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是1976年，是我记忆中最苦的一年。尤其到了开春后二三月间，我家几乎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榆树皮、烂红薯，我们都吃过，一个个吃得黄皮寡瘦、皮包骨头。母亲望着我们，常常唉声叹气。
那时讲阶级斗争，特别看重家庭成分。因爷爷是地主，土改时我们家的成分就划成了地主，全家都跟着倒了大霉。由于家庭成分不好，家里没有分到自留地，全靠队上分一点少得可怜的粮食。我们家有6口人，父母和我们兄妹4人，虽然父母不管晴天雨天都在地里干活，可分得的粮食还是不够吃，我们碗里经常是稀得见影的糊汤。面，很少吃；馍，半年都吃不上一次。有时，我们眼巴巴地望着别人家的孩子吃馍，望得眼睛直冒火。母亲是个很硬气的人，每当这时候，她就会把我们喊回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母亲下了狠心，准备把妹妹送人。
妹妹长得很机灵，虽然瘦，可一双圆圆的眼睛水灵灵地转着，一笑就露出两颗小虎牙，十分可爱。她很懂事，常提着篮子到田里扯猪草，帮母亲烧火。晚上，母亲和父亲下地回来乏了，她会端来一盆洗脚水。我们一家人都喜欢妹妹，就连隔村住的姑姑几天没见到妹妹，都要来看看。姑姑来时，总会拿几个煮鸡蛋或者蒸馍给我们解馋。妹妹自然是分得最多的。
姑姑那时已30多岁，嫁给姑父10多年一直没有生育，两口子一直盼望有一个孩子，眼睛都望花了。姑姑每次来总是一把抱住小妹就舍不得松手，仿佛亲不够似的。她经常对我母亲说：“我要是有小苗这么个乖女儿该多好啊。”这时，姑父也会在旁边打趣说：“想要的话，就给嫂子说说，把小苗送给我们算了。”说完，两人都眼巴巴地看着母亲，母亲忙调过头，装作没听见，忙别的去了。
姑姑又去逗妹妹：“小苗，跟姑姑回家好不好？”
妹妹偏着小脑袋，眼睛眨啊眨地说：“我要跟姑姑了，妈妈没有了女儿咋办？”一句话让姑姑、姑父都笑了，母亲也笑了。
随着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母亲终于硬下心来，决定把妹妹送给姑姑养。一天，她把我们4个孩子叫到跟前，红了眼圈，一个个望了一会儿，说：“喜欢吃馍吗？”
“喜欢！”我们都高兴得两眼放光，以为母亲要给我们做馍吃。
“你们姑父是老师，家里有馍有米有面，要是给你姑姑和姑父当孩子，就能顿顿吃馍。”母亲把姑父家的情况描述了一番，接着问姐姐愿不愿意给姑姑当女儿。
姐姐忙摇摇头，说她不吃馍，也不去姑姑家。
母亲看向我和二姐，我们都说我们也不爱吃馍，不去姑姑家。
小妹眨着大大的眼睛，想了一会儿，说：“我想吃馍，可不想离开家，舍不得妈妈。”
母亲听了，眼泪直流，一把抱住妹妹，拍着她的头，说：“妈妈没用，妈妈让你们受苦了。”然后抹着眼泪，让姐姐带我们出去玩。我们都高兴地跟着姐姐去院子里玩了，谁也没把母亲的话放在心上。
一个星期天，姑父来到我家。那天上午，我们吃了一顿平时很少吃到的锅盔。母亲把家里仅有的两个鸡蛋煮了给妹妹吃。妹妹坐在板凳上，一下一下地剥着蛋壳，把我们都馋死了。我们都围着妹妹，看着她手里的鸡蛋，眼里仿佛长出了舌头。妹妹很懂事，把一个鸡蛋剥开，吃了一半，然后让我们每人尝一点。
母亲不许我们吃，红着眼睛对妹妹说：“赶紧吃，吃得饱饱的，到姑父家去，给姑父和姑姑当女儿，以后顿顿吃鸡蛋。”
母亲话还没说完，嘴里还含着鸡蛋的妹妹就“哇”地哭了起来，喊道：“妈，我不吃鸡蛋，我不去。”我们急了，忘记了吃鸡蛋这回事，也都跟着哭起来，不让妹妹走。母亲更是眼泪直流，姑父和父亲都红着眼睛。母亲见妹妹哭得太伤心，害怕自己改变注意，忙对姑父挥挥手，说：“你们――就走吧。”
