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上海还有它霓虹灯下的另一面——作为中国最大、最国际化也是最危险的城市，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比上海更适合成为秘密间谍战的发生地了。上海的富庶和鱼龙混杂使其成为野蛮的经济利益之争、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阴谋、暗杀的战场。
二十四层地狱
当时的上海仿佛是陷于战事的西方世界的缩影，同时又成为了欧洲难民的远东避难所。这里聚集了各种身份复杂的人，从而汇集成别具一格的场景——“白”俄与“红”俄将他们相互之间的刻骨仇恨从母国带入上海，远在异国他乡却仍厮杀不休；德国商人在德国花园总会忠实地庆祝希特勒的生日，却沮丧地发现，在上海他们的人数已被逃离纳粹迫害的数千名说德语的“非雅利安人”难民超过；高高在上的不列颠“上海居留民”与富有的塞法迪犹太大亨们擦肩而过；韩国黑帮、菲律宾音乐家、赌场老千、扒手和各类诈骗犯在上海也如鱼得水。不同国籍的娼妓在国际大饭店、和平饭店等地勾引游客，或者在其他公开或不公开的风月场所勾引各国海员和军人。
极力保持优雅姿态的上流社会社交圈和下层的劳苦大众，奢华与赤贫，虚荣与污秽在上海的土壤里共生共存。在仙乐斯夜总会，这个城市第一个装配空调的高级社交场所，英国大班、青红帮大佬与其妻子或情人一起在午夜翩翩起舞。门外，身着制服的俄国门卫，身上佩戴着从虹口市场论打买来的假徽章，自封为前沙皇将军，不时驱赶阴魂不散的残疾乞丐。在其他一些中下等的舞厅、酒吧和“会所”，白俄“舞娘”和中国“歌女”们成排地站在门口招揽生意。据统计，上世纪30年代中期的上海，每13个妇女中就有一个以卖淫为生。
一名美国传教士如是说：“四十八层摩天大楼组成了上海，大楼的下面却是二十四层地狱。”
苏玛里“公主”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了解一下流亡的苏玛里“公主”。她究竟是谁？她真是印度公主吗？她为什么来到上海？
苏玛里公主确是印度帕蒂亚拉邦末代土邦主的家族成员，据帕蒂亚拉邦土邦主的回答，她的确是这个家族的一员，“她有可能是我的女儿，因为我一共有23个女儿。”苏玛里“公主”曾经嫁给印度国家铁路局的高级官员但不久后离异。有传言说她是女同性恋者，而这完全与印度传统背离，因此被土邦家族驱逐。麦孔将调查报告做了绝密封存，副本交给上海的英国情报机构代表哈利•斯特普托，同时，苏玛里和她周围的人继续受到英国情报机构的监视。
她身上充盈的东方神秘气质，举止的优雅，让她在社交场的明争暗斗中战无不胜，男人们只要见过她一面，鲜有不拜倒在她石榴裙下者，连酒店大堂的男侍者也对这名女客人过目不忘。
当然，苏玛里之所以引起英国情报机构的注意，决不仅仅因为她可疑的身份和层出不穷的花边新闻，环绕在她身边的人物，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她的朋友——米奥里尼医生、厄本医生和德贝里埃统统都是轴心国的间谍。
苏玛里和她的圈子只是众多的亲日派政治阴谋团体之一。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多面人“尤金•皮克船长”，此人拥有多重身份，行为乖张莫测。“皮克船长”也只是他的众多名头之一，和“欧万斯先生”、“科林治医生”这样的称谓实质上并无大异。
多面人皮克船长
“皮克船长”原名艾夫根尼•科耶夫尼科夫，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在俄国军队中服役，后来他自称曾11次被德军俘虏但每次都成功越狱。1919年至1922年间他在莫斯科陆军军官学校和音乐与戏剧学院学习，毕业后供职于苏联驻阿富汗和土耳其大使馆，任陆军武官。1925年，皮克随苏联军事代表团来到中国，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为共产国际在中国开展工作。1927年，他将共产国际的机要情报出卖给英国情报组织，皮克绝对不是个忠于英国王室的国家特工。这个兜售情报的多面间谍在向英国政府收取了丰厚的报酬后，又瞄准了山姆大叔的腰包，与美国财政部长的第一桩情报交易，他就轻松赚到了2000美元。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滩，皮克绝对算得上是一个人物。他既是远东大剧院的老板，也是戏剧、歌剧和芭蕾舞演员。在那段风光的时间里，他最为人熟知的名字当属尤金•霍文斯，这是他的艺名，也是他无数个名字中风头最劲的一个。二战后，美国情报机构的一份报告中形容他一方面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优秀的语言学家；出色的演员；文笔流畅的作家”，另一方面是个“能力极强的谋杀犯、特工、叛徒和军火走私贩。”
1937年秋天，“八•一三”事变后，英、法、美、意驻军与日本协定划分在上海的驻军范围。皮克开始为日本海军情报局的上海办事处工作，他聚集了一批外国人，专门从事针对英美等国的反间谍行动，搜罗了大批西方情报提供给日本人。
