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陈联诗，又名陈玉屏，1990年出生于川北岳池县一个书香门第，与丈夫廖玉璧去南京东南大学求学期间参加“五卅运动”，回乡后组织了华蓥山区第一支武装游击队，从此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她经历了丈夫牺牲、赴苏途中被捕，失掉组织联系、营救渣滓洞难友失败等多重磨难，解放后因“阶级立场不稳”被“劝退”出党。1960年7月23日去世。
小时候我和外婆一起，住在重庆市文联的宿舍里，和一群孩子天天跑到文联的大门口喊着闹着跳石阶，惹得传达室的老李出来轰赶，然后欢呼着一哄而散。一天，两个女孩跑上石阶对我说：听说你外婆是游击队的女队长，还会打双枪？
我瞪大了眼睛：是吗？
那时候我才五六岁。很为我的外婆骄傲。
后来长大了，为外婆整理回忆录，才知道她值得骄傲的不仅仅是打双枪。外婆出身于川北华蓥山下岳池县的名门望族；母系祖上，清嘉庆年间还出过一位名叫康以铭的翰林。外婆在县城的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成绩出众。
很多老人都对我说：你外婆年轻的时候很漂亮。到底漂亮到什么程度，我不得一见，只见过她二表妹的照片：短发齐耳，穿着丝绸的衣裙。“二小姐”年近九十时，对我说：“我三姐才是姐妹中最漂亮的。”她说的三姐，就是我的外婆，因为在家里排行第三，人称陈三姐。到后来会打双枪了，就叫她双枪陈三姐。
外婆没有嫁给富家公子，却嫁给了当过放牛娃的廖玉璧。
她在廖玉璧的鼓动下闹起了学潮，然后两人一起去了南京东南大学读书。他们在东南大学遇上了“五卅运动”，廖玉璧成了南京学联的领导人之一，被特务追捕，不得不回到家乡，又在家乡举起了“驱除军阀地方自治”的义旗。这是1926年，是上世纪华蓥山区共产党参与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外公是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外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学会了打双枪。
三十五岁的外婆成了寡妇――外公为迎接红军举行了华蓥山区的第二次武装起义，1935年2月23日在岳池城里牺牲，头颅在南门城头挂了三天，收尸者同罪。
外婆安排好幸存的同志，受车耀先的派遣，于1936年的7月赴苏联学习军事，途经万县时被捕。出狱时是1937年的11月。
外婆说，她一生坐过八次监，最长有两次：一次是1933年在岳池，坐了一年，敌人为了逼她“劝降”廖玉璧，还拉她去陪杀场。再就是1936年夏天这次。在万县监狱的这十五个月，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大转折：如果没有这次坐监，她就去了苏联。可在这个小城的监狱里待了十五个月之后，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战火从卢沟桥烧到了上海和武汉，眼看就要燃到重庆。长江沿岸被敌机狂轰滥炸，所有去苏联的道路都被战火阻断。
外婆没有了丈夫，没有了组织关系。只有两个年幼的孩子。从此，她开始了漫长的十年找党之路。抗战时期国共合作，她没有办法和组织接上关系，自己生活也没有着落。
从外婆在万县坐监开始，我爷爷一直都在帮助她，陪伴她。爷爷是外婆夫妇的崇拜者，没有外婆夫妇，爷爷不可能从一个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员，一个职业革命家。
爷爷也开始浪迹天涯。他在川东万县暴露了身份，不得已转移去川西的江油，路过重庆时找到了我外婆。爷爷希望能够和外婆一起，共同抚育孩子们顺利成长。外婆虽然很感动，但是没有答应。她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玉璧牺牲之后，我在华蓥山上宣过誓，这一辈子再也不嫁人。”
好在他们各有一儿一女，看见两个孩子很合得来，便暗地里为他们定了婚。那一年，我父亲二十岁，母亲十四岁。外婆和爷爷同年，不知道是出于敬重，还是小了些月份，爷爷叫外婆“诗姐”。
已经是中共云阳县委青年委员的父亲，受外婆之托，将我母亲送进了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下属的“孩子剧团”。
