种养护关系。“我愿意用左手挣的钱养护我右手的学术，而我的左手不会对我的右手提出任何回报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