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嘉励：专职田野考古，业余从事杂文写作，既为个人抒情遣怀，也为考古工作者与大众之间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的连接
站在历史长河中看事物，就像看一个又一个的故事，或有头有尾，或有始无终。考古发掘工作，也就是讲述一个地方、一个地点兴废沿革的故事。
这个发掘地点，是明清金华府文庙正前方的泮池所在，距离金华府衙以西约150米。府署衙门占据金华子城相对中心的位置，子城本来是唐代以前的金华城，五代吴越国王钱槿在子城外加筑了一圈城墙，形成内、外城的结构，外城称“罗城”，内城便是“子城”。
明朝人开凿泮池，大概发生在明洪武年间或稍晚。据说，宋代的文庙也在附近，只是规模不及明清，可能还没有泮池，更不像明清文庙那么制度化，全国各地套用一张“蓝图”，无论发不发掘，我们都能把金华文庙的平面布局猜测到八九不离十。
掘地三尺的明朝人，肯定已经挖穿了六朝时期的地层。根据我们的考古发掘，泮池地下出土有若干两晋南朝的砖瓦和瓷片。所以，我常说，城市考古除了“平面找布局”，更要“纵向找沿革”——我们脚下这一块土地的历史沿革。这说明，文庙的地下正是六朝旧郡的遗址。不过，明朝人恐怕不会关心这些，他们只是要在大成殿的正前方，挖掘一口半月形的池塘。
在古人看来，这口池塘之于文庙的风水至关重要。江南地区的明代墓地，前端通常也开凿有半月形池塘，比如大画家吴昌硕在老家安吉鄣吴的明代祖坟、今日温州的椅子坟都有类似的“风水池”。据说天地之间的“生气”“乘风而散，界水而止”等，会在遇水的地方聚集起来。文庙的泮池，造型既与墓地类同，功能亦当近似。墓地风水只关乎一族一姓的命运，而文庙之于城市风水至关重要，左右一地的文运兴衰。只要条件允许，明朝人一定会把文庙安排在城市的东南。金华子城，正是城内东南区域一块规整的台地。
在考古工作者看来，这块台地的形成和拓建过程，是认识金华城市早期历史的重点。当然，古人一定不会有类似的问题意识，他们更关心衙署和文庙的风水，保佑本人升官发财，冀望本土的进士老爷，多多益善。
1905年，满清废除科举，文庙丧失了象征的或现实的功能。民国时期，文庙改建为新式的金华中学。我们在泮池遗址以东发现的校舍遗址，以巨大的条石作台基。不知何故，新式校舍偏离了泮池所在的中轴线，叠压在东侧的另一条轴线上。
庙学合一的“文庙学宫”，既是祭祀孔子的地方，也是官办的学校，通常设置“左学右庙”两条轴线：庙的主体是大成殿和殿前的东西两庑，供奉孔子和先贤先儒；学的主体是明伦堂或讲舍，为学官讲学和生活之所。民国校舍的地基下，叠压着三个不同时期的“学宫”道路。年代最晚的道路位于最上层，路面最宽，以块石铺设，甚至砸碎学宫中的碑刻，用以铺路。有一通残碑可辨“乾隆五年”等字；另一通的碑额上镌刻有“重修明伦堂碑记”字样。
根据地层叠压的早晚关系判断，“毁碑铺路”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大规模建设中学校舍前夕，即在科举制度废除后不久。何谓“斯文扫地”？这就是。
1975年拆毁大成殿，撬除泮池石板，并填平了这口半月形的池塘。文庙的地面建筑，至此荡然。
我们重新挖掘开来的泮池，里头填满了垃圾，煤渣、砖块、玻璃瓶，应有尽有。毕竟距今不远，见证人尚多，在我工作期间，他们跑来现场讲故事，描述拆毁泮池的场景，多与遗迹现象吻合。比如，泮池的栏板拆卸后，做了教学楼地下的排水沟。
如此掩埋四十年，忽如一夜春风来。如今，“国学”复兴，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正当其时，大家认为，再也不会有比重建文庙更具有象征意义的工程了。因此，我奉命前来工作，考古发掘揭示的泮池遗迹，据说将会成为日后重建文庙的依据。假以时日，全新的泮池必将重新崛起于新文庙前端的这个地点。
这就是城市东南区域、方圆两三千平方米的地点，最近六七百年来发生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