女儿有了去处，外婆的日子却更加艰难。敌机大肆轰炸重庆及周边地区，一次，母亲在孩子剧团害疟疾发高烧，外婆接她出来看病，正遇上敌机大轰炸。娘俩儿刚刚挤进防空洞，一颗炸弹就落在附近，弹片削去了旁边一个摩登女人的半边脸，脑浆溅了外婆一身。
我的爷爷去世了。爷爷病重的时候，外婆正在老家发动群众，准备华蓥山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他们没有能够见上最后一面。
驻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为爷爷的丧事送来了花圈和一百块大洋，外婆主持了他的葬礼。墓地是爷爷工作的民生公司在江北的公墓。爷爷的死，对外婆肯定是个打击。她的一生有过两个男人，一个是我的外公廖玉璧，还有一个就是我爷爷――林竹栖（林佩尧）。外公对于她，是一棵参天的大树；爷爷则是她生命中一盏温暖的灯。
我父亲多次说过，如果爷爷能够活到解放，他和外婆一定能够在一起。有了爷爷的抚慰和温暖，外婆的晚年或许不会那么凄苦。
爷爷走得太早了，他才活了四十六岁。那时他在重庆卢作孚的民生公司任事务课长，同时还肩负着党内的秘密接待工作。知道的人都说，他是累死的。
1948年，华蓥山第三次武装起义正式打响，四十多天后在敌人的重兵围剿下失败。活着的同志退避到了重庆，特务们叫上叛徒和地头蛇，跟踪搜查，沿街抓人，还到监狱里去“指认共匪”。
外婆带家人退到歌乐山上一座废弃的学校里隐蔽下来，一家五口成立了川东临委直属的“家庭支部”，迅速开始了接待、掩护和营救同志们的工作。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经这个支部掩护下来的214名参加起义的同志，全部活着迎接了解放。可是，他们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组织的营救渣滓洞、白公馆难友的行动，却失败了。1949年的11月27日，渣滓洞、白公馆方向响起了密集的枪声，除了极少数的同志侥幸脱险，大部分难友被杀害，其中就有我的姑父陈作仪。
从1926年到1948年，外婆参加了华蓥山区的三次武装起义，到全国解放，这个家族里出了八位中共党员，两位革命烈士。
从我出生到外婆去世，我和她一起生活了九年。小时候，天天晚上为她“暖背”。在我的印象中，外婆身体不大好，有些怕冷，冬天总是带着一顶黑色呢帽。
重庆解放了，此时的外婆在重庆市妇联生产部工作。地下党的干部不受重用，像她这样1928年入党的老同志，也只能担任副职。部长是一位从解放区来的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外婆与那些从解放区来的干部们的最大矛盾，在于为人处世的方式。重庆一解放，各个基层党组织就郑重宣布：从现在起，必须和一切过去的“社会关系”割断联系，一切个人的活动必须在组织范围之内。紧接着，又要求干部“交代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反革命分子、其他政治组织……的关系”。可是，外婆一直都在复杂的环境中生存，她需要在朋友的帮助隐蔽下才能够战斗，而那些形形色色的人们出于对她的敬佩，给过她很多的帮助，现在她正忙于兑现自己的诺言，积极给予报答，帮助这些人解决工作，亦即生存问题。
重庆市委发出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计划》的通知，成立了以市委书记挂帅的领导小组。解放后的第一次“整风”开始了。外婆成了“整风”的重点。在很短的时间里，妇联开了多次大大小小的会议，对她进行“批评帮助”，平时那些很敬重她的同事，很快就“检举”出她的许多不合乎党性原则的举动，其
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和过去的“关系”划不清界线。
“批评帮助”飞快升级，提到了“阶级立场”的高度，矛头直指外婆最薄弱的环节：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外婆的反应也日益激烈。在苏联接受过正宗“肃反”教育的市委组织部长生气了：这个人如此没有阶级立场，还对组织上的帮助抱有这么大的抵触情绪，一定要处分，而且还不能是一般的处分，应该劝退出党！
外婆自然是不同意“退党”的。她在留下来的手稿中写道：“……自参加革命，（我）与反动统治封建社会斗争出生入死，幸而没有牺牲，我也没有犯过错误，组织对我是爱护照顾信任的。革命胜利了，我没有犯大的错误，组织（却要）将我一脚踢开，我还是在受压迫……”
