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座素有“小香港”之称的美丽园林城市里，却有一个低矮、狭小的铁匠铺在倔犟地生长着，好像给城市光滑的肌体打上了一个“补丁”。这块“补丁”，就是铁匠铺主人祥叔打的。
铁匠铺门可罗雀，祥叔一个人坚守着，看上去很孤单。
一个周日的下午，我闲着无事，就到铁匠铺找祥叔吹水。他正在打铁，见我到来，马上泡了一壶铁观音，招呼我喝茶，然后就自个儿忙开了。我想帮他，围着他转。脸庞正被炉火熏得通红的他，马上摆手止住我：“别转别转，你碍手碍脚的，会越帮越忙。”我只好乖乖坐下喝茶。
祥叔本名张春祥，现年67岁，满头银发。虽年事已高，但腰板硬朗，挥锤打铁赛过壮小伙，是东莞响当当的铁匠。他16岁就跟父亲学打铁，一打半个世纪，前后带出二百多名徒弟。改革开放后，祥叔靠打铁打出两幢楼，一时风光无限。而今，二百多个徒弟无一人愿意继承衣钵，儿子宁愿打工也不愿打铁，只留祥叔一人在“孤军奋战”。
“六月炉边铁匠，勤能致富；腊月水面渔翁，俭能持家。”这副由他自撰的对联，就挂在铁匠铺里。祥叔自嘲道：“别看我只有小学文化，可我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算是半个文化人了。”
祥叔的铁匠铺里有一个大炉子，一副铁匠台，一部击打机。炉火呼呼直叫，把铁烧红后，他用钳子咬住铁，放在击打机上锤打；稍打出形状后，就把铁放在铁匠台，挥动锤子，“哐啷”、“哐啷”连续击打；把铁打成形后，再回炉淬火。炉火把他的脸映得通红，汗顺着脸颊直淌。
打完铁后，祥叔擦了擦汗，呷了一口茶，和我摆起了龙门阵。小王，我只读了个小学，不是我读书不行，而是家里没钱让我读，只好作罢。父亲是个铁匠，我16岁就跟父亲学打铁，那时大伙叫我“小铁匠”。打铁还须自身硬，主要有“三硬”：腰板要硬，不管再苦再累，腰板要挺直，腰板挺不直，就打不成铁；腿要硬，有个电影名叫什么来着，对，站直喽，别趴下，腿若不硬，趴下了，也就完蛋了；双臂要硬，双臂不硬挥不动锤。初学打铁，一锤下去，虎口生痛，腰板发软，双腿打颤。16岁的孩子哪经得起“三硬”的折磨，我不想干了，打个鸟铁。但为了吃饭，必须打下去。跟着父亲学打了4年铁，没少挨骂，但总算打出来了。我很快另立门户，在万江、中堂等地带了3个徒弟，大伙不再叫我“小铁匠”了，改口叫我“小师傅”了。
祥叔端起一杯茶一饮而尽，用袖子抹了抹嘴，把茶杯重新满上。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东莞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河涌，河水清澈见底，用手捧起一捧水就可以喝；稻田纵横交错，绿油油的稻子一望无际，整齐地随风摇曳，美得让人流泪。那个年代，打铁挺吃香，我和几个徒弟打农具，今天到这个大队，明年到那个大队，吃了东家吃西家，而且还有点工钱。我把工钱平均分给徒弟，他们对我感激得不行。我凭打铁这门手艺，混得不愁吃不愁穿，还能贴补家用，我很满足。
祥叔边呷茶，边叹息。我打铁技术过硬，打的农具耐用，人又实在，名声也好，是东莞屈指可数的铁匠。我的徒弟越来越多，先后带了二百多个徒弟。他们跟着我，看的是我的技术和人品。要不，谁愿做你的徒弟。改革开放初，我迎来了铁匠生涯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工地多如牛毛，厂房如雨后春笋般一间间冒出来。我的铁匠铺门庭若市，我给工地打钢钎、长铁钉、马钉等，每天面对熊熊炉火，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我靠打铁的双手，打出两幢楼，村里人对我刮目相看。
祥叔又端起茶杯，脸色有些不自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有人打铁，到了九十年代打铁的人越来越少了。我好多徒弟放下铁锤“下海”去了，劝都劝不回来，让我很伤心。进入21世纪，二百多个徒弟竟无一人继续打铁，只留下我一人坚守。我想把打铁传承下去，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儿子没考上大学，我想让他继承我的衣钵，继续学打铁。没想到儿子死活不肯，说打铁没出息，宁愿去打工也不学打铁，这让我百感无奈。儿子不打铁，我再收徒弟。1984年和1986年，我收了两个四川徒弟，可他们不争气，打了几个月，嫌累，撒手不干了，说打铁太原始、不是人干的活。那一刻，我感到世道变了。
“世道真的变得好快，我现在连一个徒弟都收不到，我的这门手艺恐怕要失传了。”祥叔的叹息声比山还重，“儿子说得对，在当今社会，打铁是没有出息的。而今，在东莞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打铁，我成了东莞最后一个铁匠。”
祥叔双眼黯淡，一脸落寞，再次端起一杯茶一饮而尽，而后拿起铁锤，“哐啷”、“哐啷”打起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