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指数：★★★★
作者：王立胜
出版社：济南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7月
作者简介：
王立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智库常务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论坛理事长、主席，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推荐语：
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并非真知，恰恰是因为它是熟知的”。这本书同时以学者和官员的视角审视和分析现实问题，真正地将理论放置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从而发现了理论的破绽，也真正发现了实践距离理想目标的巨大差距。这样，理论和实践都同时找到了发展的方向。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田克勤
书生做事追求讲道理，官员做事追求行得通，有时候二者的贯通不太容易。这本书既把道理讲透了，又把问题讲通了。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委员、研究员季正聚
这本书围绕“社会基础”概念展开。
19世纪以来中国社会问题的实质，是一个超大型农民国家在实现赶超型的外生型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诸种社会矛盾的总和。传统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是由乡土性质、儒家伦理、宗族组织、乡绅力量和国家意志几方面的综合作用而形成的，形成了特定的农民与农民个体之间、农民与农民组织之间、农民及农民组织与国家之间的稳定的连接关系与模式，这是中国传统政治与社会体制长期保持稳定状态的社会基础。
近代以来，这种社会基础受到强烈的冲击与破坏，随着以西方模式为导向的现代化过程的展开，分散小农与国家之间、农民与市场或者资本之间的关系始终处于无法化解的紧张状态之中，不能够实现良性的对接，农民不能够在保证自身基本福利的前提下支持国家的现代化战略。近代以来进行的所有社会改造和革命的努力都可以视为解决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过程。而实践方式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基本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建构以及现代化道路的现实走向。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将农民间的连接关系、农民个体与国家的连接关系以及由农民个体经由特定的形式组成的农民群体与国家的连接关系模式作为影响中国农村现代化发展方向、模式和形态的重要因素，并以“社会基础”概念来概括这一组关系模式。相应地，我们也可以把调整和改变这种关系模式的努力称为“社会基础再造”。
任何一种社会理想目标的实现，必须有相应的社会基础相对接，而在我国市场化条件下的农村现代化实践中，迄今为止的社会基础并不能与实际上的发展目标相契合，由此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方面，在发展模式和路径上要实现与社会基础的契合；另一方面，要再造社会基础以实现与总体目标之间的对接关系。
在这本书里，我从把握农村地区诸种社会关系模式和社会连接模式出发，力图揭示中国农村现代化的根本含义。
一方面，新时期国家已经不再具有控制全部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因而也就失去了按照自身的逻辑规定农村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能力，依靠单线的方式，无论这种方式脱胎于革命的理论，还是渊源于西方的经验，都不可能在合法性的层面上完全解释农村现实，依据这种理论和经验创造出的简单化的政策体系也就无法解决农村地区复杂的社会问题。
因此，国家必须重新定位自身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必须在确定现代化发展道路，制定具体经济社会政策时，充分考虑这种道路和政策在“嵌入”农村社会时，在遭遇农村社会各种复杂关系体系时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并且将这些问题作为制定宏观战略时极其重要的参考因素。这要求国家不再追求某种“纯粹”的、标准化的理论预设和政策系统，而采取更为务实的态度，构建更具弹性的政策框架，不断地吸纳和整合农村社会本身所具有的各种积极因素，使之转化为国家意志和国家制度的一部分。这样，在保证国家低成本治理效果的同时，基层国家建设也就更为有力地展开，国家的力量将更进一步地深入基层，近些年来国家不断从农村撤出的局面将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另一方面，分散的小农无法支撑任何一种现代化发展战略，既无法保障自身的福利，也不能支持国家战略的有效展开，在市场化改革面前由于无能为力而会产生越来越强的抵触情绪。这就要求农民之间必然要以特定的方式紧密组织起来，以一致行动的名义，而不是以农民个体的名义与国家和市场进行对接。这需要调动各种资源，包括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观念，包括基于契约基础上的市场意识，也包括基于传统价值的联系纽带。
市场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希望像曾经有过的那样，或者以宗法礼教，或者以革命理想，以一种方式一揽子地解决所有的问题是不可能做到的。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必须介入到农村各种关系资源中去，作为主导的力量和因素协调其他的因素，而不是试图“官退民进”，也不能指望以自身的性质完全改造和淹没其他因素的性质。在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在农村金融活动中，在农村地区社会秩序构建过程中，在农民观念的重新塑造过程中，都在反复提醒着这种现实主义态度的极端重要性。国家通过吸纳与整合民间的资源与积极因素而进一步增强对农村基层的控制和指导能力，农民经由国家的指导而利用各种有效资源形成密切的连接关系，并以这种集合体的形式与国家实施良性互动，国家战略与农民福利也就得到了较好的结合，国家与社会之间也就能够达到较为协调的关系状态。有了这样的现代化社会基础，那么，正如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都反复强调的那样，就能够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全力推进中国农村现代化的顺利实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实现“两个加快”，即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本书的题目和主旨与这个要求非常契合，“社会基础”概念和研究路径，应当可以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研究的独特视角。
[本文摘自《中国农村现代化社会基础研究（修订版）》一书前言，内容有删减，标题为编辑所加。]
编辑：牛绮思美编：孙珍兰