若干年后，外婆的老战友蒋仁风给我的父母写信：当年是重庆市委书记亲自给他打电话，要他去劝陈联诗退党。蒋仁风还说，他对不起共同战斗过的陈大姐。为此，他向我的父母表示沉痛的歉意。
最终胳膊没有能够拧过大腿，外婆终于屈服于“组织决定”：同意退党。并且根据党组织“以后可以重新入党”的承诺，希望能在自己“改正”之后，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后来才知道：当年如果外婆坚持不写这份“退党申请书”，不但会在大会上被正式宣布开除党籍，永远不许重新入党；还会被“开除公职”，不予安排工作。这样的处理，远比那些货真价实的“阶级敌人”更严重――即使是对那些人，也得给碗饭吃。可见，外婆的“顽抗”，引起了有关领导怎样的恼怒。
外婆先被发配到民政局，再被发配到重庆市郊小南海金戒山的一座破庙里。这座挂牌为“第二妇女教养院”的破庙里，住着一群需要改造的“社会渣滓”，她们都是些和新社会格格不入的女人。外婆来的时候，好多人对于前途已经失望，她们发牢骚，闹事，拒绝参加学习和劳动，自己到附近农村去找“出路”，导致有一天，四十七名当地农民来教养院“求婚”……
长期颠沛流离的地下工作和刚刚遭受的政治打击，使得外婆身心交瘁，她已经是五十好几的人了，她很瘦，经常生病，依然努力工作，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嘉奖。到1954年1月离开教养院的时候，她被当地群众选为白沙沱区人民代表。
外婆刚来不久，教养院党组织就开始讨论她重新入党的问题，院长两次动员她写申请。可是外婆已经伤透了心，等到缓过气来，把申请交上去的时候，已经要离开这里，去医院治疗日益严重的肺结核病。党支部来不及讨论她的入党问题了。从那时起，她写下了四十二份要求重新入党的申请书。她一直在不停地写，毕竟她“同意退党”的前提条件，是党组织答应过她能够“重新入党”。
与此同时，“三反”运动开始了，一个曾经积极斗争过外婆的女人，三个月后也被开除了党籍，送到民政局“改造”。她来到破庙里，哭了三天。她说：
“陈大姐啊，我怎么知道他们整完了你，就来整我啊！”
外婆也哭，却沉默，最后长叹一声：“等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外婆没想到的是，这一等就是三十年。其时她早已经不在人世。
外婆住院治疗肺结核的时候，碰上了时任西南文联副主席的邵子南。邵子南拿着她的画去找市委领导，说你们看，陈大姐的画画得这么好，让她到文联美协当个画家吧。
外婆终于重新拿起了她钟爱的画笔。她不再画那些心怀天下的英雄，而是画起了花鸟，最擅长的是画蝴蝶。她笔下的牡丹大气优雅。在她的画室里，桌面上摆的是花，墙上挂的是花，笔下画的是花，外出写生簇拥着她的也是花。
我的父母调到离重庆不远的长寿湖狮子滩水电站工作。父亲是办公室主任，母亲是俱乐部主任。为了安慰外婆，常常接她去散心。
父母的好日子也不长久。1958年，父亲突然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消息传来，举家震惊。外婆专门去了长寿湖，见到了正在“劳动改造”的父亲，递上一罐他最喜欢吃的忠县豆腐乳，打开一幅专门为他画就的竹帘，竹帘上的观音菩萨含笑坐在莲花座上，上题“忘掉过去，笑谈人生”八个字。外婆对父亲说：“宁君在党校学习，想回来看你又不好请假，她叫我转告你，不管情况怎样变，她一定会同你患难与共。”“你不要难过，我受的委屈比你多。是红是白终会水落石出。”
建国十周年前夕，掀起了大写革命回忆录的热潮，外婆的革命经历再度红火。作协派了两个大学生为她记录口述回忆录，然后由我父母整理成初稿《华蓥风暴》，“文革”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韦君宜来四川组稿，决定由该社出版。多家电影厂闻风而动，打算将外婆的故事拍成电影。其中，北京电影制片厂由夏衍拍板立项，等拍完了《烈火中永生》，就拍陈联诗。这一切，都因“文革”化成泡影。
外婆于1960年7月23日因患淋巴癌去世，享年六十岁。
外婆去世后不久，一本名为《红岩》的小说出版了，领衔作者罗广斌说：小说中那个广受读者关注的传奇人物“双枪老太婆”，就是以陈联诗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1982年，重庆市委与重庆市妇联为陈联诗平反并恢复党籍。此时离外婆被“退党”，已经整整过去了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