姑父挠着头，望了一眼母亲，接过父亲怀中又哭又踢又喊的妹妹，背着，走了。沉沉的夕阳下，远远地传来妹妹的喊声：“妈，我不去，我不去――”
母亲站在门外的大树旁，靠在树身上，呜咽着哭。母亲被父亲搀扶回房中，倒在床上大哭。我们也眼泪汪汪地围在母亲身旁，父亲坐在旁边一声不吭，“吧嗒吧嗒”地吸烟。
大概一顿饭工夫，突然听见外面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接着一个人一头撞进来，是姑父。他满头大汗，十分着急地说：小妹丢了！
“丢了？！”我们都很愕然地望着姑父。姑父红了脸，好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
原来，姑父背着小妹走了一段路，上厕所时把小妹放在路边，告诉小妹在那儿等他，等他从厕所出来一看，路上早没了小妹的人影。姑父喊了几声，也没人应答，他心里就慌了，就近找了一会儿，又问了几个人，都说没见过孩子，姑父便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我家。
母亲一听，急得大哭起来。还是父亲沉得住气，说不要急，或许是藏在哪儿了，让我们赶紧分头去找。我们分成几路，一边喊，一边寻找，包括刺架、山洞、沟渠，都一一钻进去看，从太阳落山找到月亮升起，都没找到人。一个个都垂头丧气地聚在村口。
母亲坐在大树下悲痛地哭着，边哭边喊：“苗苗，快回来吧，妈妈再不把你送人了。”她嘶哑的声音在山里一声声回荡，可就是不见妹妹的影子。
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我们还是先回去，吃了饭再打着火把来找，没有亮光，怕不行。”我们一个个都无精打采，扶着哭哭啼啼的母亲往回走。
回到家，做饭时发现家里没有柴火了，母亲让我去抱。我家的柴草都放在屋子的后檐下，避免淋雨。一般情况下，我们晚上都怕到那儿去，因为黑黢黢的，很吓人。
那晚月光很亮，月色照在后檐下的柴堆上，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我走到柴堆前，刚准备抱柴，突然听到柴堆里有声音，吓得转身就跑。
父亲和姑父听了我的话，都睁大了眼睛，忙打着电筒，拿着木棍来到柴堆前，果然听到柴堆里传出细微的“哧哧”声。
我们几个孩子睁大了惊恐的眼睛，靠在母亲身旁，生怕柴堆里跳出一只狼来。父亲一手拿着木棍，一手伸过去，一下子掀开上面的一捆柴草。明亮的月光下，柴草堆中躺着一个孩子，是妹妹！
妹妹已经睡着了，眼睑上还挂着眼泪，嘴高高地噘着。母亲轻轻走过去，抱起妹妹。妹妹大概白天太累了，睡得很沉，梦里还说：“妈，我不去，我再也不馋嘴了，再也不要吃馍了。”
母亲一把紧紧地搂住妹妹，一声声说道：“苗苗，妈再不把你送人了，妈再不把你送人了。”
第二天，姑父准备回家，临走前，对我母亲说：“嫂子，孩子就不要送人了，日子再苦，大家帮衬一把，总会熬到头的，不要让孩子受委屈了。”姑父回去后，下午就和姑姑一人背了一袋粮食送过来，靠着那两袋粮食，我们熬过了那个青黄不接的春天。1978年分田到户，我家也分到了土地，从此再也没有挨过饿。
30多年来，我们家的日子虽然一天比一天好，白米细面已成家常便饭，可我仍忘不了1976年春天的那件事。我想，那些年完全是亲情让我们度过了饥荒。亲情，有时比粮食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