1940年，皮克在日本度假期间结识了日本军官大谷稻穗中佐，此人后来成为海军情报局驻上海的总负责人，同时也是皮克的幕后老板。也许皮克此人注定就是一个带着无数张面孔的演员，倒在西线战场上的俄罗斯士兵是他，将苏联共产党人送入日本法西斯魔爪的也是他；在上海舞台上表演《胡桃夹子》的是他，操纵黑社会打手绑架良民走私军火的也是他。
且看他的手下笼络的是一些什么人——长号手内森•拉比（真实身份是芝加哥黑帮的职业杀手）、上海滩上最臭名昭著的日本流氓头目、俄国前海军官员迪波特（皮克的忠实随从）、敲诈勒索的老手弗拉基米尔（日本宪兵和盖世太保的线人），还有十几朵掩人耳目的俄国交际花。皮克的地下情报集团总共40几人，这帮人为了共同的目的而来，在日本人的庇护下，只要有利所图，任何人都可以被他们收买和出卖。
暗战渐酣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同时对英美宣战。一小时后，中国时间12月8日清晨4点，日军向美军驻守在上海黄埔江上的“威克”号和“北特烈”号劝降，负责劝降的就是皮克的日本后台大谷稻穗中佐。“威克”号成为二战中惟一向日军投降的美军军舰，后被日本海军征用，改名“多多良”号。而另一艘军舰“北特烈”号的舰长斯坦福•波金霍恩少校当场拒绝，于是被日军击沉，成为在上海黄埔江上惟一被击沉的外国军舰。舰上18名船员，6人殉职，多人重伤，3名获救上岸，其中2人被捕，仅一人士官詹姆士•卡宁在逃。日军向英国政府驻上海联络处施压，英方负责人休•科勒只好三番四次发布公告，劝降卡宁。但卡宁化名“崔斯先生”，一直潜藏于上海。又有人传说他辗转逃到了重庆，在接下来的四年间和国民党政府合作，从事无线电情报工作。
苏玛里的朋友迈米奥里尼“医生”发达了起来，为了储财，他订做了一块金砖，谁知道这种露富的行为引起了德国人的警觉，他被怀疑同时向蒋介石政府出售轴心国的情报，不久，奥里尼“医生”暴毙在上海一家医院。后来发现他生前曾一度钻研中国的毒药，死后尸体又由纳粹集中营的法医解剖。这一切不由得人们怀疑此人的死与盖世太保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当然，那块沉甸甸的金砖，随后也不翼而飞了。
另一个重要人物——赫尔曼•厄本“医生”，和轴心国的蜜月则较为长久。他曾在浦东的难民营当了两年多卧底，为日本宪兵搜集情报。
皮克本来被判杀人，即将服刑，但依靠大谷稻穗这个强硬的后台，他在珍珠港事变前一个月就被释放，开始为日本海军情报处服务。在接下来的三年半时间里，上海进入了更加黑暗的沦陷期。
1943年4月，皮克和苏玛里这两个外国间谍团体突然结成了联盟，联盟是以苏玛里和日本人高见守彦的联姻完成的，这场婚礼仿佛德、日轴心国盟约在上海的缩小版。高见守彦像苏玛里一样炮制了自己“欧洲伯爵”的贵族身份，事实上他是出生在纽约的日裔医生，持有美、日双重国籍。而新娘子苏玛里“公主”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重婚者，因为她从来没有和自己的印度丈夫正式离婚。然而，就是这样两个人，在上海国际大饭店公开举行了盛大的婚礼，来宾囊括了上海沦陷区几乎所有的达官贵人和政界要人，德国、日本高官，俄国逃亡贵族、汪精卫政府要员，统统盛装出席，一派“大东亚共荣”的景象。
间谍的末日1945年9月以前的上海，仍处在黎明前的黑暗，但战争发展的方向显然不可逆转，日本的统治已经接近崩溃。苏玛里私人酒会的宾客名单，越来越多地出现了陌生的美国名字。她多次公开宣布自己被高见守彦的背叛深深伤害，同时频频与帕蒂亚拉邦的印度家人联络，请求他们给予自己经济支援，要脱离上海“这座悲惨的城市”。二战结束后，她的行踪已经不可知，1946年时有人曾见过她，这个命运多舛的“公主殿下”称自己准备嫁给一个美军军官并移民美国。这是关于她的最后消息，此后，这个上海滩著名的社交皇后销声匿迹。
而“尤金•皮克船长”也没有善始善终，他拒绝了自己的“上司”和“恩人”大谷稻穗从日本军部私自挪用了一百万日元，拒绝了在日本经营俄国俱乐部的邀请，转投了美国人的怀抱。在这条变色龙的职业生涯末了，他还是被美国政府遣送回了上海，接受国民党政府的审判。不过这个情报场上的老油条轻易就利用美军反谍队重获自由。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撤退前夜，皮克逃到台湾，并打算继续以共产党问题专家的身份取得蒋介石政府的一官半职，但最后在台湾政府的内讧中失势，被关押于台北监狱。
历史的一页早已翻过，从和平饭店望向黄浦江，外滩已不再是英法领事馆和日本宪兵部进行拉锯战的场所。无论是公开的对抗，还是复杂的地下斗争，所有盘根错节的人物关系，都被战争的洪流冲洗得干干净净。那场发生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具有国际性质的上海秘密战，连同显赫一时的人物们，终归流失在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